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佛光寺

读过一本关于“唐物”的书，书中：“1897年日本对全国古物开始普查，在奈良发现了距今1300多年的木构建筑～法隆寺（建于607年）。

这时在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唐木构建筑实物的记录，曾有日本学者对外宣称，“中国大陆已经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需要看唐构，只能去京都奈良。”

在古代，建筑房屋这些土木工程活动被称为营建营造，而营造之术历来又被视为“匠人之术”，施工要诀仅凭师徒口口相传，罕有文字记载。

1919年，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鈐，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书，手抄本的古书《营造法式》，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关于中国古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著，书由北宋掌管建筑的官员李诫奉旨修编。发现《营造法式》后，对古建筑充满兴趣的朱启鈐如获至宝，但这部“天书”却无人能破解。

1925年在美国宾大学习建筑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破译这部书成了梁思成梦寐以求的愿望。

1930年在中华基金和朱启鈐个人资助下，一个以专门研究中国建筑为宗旨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1931年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法式部主任，那么要破译中国古建筑的未知从何开始？

中国建筑是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它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梁思成从清代建筑入手，从北京掌故的老人和老工匠那里，一点一点地触摸古建筑的奥秘，1934年梁思成出版了一部专著《清代营造则例》。

最早对中国建筑投来关注目光的学者，是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建筑师钱伯斯（1723---1796年），他到中国旅行后写了《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后来瑞典学者喜仁龙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法国学者沙畹的《华北考古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德国学者鲍希曼的《中国建筑艺术和景观》，这些图书对梁思成的研究提供了帮助，重要的是拍摄的照片让梁思成感到时不待我。

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描绘世界建筑体系中主干是希腊和罗马建筑，以及由此派生的体系，而中国和日本的建筑不过是旁枝末节，于是日本学者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艺术史、建筑史，1925年被日本称为建筑学之父的伊东忠太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写作。

近代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的后盾，故研究古建筑一定要作建筑实地调查与测绘。然而，中国古代的木建筑属于罕有的珍奇瑰宝，上世纪三十年初，中国考古在西北部发现了距今近两千年的汉代木简，这让梁思成先生相信，在某个寂静的角落，一定会有唐代木构建筑屹立不摇。

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然而军阀间的兵戈之争却依然未熄，恰在那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一边是此伏彼起的枪炮和硝烟，一边是正在展开的建设蓝图。

在兵来匪往的荒野中，非常不和谐地行走着几位背着测量仪器考察古建的学者。

1932年春，中国营造学社第一次古建考察，在河北蓟县发现一座辽代木构建筑 — “独乐寺”，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经梁思成察证，“独乐寺”重建于公元987年，早于中国当时已知的最古木建筑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五十一年，这座辽代建筑为梁思成破译《营造法式》开启了一扇窗口。

（独乐寺）

在到达山西的应县木塔时，梁思成写到：“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又是一座辽代的木建筑，应县木塔建于公元1038年，作为纯木构塔为海内孤例。

（应县木塔）

1937年夏，梁思成再次到山西考察，这趟晋中之行，梁思成带着法国学者伯希和在他的《敦煌图录》中留下的一丝线索，即敦煌六十一窟所描绘的唐代山西五台山地区“大佛光寺”壁画，希望能按图索骥。

五台山不是一座山，而是山脉的地理概念，五台山的“台内”，指的是以台怀镇为中心，由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环抱而成的区域，而五台县以及周边的区域合称“台外”，“佛光寺”就建在位于五台山台外南麓。

在险峻的山路上足足走了两天，梁思成先生一行到达台外的豆村，那是黄昏时分，夕阳在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 — “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

梁思成先生用“咨嗟惊喜”形容进入大殿的心情，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辨，但它会是迄今最早的木构建筑吗？

梁思成先生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中：“斜坡殿顶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尘有几寸厚，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工作几天后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

他们终于发现了刻在梁下的重要文字，证明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年间（公元857年），佛殿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唐构，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关于现存“佛光寺”的“东大殿”始建时间，相传公元478年，北魏孝文帝路经此地时，佛光显现，瑞相万千，于是当即命人在此地修建佛堂三间，以资供养，“佛光寺”由此得名。

而佛光寺的重建据载，是唐宣宗让僧人释愿诚“特许修营佛光寺”，我们所见的东大殿就来自于此次重建。

重建大殿的资金来自于一名姓王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与唐代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共同布施建造的。殿内梁架底部有墨书题记“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梁架底这两处题记与殿前经幢刻文“……都送供养女弟子宁公遇”  “大中十一年十月建造”，正好相互印证，并明确了东大殿的建筑年代。

佛光寺内建筑群分布在三级高台上，由低向高分别是照壁、天王殿、文殊殿、香风花雨楼、东大殿、祖师塔。

“东大殿”坐东朝西，在佛寺的最东边，前面是高坎，背后是凸峰。大殿所在的平台是古人将山体部分凿开而成的高台，殿后的山岩下层有一种叫“五台山绿岩”，也就是最早的陆地岩石之一，得是远古时代吧。

这一相比，突然觉得千年大殿也不过是倏忽一瞬，但对于人间来讲，这千年一瞬又早已是沧海桑田了。

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典型唐代建筑。

与大殿的工作人员也聊到了“前廊”这个话题，因为佛光寺的现状确实是“不出前廊”，五间都装配有唐代门板，尽间是槛墙与直棂窗，这样的布局是否唐代就这样？还是后改的？因为参看过唐代殿阁的图，大殿就是“前出廊”的。

依据工作人员讲，东大殿在元代有过一次较大的改动，就是正面门窗与外墙的外移。原来的板门与窗墙在内柱的位置，内外柱之间是一条“前廊”，这与同时期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相似，后来为了扩大礼佛空间，才外移并封闭了“前廊”。

唐招提寺的金堂

“前廊”的空间处于内外之间，上有屋檐，但与周围环境相通。可惜现在没法体会有“前廊”的空间意境了，好在唐代的木门仍然敞开，等待我们感受扑面的唐风，听古人凿石建寺的故事。

迈入“东大殿”的唐代木门，佛坛中央为三尊主像，正中释迦跌坐在须弥座，袒右肩，右手作“触地印”，释迦旁为迦叶、阿难两弟子站立像。

左侧弥勒佛垂足而坐，作“无畏印”，脚下有莲蒂。右侧阿弥陀佛结跏跌坐，双手作“说法印”。旁边胁侍菩萨面容饱满，身体向前微倾，腰部微弯，腹部微起，这与敦煌的塑像很相似。

左侧还塑有骑象的普贤菩萨，旁有两尊胁侍菩萨，前方是韦陀与童子。右侧是骑狮的文殊菩萨，同有两尊胁侍菩萨，最前两端是护法天王像。

这些高大的塑像林立在佛坛之上，营造了出神入化的佛国世界，站在佛坛下，想到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考察古建时，见到这样的佛国世界是怎样的奇妙感觉。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回到有“前廊”的年代，日光一定正照在佛菩萨脸上，或许还能洒落在礼佛人的身上。

在佛坛之外，沿两边山墙以及后檐墙壁前，有“五百罗汉像”，是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补塑的，现存261尊。

东大殿虽然没有留存大铺壁画，但可以见到散落的小壁画，最早的可追溯到唐代，之后宋、金、元、明、清也都留下了印迹，遗憾的是普通游客只能看到小部分壁画了。

请教工作人员后，终于找到了高高在上的壁画位置，大门对面的前槽北次间外侧拱眼壁内，看到了一幅像是墨迹的《弥陀说法图》和一幅以青绿为主的《卷草图》。《卷草图》图案非常有动感，这与之前在莫高窟看到的卷草图案很相似，这两幅都为唐代壁画。

 “五台山佛光寺”内能看的内容太多了，相信每一位去过“佛光寺”的旅行人，都会对佛寺的古朴大气留下深刻印象，就单纯说到直观感受，也让人非常愉悦，若稍微了解一些历史和古建，更会发现这里藏着太多宝贝了。

几年前因一场大雪没能走进“佛光寺”，只能止步于太原，这里交通确实不方便，这次从大同包车过应县往忻州到豆村，内心像是朝圣，终于到了“大佛光寺”，或许这座稀世之宝的唐代木构就是不能轻而易举的见到。

殿外有两位游客在讲，“北方的庙宇建筑沉稳大气，历史感厚重”。是啊，春夏秋冬的时光对于这些古寺而言，仿佛弹指之间，它们就像一位历经千载岁月洗礼的老人，任时间流淌却稳稳屹立在大地上的某一处，自带高雅、宁静而安详！

大同拾景

202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