1627年，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了历史舞台。登基伊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右翼蒙古土默特、蒙郭勒津、永邵布、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帝并不在意——哗然又如何，尔等还敢犯我天朝乎？
但战火很快就烧起来了，1628年6月，大同受到蒙古军攻击，军民损失数万，连大同也险些失守。而率领蒙古军的，不是土默特等部的首领，竟然是曾经明朝的盟友—林丹汗。 林丹汗怎么了？莫非疯了不成？不错，此时的林丹汗被暂时胜利的虚火烧得已经接近疯狂了。
从西迁开始，林丹汗便没有丝毫的手软，没有派使者，没有劝降，在他的心中，对付同宗同源的土默特等部的手段，只有一个字：打。1627年4月至7月，扫荡蒙郭勒津部，回归到元上都所在地；10月，攻克土默特统治中心库库和屯城，土默特顺义王朴什图出逃，其兄弟鄂木布、色令等投降；11月末12月初，歼灭蒙郭勒津部主力，“默尔根汗”白言及儿子仅率800人出逃；1628年正月，攻掠永邵布部；3月，击杀顺义王朴什图的叔叔五路黄台吉。不到一年，西部右翼蒙古诸部被林丹汗秋风扫落叶般击溃，西迁的步伐出奇的顺利。
而除了收服各部外，林丹汗西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获得右翼诸部占有的与明朝互市的利益，不料自己刚征服各部，明朝皇帝却停了市赏，林丹汗自然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崇祯元年的大同之战，便是对崇祯皇帝的警告。
既有内部农民军的如火如荼，又在辽东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实在没有力量再全面和北方的强敌交战。骄傲的崇祯皇帝无奈，向五朝元老，此时已经八十三岁，总督宣大军务的王象乾问计。这位老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计策：“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于是，在明朝的安排下，1628年九月，土默特、永邵布、鄂尔多斯三部联军在艾布盖河与林丹汗展开会战。林丹汗大获全胜，各部四散，鄂尔多斯归顺。明朝的以夷制夷之策破产，经过此役,“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
1629年，后金的攻势愈来愈频繁，对林丹汗的策略又失效。经过激烈辩论，明朝决定恢复市赏，与林丹汗议和。右翼各部或逃或降，明朝也在军事压力下恢复了互市。军事上，经济上林丹汗的收获是空前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再巩固一下到手的成果，便可以和后金正面交锋，夺回自己的尊严。这看似凯歌频传的喜剧，却是悲剧高潮的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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