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中笑
作家夏衍在他的小说《上海屋檐下》，作家王安忆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都对上海民居的石库门住宅有过详细的描写。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石库门的笑声》，都对石库门有过展示。石库门这种中西合壁的居住形式，伴随着上海的近代化与城市化进程，有着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那么就让我们随着他的饱经风霜的岁月风雨去追寻一下吧。
上海曾经是一座港口城市，但外国列强早已对它垂涎三尺，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在坚船利炮威逼之下，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此开启了“现代化历程”，石库门里弄住宅便是其特色的产物。石库门是西方在上海开辟租界的结果，但并非是其直接产物。租界一开始是作为外国列强的“居留地”，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1860年一1862年，太平军进军上海。许多地主富商到此寻求避难，带来人口增数。外国商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在上海租界建造了一批木板房供其居住。1870年租界工部局以容易引发火灾及瘟疫等安全考虑，取缔木板房，于是一种砖木结构的名为“石库门住宅”的民居形式出现。最早出现的是1872年英租界地域中的“兴仁里”。而杨浦区杨树浦路上的石库门，“润玉里”始建于1922年，“怡德里”始建于1926年，“长发里”始建于1929年，“仁兴里”始建于1931年，“依仁里”始建于1929年，“华忻坊”始建于1921年。
石库门从建筑形式与内部结构来说，他脱胎于传统四合院，其基本建筑单体为中国式，但内部设施、布置、装饰等同时兼具中西文化审美情趣。他的元素一般有过街楼、天井、晒台、前楼、门头、客堂、厢房、亭子间、灶披间、外墙、山墙、阳台、老虎窗和其他门窗，不论是中国原生传统建筑元素，天井、前楼、客堂等，还是西方建筑独有的老虎窗、阳台等，都呈现出中西合壁之生活情态。
作为百年来一直存续于上海时间最长，总体规模最大，居住人数最多的民居形态，石库门承载了千百万近现代上海市民的生活起居、繁衍生息，也孕育了独特的居住形式与日常生活风情，成为上海市民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库门中的居住窘境长期存在一一有人世代生活在这里，原先的一家三口，变成五口、六口；父子两代变成了祖孙三代；原先的一幢石库门中有四五户人家，随着岁月的增长，变成了六七户，甚至更多。上海市区里三代同室或两对夫妻同室的住房困难户仍有十万户以上，30岁一39岁的大龄未婚青年为12.7万人，这是20世纪80年代未的统计。因此在石库门人家中，最常听到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评价是“拥挤”。
就笔者而言，当时居住的杨树浦路依仁里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仅有19.2平方，居住面积只有12.5平方的小三层阁，三口之家窝居于此。若老家来人，要么我晚上不睡其中，要么借住附近的三星旅社，打地铺更是平常的事。
如此紧凑的居住环境也经常出现在文艺作品里，从民国时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有展现。如在1936年洪深编写的《新旧上海》，在同一时期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电影《乌鸦与麻雀》，20世纪90年代潘虹、刘青云主演的《股疯》中都有反映。艺术来源于生活，这真切地反映了上世纪石库门居住条件的尴尬与无奈。因此尽管住房拥挤紧凑，而造成生活矛盾不断，如本来一幢石库门内各家各户合用一只电表、一只水表，费用均摊，但每家每户的消费必然有所不同，均摊势必影响公平性，于是乎索性分而治之，家家各安装自己的水、电表，即使在厨房间里亦用自家电灯照明、自来水龙头淘洗，每家皆自觉各用水电而心安理得，很少有“偷盗”别人家水电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居住在弄堂的居民大都秉承着日常生活之契约原则，并逐渐衍生出来一种平衡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精打细算的展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人们对于居室环境的要求日益增加，装修之风开始盛行，石库门中亦不例外。这些装修不只是简单地修修补补，更重要的是对房间布局的合理规划及对其中生活设施的高标准要求。调房也体现了弄堂居民的灵活性和适者生存的性格。20世纪70年代，尽管大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好，但比较起来总有差别。在各有所需的现实条件和渐为宽松的国家住房政策的社会环境之下，交换住房一时成为沪上较为热门的行为。起初，调房还在比较小的群体范围内进行，只有熟人介绍，个别成交。后来有调房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专门的调房市场。如此生存智慧，也只有在上海这样拥挤紧凑的生存居住条件下才能催发和生长。这也许就是今天房产中介公司的前身吧。
言及里弄街布局，一般人皆能想到支弄、总弄的格局布置，极少有人关注其“外铺内里”之空间布局。外铺内里就是其中最为特殊而普通的生活日常。
外铺内里，顾名思义为铺子面向街巷，里弄为内里；里弄小区的第一排房子面向马路，其一层的客堂间作为商铺使用。仅以杨树浦路原来的七重门石库门为例：紧靠杨树浦路的石库门，下面开着许多商店，如：照相馆、药店、绸布店、文具店、钟表眼睛店、五金修理店、鞋店、烟纸店，等等，而房上面和房后面皆是居民住宅生活的房子，百货商店鳞次栉比。石库门这种有库门的传统里弄住宅建造越来越少，新式里弄等形式愈加盛行，无一例外的临街一排房子都采用了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的设计形式，体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将商业活动渗透于居民生活的特征。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弄堂图书馆”，我曾经在静安区宝山路的石库门弄内看到，其实就是用门板拼成的。开市时把两扇板展开，收市时把门板合拢，专卖连环图书的书摊。书摊还各有一、两条长板凳，大人和小孩围着这些书摊买书、租书或者看书。我也光临过不知多少回。茅盾曾在文学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差不多每一街角，每一门口，每一工厂附近，都有这两扇门板的'图书馆’……我也知道，上海并没有完备的公共图书馆，现在我更知道确有此种'通俗’的街头图书馆，并且还撒下了异常紧密的'阅览网’呵！
石库门弄堂经常可以听到吆喝声叫卖声，比如：“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此种叫卖声，多出现在晚上8时以后，听到“笃笃笃”的敲竹声，居民就知道卖糖粥的人来了。此刻，住在楼上的居民伸出头来叫着：“等一等，买糖粥。”而楼下居民拿着锅碗直接出门。那挑担的卖粥人会停下来等候。有时也会出现“人来疯”现象：一家去买，家家都去买，一家不去买，家家都不去买，弄得挑担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有段顺口溜说得好：“春夏秋冬流转，一年四季敲不停，吃碗桂花赤豆汤，冬暖肺腑夏凉心。”
石库门弄堂中的喝茶馆、听说书、电影院戏院、搓麻将、听广播、看书报、游乐场也非常盛行。就像小说《长恨歌》里所写的：“每间偏厢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王琦瑶家的前客堂里……收音机是供听评弹，越剧，还有股票行情的，波段都有些难调，丝丝拉拉地响。”这些描写都体现了在上海弄堂市民生活中，收听无线电广播已经作为茶余饭后休闲娱乐，收集各种信息的一个工具。
石库门弄堂中还盛行许多儿童游戏，比如说：扯铃子、跳橡皮筋、套圈子、打弹子、抽陀子、顶核子、掼结子、等等。弄堂是儿时从事各种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里生活过的上海人几乎都有同小伙伴们一起在弄堂玩耍嬉戏的经历，男孩子多参与一些较为粗犷的游戏项目，而女孩子则较多参与文雅细腻的游戏项目。这些都使得整个石库门弄堂文化气氛趋于大众化，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弄堂市民文化形态。行文至止，让我想起儿子曾经在弄堂里与小伙伴们玩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目前上海石库门建筑大部分分布在本市内环线之内，尤其是靠近黄浦江与苏州河沿线，多数与二级以下旧里所在区域相邻或混合。比如杨浦区的杨树浦路的七重门石库门便坐落于黄浦江沿线一带，其中有许多二级旧里以下的旧宅。不容忽视的是，曾经养育了千百万上海人的石库门正走向老化、衰败、甚至消亡。就像风独残年的老人，渐渐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首先，从建筑物质形态来说，石库门这种建筑形式在上海面临着被拆除，被改造和被更新等各种命运。其次，最重要的是，即便在尚存的石库门民居中，由于居住其中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其间精神内核即生活习俗部分或面目全非，或荡然无存。上海人对石库门的关注与保护运动亦从未停歇。在开发商的推土机轰鸣声中，亦不乏有民间人士与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这种社会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现在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已有了成效。比如，杨浦区杨树浦路的石库门在改造中正在得到保护。目前正在改造中，道路两边的旧宅遵循“道路让位房子，留住城市记忆”。相信，将来我们一定能目睹重新修缮改造“修旧如旧”的精神家园。
上海石库门里弄房屋是中西文化、百年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深厚的东西文化内涵和中西合璧的文化特点，不仅表现出中西建筑文化特征，而且也有很强的上海民俗的味道。城市与文化遗产是共生的，城市因为拥有了文化遗产而更加有文化底蕴，更加显示个性和魅力，文化遗产得到城市的涵养而更好地保持，就使得城市更加妩媚。保护好城市的文化，其实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上海要成为卓越的世界城市，它最吸引世界的是上海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包括石库门里弄房屋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貌区。
今天，我们既要反对随意拆除石库门里弄房屋，但更要关注仍生活在居住条件已非常差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内的居民，应当加快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只有找到这种共赢的交集点，才能让城市内既有生气勃勃的新建房屋，也有百年沧桑、旧迹斑斑的保留建筑，这才是一个城市应有的景色和情怀。
（本文在撰写杨树浦路七重门始建年代时，得到了阎式松老师的热情帮助，在此，特表示万分感谢！）
石松龄，笔名(网名)景中笑。1965年11月生人，现在上海铁路局星克公司工作。爱好文学，曾在上海铁路分局文学艺术联合会从事文学创作。曾与朋友们办过几个文学社(沙龙)，办过文学刋物。
来源：“上海情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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