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盛学昌：大师风采——朱熹：理学的高峰与书院的兴盛（九）

理学兴盛，书院繁荣，这的确是南宋的社会现实。

白鹿洞书院礼圣殿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理所当然会得到朝廷的认可。早在北宋徽宗崇宁以后，程颐的理学就被禁止了25年之久。朱熹的理学虽然比二程的影响大得多，但他并没有获得比二程更好的命运。朱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仅没有享受到理学被官方认可的荣耀，相反地，他和他的理学一再受到来自朝廷的打击。先是在淳熙五年(1178)，御史谢廓然和秘书郎赵彦中相继攻击程学，对朱熹的理学进行迂回攻击;接着是淳熙十年，以宰相王淮为首的政要对朱熹的“道学”展开车轮战。当时，朱熹任浙东提刑，因弹劾宰相王淮的亲家、台州知州唐仲友，得罪了王淮。王淮通过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攻击朱熹的“道学”是“欺世盗名”;又通过御史陈贾当面向孝宗告状，说朱熹的理学是“假学以济私”，请求孝宗摈弃勿用。朱熹于是被解职。淳熙十五年(1188)，兵部侍郎林栗因与朱熹政见不和，学术观点相左，弹劾朱熹，说朱熹剽窃张载和程颐，“不学无术”，是“乱人之首”。宁宗庆元元年(1195)，即朱熹逝世前5年，爆发了一场波及朝野的反理学(即“道学”)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导源于内廷的权力之争，但对理学打击非常严重。当时，朱熹的朋友赵汝愚任右相，独断专行，压制外戚韩胄。韩胄痛恨这位从前的盟友，意图报复，并想取而代之。于是，经过周密部署，韩胄指使赵汝愚的政敌李沐，向孝宗告赵汝愚“自居同姓，数谈梦兆，专政擅权，欺君植党”，韩说赵汝愚将祸及朝廷，危害社稷，于是孝宗将赵汝愚罢免。太府寺臣吕祖俭上书请留赵汝愚，并论不应罢黜朱熹和彭龟年，得罪了新右相韩胄，也遭贬谪。太学生杨洪中和左正言刘德秀上书请留赵汝愚，同样遭到韩胄的残酷迫害。韩胄将这些不合心意的人统统贬谪到边远之地，并且还将他们一概斥之为“伪学”。在随后的6年中，不仅那些同情赵汝愚或者对理学和朱熹有好感的人遭到迫害，连《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也被列为禁书。赵汝愚于庆元二年服药自杀，吕祖俭死于筠州，朱熹被落职罢祠，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由于朝廷以道学为逆党，读书人被搞得人人自危，“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至别其非党”，一场内廷党争，竟然演化为一场可怕的讨伐理学乃至儒士的文化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鹅湖书院讲堂

朱熹的理学原本势力不弱，他的学生和同情者也称得上是浩荡之众，可是在铁腕政治面前，他们显得非常脆弱，完全不堪一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学的失败，更不意味着理学的终结。政治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机械的力，有时候还是一种盲目的力，来得迅速，去得迅速，变化得也迅速;文化的力量则是一种自然的力，像野火烧不尽的青草，在春风的吹拂下就可再生，像冬日里被坚冰封冻的河流，在夏日里必然要汹涌。韩胄死后，朱熹就被诏赐谥文;不久，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南湖书院月梁

朱熹的理学和朱熹本人终于被朝廷平反了，他的“心性论”理学也慢慢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这就更加鼓舞了朱熹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士气。他们在书院建设上和朱熹理学的研究与传播上就更加卖力。不仅如此，他们也开始像朱熹当初对待周敦颐那样，大量修建祭祀朱熹的祠堂，或者修建纪念朱熹的书院，如紫阳书院就是一个类似濂溪书院那样的纪念性“连锁店”。朱熹也就从民间的理学大师，变为官方认可的理学宗师，又从理学宗师再变而为文化与教育之大圣和尊神。朱熹的这种被偶像化的历程，可以看作是朱熹自己创造的那种宗教性文化礼仪病的延时发作，也是周敦颐圣化和神化历程的一次戏剧性再现。这种戏剧性事件在后来的理学传播中又不断地被翻演。到王阳明时，再一次达到偶像化戏剧的高潮。

岳麓书院御书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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