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和纪传体史籍
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历史书籍的重要体裁之一。纪传体以人物为记载中心，其创始人是我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其代表作为《史记》。其体例分为：“本纪”，以叔帝王，兼排比军国大事；“世家”，记诸侯封国、开国功臣、特殊人物；“表”，用以谱列年爵、事件及人物；“书”(后史皆改为“志”)，记载重要典章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列传”，记述将相功臣、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及外国。这种体裁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主体，是全书的中心，全书虽有五种体例，但核心是纪、传，故该体以此得名。
纪传体之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产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根据史学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文字以后，人类记事的最简单形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因此，编年记事成了最早的史籍编撰法。墨子所言“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与孔子所得“百二十国宝书”(《史记正义》引何休语)以及流传下来的《春秋》、《竹书纪年》都是编年体史籍。这些编年史一般都是简单的大事记，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和社会制度，后人读起来也费解，所以，东汉桓谭曾批评《春秋》过于简单，“是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可知也。”(见《新论·正经篇》)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左传》虽然由大事记撰史方法改为编年叙事，内容比较详细，但仍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司马迁之前，曾出现过一部《世本》，其体例有帝系、姓氏、居、作、世家、传、谱，司马迁据以再参考《国语》、《尚书》等先典典籍的编纂特点，创造了纪传体。纪传体的创立，扩大了记载历史的范围，丰富了史籍的内容，也推动了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司马迁在其《自序》中尝自比孔子，说自己的著作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范晔也曾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后汉书·班彪传》)这些都表明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和发展先秦史学成就的结果。就其史学编纂造诣，刘向、扬雄称赞说：“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可见，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对史学的重大贡献，他被誉为“良史之才”是当之无愧的。
纪传体产生也是时代的需要。《史记》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并非偶然。从孔子到司马迁，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由割据到统一、由乱到治的历史时期，在此时间，秦始皇首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汉武帝时，这个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面趋于成熟，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空前繁荣、空前强大。纪传体这种包罗宏富、体制博大的纂史体例正是时代特点在史学方面的反映。尽管司马迁遭受到汉武帝的极刑之辱，但是，司马迁歌颂封建帝王、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宗旨是没有改变的。其父临终遗言嘱托他继承父志，写一部表彰“海内一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见《太史公自序》)，反映了司马谈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愿望。应该说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指导思想与其父志完全相同，他在《自序》中写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这里的中心思想是说，天上的群星朝北斗，幅条绕车轴，人间的中心是帝王，群臣作为股肱相辅佐。这种“帝王中心论”，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是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史学领域的必然反映。这种“帝王中心论”正是历代帝王选择纪传体编撰正史的根本原因。由于帝王的垂青，由于纪传体本身的特点，纪传体正史取得了史界的主流派地位，流传久远，竟与封建王朝相终始。纵观全部纪传体正史，无不深深打上“帝王中心论”的烙印。
用纪传体撰写的史籍根多，但并非所有纪传体史籍都被承认为正史，而有正史、别史之分。正史一词，首见《隋书·经籍志》，即由皇帝钦定或官方批准的纪传体史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叙文所说：“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清代经乾隆皇帝“宸断”的正史，人们通常称为“二十四史”。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曾下令批准柯劭忞撰的《新元史》为正史，因此，又有二十五史之称。民国初年，清史馆编撰了《清史稿》，因有违碍民国言词与思想，明令禁止发行，后虽有重修打算，因“七七”事变而受阻。到一九七七年，才由中华书局整理标点，正式发行。从《史记》到《清史稿》共计二十六部正史。
所谓“别史”，即未被钦定的纪传体史籍，目录学家们称之为“别史”。“别史”之名始于《宋史·艺文志》。《四库总目》云，别史即正史别支，“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重要的有；宋代王偁的《东都事略》、郑樵的《通志》、谢启昆的《西魏书》．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陆游的《南唐书》、梁廷柟的《南汉书》．陈正源的《宋史翼》、叶隆礼的《契丹国志》，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查继佐的《罪惟录》，徐鼒的《小腆纪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到近、现代，纪传体史籍几乎绝迹，今人用纪传体写史的，仅有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一书。
从纪传体正史的修撰情况看，可以分为私修、官撰、奉敕私修三种，其中私修为数较少，而且最后也需要官方认可，才可以入正史。编修正史，东汉以后，形成一种制度，每一个新兴王朝都要为前一个王朝写史，一律遵循“国可亡史不可灭”的习惯法，编修正史。修史所据史料，主要是前朝起居注、实录、官府典章、文件档案等等。每个王朝的皇帝言行动止，军国大事都由史官记录，称之为起居注。实录是根据起居注编成的，其体裁属于编年体，本纪主要根据实录写成。一个王朝灭亡后，这批资料由后一个王朝作为战利品妥善保管，以备修史。唐代以前，多以个人之力撰史，唐太宗时建立史馆，聚集人才，以宰相监修，由此变为官修。帝王如此重视修史，完全出于吸取治乱兴衰经验的需要，以图从中寻求新王朝治国安邦之道。对新王朝统治者来说，为前一王朝修史，也是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名教、道德并以此维护新王朝社会秩序的重大措施。司马迁在《礼书》、《乐书》中指出：“治上安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唐太宗也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正史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研究正史的兴趣。对正史的研究反过来对正史的演变，发展又起着推动作用。这里有必要对正史研究成果做一简要介绍。
首先是注释，考证。注释以“前四史”、《晋书》为主，《史记》注释以兰家注为代表，裴胭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冠于众家之注。《汉书》注家较多，东汉至南北朝有应劭、服虔、韦昭等二十三家之多，唐颜师古集众家注，作《汉书注》，唐至清又有六十七家注《汉书》，清王先谦作《汉书补注》，为集大成的注本。《后汉书》注释，有梁刘昭、唐章怀太子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则在诸家之上。《三国志》注释，最杰出的当推刘宋裴松之注，裴注采用一百四十多种史籍及有关史料，注文可分补阙、备异、惩妄，辨论四个方面，资料份量超过原文三倍，裴松之堪称《三国志》的功臣。《晋书》有吴士鉴．刘承干合注的《晋书斟注》，姚铭恭的《晋书繁注》。除上述几家注释之外，其他正史均无注本。关于考证正史的著作，清代最为发达，成就最大者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张元济的《校史随笔》。考证一史者为数也不少，清梁玉绳、王念孙、崔东璧，今人陈直先生皆有所发明，日本人龙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也是考史佳作之一。
第二是补史。重点是表，志的补作。正史中纪传表志齐全者十种，有志无表者九种，无表无志者七种，即使有表有志的也“未尝无瑕可指”。因此，后世史家纷纷补作表志。一般说来，志难作亦难补，江淹曾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樵也认为：“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通志·总序》)补志虽难，却很有价值。顾颉刚先生说：“表之为用，不仅旁行斜上，而在乎钩玄提要，志之为用，亦不惟整齐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终。”他又说：“正史中之表志，于典章之沿革，人事之变迁，各尽其贯穿综台之任务，使读之者对于历史现象有整个之认识，则更为此资源中之真精实髓。”(见《二十五史补编．序》)补史之作大致有三类：有补作，如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有校正，如王启元的《史记月表正讹》；有考订，如姚振孙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补史的全部成果已汇为《二十五史补编》，是正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第三是系统评论正史。成就较大者有范文澜的《正史考略》、徐浩的《二十五史论纲》，另外，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以及其他史部要籍解题著作，对正史也有较系统评介。
第四是研究正史的有关工具书，如《史姓韵编》、《二十四史传目引得》、前四史的《注释综合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传记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不列传人名索引》，近年来中华书局又陆续出版各史的人名、地名索引，现已出七种。
为了系统整理正史研究成果，中华书局已开始出版《二十四史研究资荆丛刊》，已出版的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等。这套丛刊的问世，必将进一步推动历史遗产的研究。
关于正史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宋元刻本，已不多见，只有少数几家图书馆有收藏。明刻本有南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毛晋汲古阁刻本，简称汲本；清代有武英殿二十四史刻本，简称殿本，金陵五洲书局刻本简称局本；一九四九年以前，还有同文书局石印本、集成图书公司印本、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石印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珍本、百衲本等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二十四史标点本，集注释、校刊之大成，可称最佳版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关于纪传体优劣，前人已有许多评论，我国杰出史评家刘知几指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期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其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清代文史评论家章学诚对司马迁、班固奠定的纪传体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文史通义·书教下》)成为藏往知来的史学名著，其编撰体例成为“后世不祧之宗”。章氏又指出，纪传体到后世便僵化起来，失去生气。他说：“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因此，章氏提出变革史籍编纂法的主张，近代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他还严历批评《汉书》以下诸史，以帝室为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成为纪传体最严重敞病。然而，梁氏又说：“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记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中国历史研宄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他所理想的史籍，实际上是会通古今的章节体。以上诸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纪传体利病得失，各有精辟之见。笔者认为，纪传体最大优点是分门别类记载人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等重大制度，系统保存了古代文献，便于后人从各个方面查找史料。其最大缺点是不能概括历史全过程，看不出所史进程的原委、因果关系。就是说，分门别类记事有余，综合概括不足。作为历史遗产。今天仍有学习、研究之必要，也是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必读之书。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价值来说，也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今天固然不必大张旗鼓地恢复这种编写形式，但是，为了繁柴史学，百花齐放，可以吸取纪传体的某些优点，搜集资料、编写历史，也可以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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