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明朝祖制，有明一代外戚难以掌握国家权力。穆宗死后，李贵妃升格为太后，但着实朝中无人可以依靠，而高拱确实太过于盛气凌人。李太后、冯保、张居正都不满于高拱的专权跋扈（不一定是不忠），三方达成默契，罢免高拱，形成新的政治平衡。万历即位时，张居正48岁，李太后27岁，张居正可以说是太后的父辈人，俩人欣赏与尊重是有（也有互相依靠的亲人的感觉），但其他的绝对没有。
继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之后张居正终于爬到了大明的权力顶峰，成为内阁首辅。一路走来几经沉浮，作为亲眼看到，亲身经历那些前辈从熠熠生辉到暗淡无光甚至消亡，深知朝堂之上步步惊心，大内之中皇权莫测。做为一个受道德文章浸润的帝国高级知识分子，如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同时又不失修身自洁，相信张居正也曾苦苦冥想，这是一个随时随地放在他面前的选择。
如何能让自己的万历新政得以顺利实施，做为首相首先取得皇权的信任是必要的。而当时万历还小，李太后做为监护人和皇帝一起入住乾清宫，在那里，在那期间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的同意才能颁布。张居正是文官系统的一把手，但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
李太后是一个无意间卷入执政漩涡的人，是一个无意从事政治的人，而历史机遇把她推上了舞台。张居正当然也知道这点，他根据李太后的特点，也做出了一些明智的决策。新皇帝登基，老皇帝的后，妃要重新封赠封号，若李贵妃升晋为皇后但其封号要比先帝的陈皇后降一级，其实就是比陈皇后的“皇太后”前面少几个字而已。但现在皇帝监护人就是其生母李贵妃，大内已传出话来那意思是想和陈皇后一样待遇，可这种事下发到礼部，那些官僚当然以祖上没先例拒绝。张居正指示礼部尚书吕调阳一定要办妥这件事，在他的干预下，颁诏书后，陈皇后变成了“仁圣皇太后”，李太后是“慈圣皇太后”，李太后看到自己的身份和陈皇后平齐了，非常高兴，认为张居正会办事，愈发对他信任了。
张居正和冯保（剧照）
这类事还有很多，李太后信佛，但印经书，造佛像，施舍银子都要花钱，她私房钱不够用。张居正既不能又不愿从国库里拨钱给她，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宝和店划归李太后名下，这宝和店是皇室采购中心，本来就是属于皇产，这样只不过把皇帝的钱转到了太后手里，既解决了太后的开支问题，又不违反张居正的财务政策。李太后又感到张居正帮她解决了问题，为她着想，更对她信任有加。
李太后在五台山建了座庙，落成典礼的赞颂文章是张居正写的，首辅写文章歌颂太后，像那种马屁文章那李太后还是觉得蛮滋润的了。类似李太后的事，只要能想办法不破坏国家财政，不给国家朝廷带来实质性影响的事，张居正都特别卖力，办得特别快。张居正处处有原则地迁就李太后，实质上是换回她作为皇权代表对自己改革的支持。而事实上，从大量史实记载来看也是如此，他们之间一个作为中枢，一个作为实际掌控，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一定不能忽略他们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论及张，李二人时无论如何是少不了他的，没有他，宫里的意向，真实想法，母子二人的动态张居正是不清楚的。没有他，张居正的建言，文官系统的模棱两可，有时母子就得不到合理正确的解释和有效传达。
而和冯保如何搞好关系，形成共识，这一点都不比和李太后搞好关系来得容易。张居正若像海瑞一样嫉恶如仇那是无论如何无法和冯保相处的。幸好张居正认识到冯保的重要性，一旦得罪他就会失去自己和太后，皇帝的纽带。所以张居正对冯保就多有牵就，在整治內廷开支问题上，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睁一眼闭一眼。另一方面冯保也不像前朝王振，王瑾，后面魏忠贤那般十恶不赦，也能约束部下，顾全点大局。
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有理有节地讨好李太后，有变有通地迁就冯保，牺牲自己的清高，甚至还赞美他们，选择与他们合作，为的是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支持。单纯做好官清官，和冯保划清界限，回绝李太后的要求，那就不会有完成他理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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