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95弄（作者：毛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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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95弄

毛尼娜

                         

以下原来是上外校园网校庆征稿的校史故事，在这里，我略微增加了一些内容。里面的提到的都是校内教职员工的名字，请大家见谅。

在校庆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我住了22年之久的95弄里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我家于1958年从铁路对面的学校“二部”搬至东体育会支路95弄，时至今日，搬离这条弄堂已经长达42年了，在其它地方也居住了不短的时间，可是如果夜里做梦，时常会觉得睡在4号的老房子里，真的好奇怪，脑海里忘不了的只有95弄！

95弄里有1号到9号，85%以上的居民是“外语里厢额宁（人）”（当时模范村居民都是这样称呼在上外工作的人）及家属。据说95弄的两幢住宅楼房，是属于日租界时期日本人所建。每个门牌户二层楼都有日式榻榻米可以互通。1号—7号是面对面的两幢三层楼房，朝南的4号至7号二楼的后房间均带有一间小阁楼，就是日本人置放榻榻米的卧室。厨房卫生间至少是由两户人家合用；8号是伫立在弄堂口的二层小楼房，俨然像座小岗楼。9号是学校自己盖的独立成套的家属楼。这是我家搬进去时的情况，听说1958年以前9号是来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们居住的寓所。

 谈法英阿姨和我们

如今想起来，我家所住的4号底楼的二居室，可能在整个上海滩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南北两间房间由木板相隔，中间留有一扇门的宽度相连，两间房间都缺一只角，曾经是取暖壁炉所占用的位置。四面八方不是门就是窗，光说门的话，我家除了北面没有门，东、南、西面都有门，而且朝南的是由一排4扇木制结构组成的玻璃长窗。这两间四面通透的房间最大的好处就是冬暖夏凉：冬天，只要有太阳，上半天前面整间屋子撒满了温暖的阳光；夏天，东南风习习掠进…，有一次我听到“吱——”的声音在持续地作响，我还以为家里进了什么活物，立刻爬上床站立在上面紧张地查找：原来，是风吹进糊在木板上的纸张缝隙中发出的声音。夏夜里，偶尔会有长得似老鼠墨墨黑的蝙蝠闯入我家，我是最害怕蝙蝠了，它进来后东飞西撞的，甚至有时候会躲在窗帘后面。这房间也有坏处，尽南面是一排长窗，开出去就是三级石头台阶，也就是室外弄堂了，曾经遇到过深更半夜突然有人敲门的咄咄怪事。当时我在外地务农，父母亲随学校去郊区了，只有年幼的弟妹两人在家，把他俩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们弄堂里，除了我父亲毛信仁以外，还有6位也是学校的第一期学员，他们是王燕浪、郭倩、朱纯、戚雨村、麦毅强，浦允南；二期学员：陈青（曾经当过志愿军翻译）、宋志春。9号里曾经住过：金昔明葛因夫妇、周一光、韩坤李为冰夫妇、麦毅强、吴乃敦刘良芳夫妇、戚雨村、狄兆俊丁贵珠夫妇、周文慈、潘绪年（也 当过志愿军翻译）、刘玉麟徐亚男夫妇等。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附近的东体育会路小学读书，我和王燕浪儿子、陈青儿子、潘绪年女儿是同班同学，不知何故，戚雨村女儿没分在我们（1）班。

我父母称呼吴乃敦为“阿敦”，而我小时候一直叫他“矮凳叔叔”，因为听起来上海话里的“阿敦”与“矮凳”发音是一样的，长大了才知道自己叫错了。在这里，还得提一笔：妈妈离休后不久便罹患恶疾，当时担任工会主席的阿敦叔叔，给予妈妈很大的帮助。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人员的住房来了一个“大调动”：原来是两大一小的房间被压缩至一大间加一阁楼；居住在9号里的几户居民得从独立套间中让出一间，其中会画老虎的汉语教师一家干脆被扫地出门，搬进了空间逼仄的两间亭子间。我家也遭遇了：一天，住在1号里的陈姓父子俩携带皮卷尺，在我家拉开皮尺丈量房间，不知道是因为房间的门窗实在太多不宜放置家具呢，还是他们动了恻隐之心，测量后就没有下文了，使我家躲过了这一大劫。时过境迁，我咋从来没想到应该向这位陈师傅深鞠一躬，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呢？

再过几天妹妹就要跟随姨妈去重庆了，在9号前面留个影吧！

在这几年里，9号陆陆续续搬进了六对夫妇（他们是陈爱宝、王益康李瑞华夫妇、朱圣鹏王小英夫妇、洪丽华、沈龙官、虞泉银），他们就入住了被让出的一间，或者是两对夫妇合住一个套间。在他们中间，我意外地发现了我仰慕已久的一位大姐姐：漂亮的脸庞上有一对似外国人的多褶皱双眼皮下的大眼睛，微带黄色的头发，梳着两根齐肩长的辫子，然后是用天蓝色绒线扎的有点卷曲的辫梢，我在学校里看见她总是在当外国人的陪同翻译。十多年后我得知她是李瑞华老师。八十年代，这里还住过穆国豪张宝珠夫妇，张老师的童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的英语发音特别标准，曾经录制过中学生英语教学磁带，并在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电影中为潘虹饰演的李彤作英语配音（我有幸在现场）。

1970年妈妈被分配到化纤五厂去“战高温”，同去的还有陈爱宝、丁贵珠、柳震。他们就和厂里的工人一样，做“三班倒”。当时陈爱宝已经有了女儿文文，妈妈就像贴心的大姐姐那样照顾陈爱宝母女，陈也经常到我家来串门，记得一次妈妈还摆了一桌圆台面，招待陈夫妇（我顺便也请了一位发小）。他们这“高温”一战，就是七年，直到1977年才返回学校。

我们弄堂里最风光就数陈青家了。抗美援朝结束后陈青转行到了外贸系统工作，并且常驻香港。早在70年代，他家就拥有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了，真让弄堂里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而留在我耳畔的却是陈青爱人缪洁君阿姨呼唤其大儿子“＇老虎＇契（吃）饭咯—！”，几乎整条弄堂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还有，我们4号二楼冯玉律老师的女儿芬芬，才二、三岁的小小人儿，一边坐在痰盂上，一边大声唱着3· 3 2 3 1 1 7 6（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插曲，并且是准确无误的谱子。她长大后当了幼儿教师，可能和这天赋有点关系吧）。另外，听我小妹妹说，在我去外地务农的几年里，我弟弟的理发技艺大有进步，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头发长了都喜欢叫弟弟帮他们剃头，爸爸为此事大为恼火，而他乐此不彼…

以上只是文革时期的一些琐事。现在，追溯到早在六十年代前期所发生几件事情吧！

那是个夏天，我还没上小学。有一天，三楼一个阿姨把我叫到二楼的厕所里，说她家少了几块钱，问我拿了没有？当时我好害怕：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是去她家玩过，但是这钱放在哪里我都没见着！她一直追着问着我，并且还翻了翻我圆领衫的小口袋。我说，我没拿。最后她说，警察叔叔用手电筒照你的眼睛，就能照出来的！我心里想：好呀！真的要是用手电筒照我的眼睛，手电筒也知道我没拿她家的钱。我回家后也没对爸爸妈妈提起这件事。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这家男主人“嘭嘭嘭”地敲打着我家的门，嘴里喊着“老YP，阿拉要到派出所去报案了！这两个小宁长大后是黑是白就清楚了（另一个指其女儿）。”他简直就是个凶神恶煞，爸爸妈妈再怎么解释也没有。

有一次，爸爸骑着脚踏车经过４号自家门口，我的一个同学迎上去就是“老YP！”三个字脱口而出，脸上还露出笑嘻嘻的得意样子，我当时的心就像被人用刀子戳了一下… 因为宪宪妹见我老是被人欺负，有一天，在弄堂口便和那个同学打开了嘴仗，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妹妹穿着妈妈自制的红黑格子的娃娃衫．．．。

接下来说点其它事吧！

下午，放学了，我在弄堂里跳橡皮筋。但只要听到“尼―娜，快点回来呀！”宪宪的呼唤声，我立马会“蹬蹬蹬”地跑回家里，然后乖乖地干家务活，因为爸爸即刻就要到家了。如果他回家后看到你没在干活，就会找茬训斥你。平时，我们外出回家后首先要看看爸爸的脸色，如果他表情平和，我们心里就松了一口气，反之，你就自觉地找活干吧。记得有一次宪宪弄丢了一只雨鞋，爸爸一踹脚把她踢出有三米远！

这都是文革以前发生的事了，至于在文革中遇到的那些揪心事儿，不提也罢。

1967年2月5日，上海的天空中飘着喜庆的气球，下面挂着彩带：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到处还有人在散发传单。那天，也是宪宪从重庆回来的日子，我也去北站接她了。因为文革，全国各地几乎都停课闹革命了，闲着也是闲着，姨妈就让她回上海和我们团聚了。这年夏天，我们坐在弄堂里乘风凉的时候，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听着身边妹妹的歌声。我记得，她最爱唱的是“三红”：“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红珊瑚”。

在9号前面留个影吧！

后来，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68、69一片红… 最后，我又回到了95弄。

想想也真是，我们居住在含有“体育”两字的路上，弄堂里还真出了两位世界体坛上的人物呢！3号里总务处周恒淦的儿子周明（小妹的同班同学），是国家游泳队副总教练，他曾经培养出庄泳、杨文意、乐静宜、沈坚强、蒋丞稷等不少游泳名将，其中庄泳、杨文意都夺得了世界冠军；而陈爱宝第三个孩子叶冲，真的像其名字一样，冲出了中国，冲出了亚洲，成为世界花剑冠军！

如今，原来居住在95弄的第一、二期的学员都已故去，六、七十年代搬进9号的小青年也都搬离且已退休。95弄给我带来过快乐，也带来过痛苦、屈辱。往事如烟，一切应该过去了。这条弄堂早在24年前就被拆迁，荡然无存了，但是它却还是深深地留在在我的记忆中不肯离去。

父母亲的结婚合影

谨以此文纪念于去年12月30日去世的同桌、邻居、插兄“飞刀王”先生。

修改于2022年12月28日

作者简历

作者毛尼娜，曾经是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知青。回沪后在广中街道模范村担任居委干部，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