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强烈的批判性。王阳明继承陆象山的心学，通过对朱熹知行分离观的批判和对圣凡两极观的批判，破除了这尊统治者心目中的至尊偶像。
朱熹曾说:“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又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朱熹不仅从一般认识论角度，强调必须知先行后，而且从实践角度和方法论角度，强调先知后行，因为不知而行，只是愚妇莽汉之所为;朱熹也反对知而不行，认为知而不行，知本身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王阳明却认为，这种知行分离观，对于道德修养中的践履躬行是非常有害的。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因此他坚决主张知行合一，对知而不行的空谈说教作出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与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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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认为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是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性。万物皆归于理，人类更是如此。人的本心靠近天理，就趋于善;偏向人欲，就趋于恶。人有圣凡之分，本心纯粹是天理者，即是圣人;本心充满人欲的，便是凡人，即普通大众。圣人的任务是指导和教训凡人摆脱人欲，接近天理;普通大众的任务就是听命于圣人，修养去人欲的功夫。王阳明反对将心理二分。他认为心即是理，心即是良知，因而，良知就是天理。良知是不假外求、与生俱来、不学自有的，也是人人皆备的，并且是不分贤愚的。他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也就是说，在人世间，不存在朱熹所说的两类处于极端的人——圣人和愚人，从本性上说，所有人都一样。王阳明的心学显然是一种市民哲学。他这种对人性的尊重，受到当时民众的热烈欢迎。
其次是张扬个性，尊重自我。王阳明这种新的人性观，消解了朱熹的贵族式圣人观，为大众确立了一种新的人格模式和价值体系。圣人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类人的专利，因为良知人人皆有，只要你获得了同等的接受教育的天赋条件，只要你能够致良知，你也可以做圣人。王阳明甚至提出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以泛圣论对抗精英式圣人观，体现了他学术思想的平民化色彩。另一方面，王阳明心学也充分鼓励民众张扬个性，自尊无畏，因为良知在我心，圣人也在我心，只要坚持静默修养，持之以恒地保持去心灵之蔽，求心之本真，就完全可以从心所欲”。
第三是心学与身学的统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认知与实践的界限，但是，如若从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一生跌宕官、学的历程，正是对他的知行合一理论的践履躬行。他在军事上、政治上、学术上乃至教育上，都达到了令当世和后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自身的学说与自身的实践的统一方面，在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方面，他已成为人们活生生的楷模，这就使他的学术思想本身带上了若干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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