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对于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探讨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却未能对语言系统各层次的不可译性程度进行充分说明与探源。鉴于此，本文基于“虫二”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重新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进行深入阐释。研究发现：不可译性在语言层次中存在一定“度”的不同，具体表现在英汉间不可译性程度在语义层相对较弱，而在词汇语法层和语境层相对较强。究其原因，由于英语的时间性特质，汉语的空间性特质，词汇语法层上无法实现完全对等，同时又由于中西民族地缘位置和文化的差异，对同一个事物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导致在语境层上无法完全可译。
关键词：汉英翻译;不可译性;语言文字;对比研究;“虫二”;
作者简介：朱安博，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伟圣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汉外对比、翻译研究。
文章选自《中国翻译》第4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谭载喜，1984:10）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目标语中找到“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成为了能否翻译的关键，也就是所谓翻译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与“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问题。学界以往对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大都是从语言结构、词义范围以及文化差异等角度进行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语言的基础上，而对于英汉之间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关注不足。另外，以往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如探讨了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音、字形、语法及词汇翻译的不可译性，但却未能全面考虑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也未能对这种不可译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与探源。鉴于此，本文在回顾学界对于不可译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虫二”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聚焦汉英之间不可译性的程度问题及深层原因。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问题的探讨始于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早在公元14世纪，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 Alighieri）就已经开始探讨诗歌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在但丁看来，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其原因是诗歌一经翻译，原文的韵律和美感等特点都会在译文中难以体现。因此，但丁认为文学作品很难做到完全翻译出来（Douglas,2006:48）。法国翻译学家乔治·穆楠（Georges Mounin）也提出了“翻译是有限的”这一说法，并详细阐释了翻译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在穆楠看来，“翻译中存在着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制约着翻译的可行性。”（1963:15）此外，穆楠还提出语言的意义单位、句法结构、形式功能以及交际环境是语际翻译中的障碍，并揭示了这些语言障碍在翻译中的有限程度。可以说，穆楠的翻译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人们消除翻译障碍的神秘性，大胆采取相应可行的方法，克服障碍，最大限度地达到异语交际的目的。”（许钧，2006:269)1965年，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正式提出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对概念，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分为语音翻译、字形翻译、语法翻译及词汇翻译四类，并从语言上的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两个方面进行区分（Catford,1965:94）。在卡特福德看来，所谓语言的不可译性指的是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在源语言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第二，在源语言中出现的一词多义现象在译入语中难以找到相对应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同上）。而所谓文化不可译性是指在源语言文本中功能方面，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入语中是不存在的（同上：99）。
我国翻译学界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始于南北朝时期。名僧释道安曾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马祖毅，1984:31）。在释道安看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内容是“不可译”的，即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失去源语言的句法结构特征以方便汉语的理解。后来，唐代高僧玄奘也提出了“五不翻”的观点（同上：58）。近代以后，严复提出了翻译的“信、达、雅”，并认为要达到这个标准诚非易事，其原因在于“原作中一些鲜活而独具个性的表达，在目的语中会遭遇极力抵抗……因为原作的表达太具异质性，难以在目标语中寻找到相融的可能。”（许钧，2019:5）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想要达到完全可译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翻译中不可译性是本来固有存在的，且很难被消除。
纵观学界已有关于“不可译性”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其一，以往学者对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探讨基本持“二元对立”的观点，他们将“可译”与“不可译”的关系视为非此即彼，这样的讨论俨然成为了一场“经院式的争辩”，然而却对语言系统各个层次未能给予充分关注且对于语言不同层次的不可译“度”的特征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其二，有关翻译的不可译性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理论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基础之上，而对汉语语言本身的不可译性关注不足，如“虫二”为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特有词汇和特殊语言现象等。众所周知，汉语的语音、音系以及文字和词汇语法与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英汉之间不可译性的探讨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翻译理论，更应在对英汉语言充分观察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充分关注英汉语言的差异性。王文斌认为“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而欲洞察各语言的鲜明特性，对语际差异性进行深度透视，其重要性远远高于对语际相似性的探究。”（2019:1-2）可见，详细对比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对语言各层次所表现出的差异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对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的深入理解。其三，以往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但深入到解释层面尚不多见。正如吕叔湘所说的“指明事物的异同并不难，可追究其何以有此异同却并不容易，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引自王菊泉、郑立信，2004，序2:1）换言之，语言研究要做到三个充分性：即“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和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王文斌，2019:xiii）而翻译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也应做到这三个充分性。综上，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视角出发，借助“虫二”这一独特的汉语语言现象，来探讨翻译在语言系统各层次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程度问题。
在杭州西湖湖心亭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清乾隆手书“虫二”两字。所谓“虫二”故事是指传说乾隆皇帝去杭州夜游西湖，被湖心亭的美景吸引，便顺手写下了“虫二”两字。“风、月”二字的繁体“風、月”去掉外廓后剩下虫字加一撇和二，意为风月无边，常常用来形容因陶醉美景而产生的心旷神怡之感，与此相应的双语标识用的是音译“Chong Er”。此外，在贵州的一座小山沟里一块石头上，也同样清晰地刻有“虫二”两个汉字，笔锋遒健，意趣优雅，同样蕴含着风月无边的含义。而此处“虫二”两个汉字下面，另有一行英文：“THE FAIRYLAND”，是“仙境”的意思。以上两处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尽管从翻译方法上看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翻译并没有把汉语的拆字游戏对等地翻译出来，对译入语的读者来说，既无法理解此处汉语使用的巧妙，也不能诠释“风月无边”的寓意。
通过“虫二”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可以看出，英汉语言之间不像西方语言之间那样有很强的共性，这具体表现在“英语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为书写系统……汉语采用以形表义的象形文字为书写系统”（何清强、王文斌，2015:42）。也正如许渊冲认为的那样，“中文和英文是最重要的语文，约有一半不能对等（而西方语文间有90%可以对等），因此西方的对等论不能解决中西互译的问题。”（2014:562）可见，如果在探讨英汉之间的“不可译性”时仍依旧借助于印欧语视角及西方翻译理论，不立足语言事实，不从对比分析的视角出发深入到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进行全面考察，那么我们对于英汉翻译之间“不可译性”的认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汉语“风月无边”中的“风”、“月”二字为例，深入语言系统各层次来深入探讨英汉语之间的不可译性程度问题，并给予适当阐释。
（一）语言系统的层次性
关于语言层次性的看法，当代语言学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单层次组合观，另一种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多层次观。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更倾向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多层次观。其原因在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一套规则的集合，其关注点在于语言成分结构的横组合关系；而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多层次思想对语言系统描述更加清晰和完善。在韩礼德看来，语言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复杂符号系统，其中包括音系/字系层（phonology/graphology）、词汇语法层（lexico-grammar）和语义层（semantics）；另外，在语言系统外部还有一个巨大的语境层（context），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的关系（Halliday,1994:15）。
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的语言成分的横组合结构，同时也对语言所关涉的各个层次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可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多层次观更有助于我们对语言实现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有鉴于此，本文采用语言是多层次性的观点对英汉之间的“不可译性”展开讨论。由于关于英汉音系/字系的对比研究已较为丰富，如“英语音节结构复杂，汉语音节结构简单”（许希明，2019:196）以及“英语以词为基本单位，汉语则以字为基本单位”（潘文国，2010:110）。因此，本文不对音系/字系层再进行探讨，将借助“风”、“月”二字重点对词汇语法层、语义层和语境层进行探讨。
（二）词汇语法层
词汇语法，顾名思义即主要包含词法和句法。由于“风”、“月”二字的英译并不涉及句法，因此，本文在谈论“不可译性”时主要谈论英汉二者在词法上的对比。为揭示英汉语本质特点差异，王文斌从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一全新视角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提出了英汉语的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这一观点，即“英语具有线性结构，具体表现为勾连性和块状性。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表现为具有立体结构，具体表现为块状性和离散性。”（王文斌，2019:4）基于此，笔者以前面提到的英汉语中“虫二”这一语言现象所表示的“风月无边”中的“风”和“月”这两个字1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来看英语中表示“风”的单词。在英语中，许多常用名词源自原始印欧语的动词性词根（同上：49）。为此，本文选取4个英语中有代表性的表示“风”的单词，即“wind,storm,squall,cyclone”进行词源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英语中表示“风”的词源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出，英语中表示“风”的单词的原始词根均含有动词性特点。以wind一词为例，在英语中，wind这一词的词源最早来自于词根“we-”。这一词根含有动词词性，意思是to blow。由此可以看出，wind一词不仅词义上含有动词词性，而且语义上也含有动词性含义。同样，“storm,squall,cyclone”亦是如此。同样，moon这一词源的词根也含有动词词性，意思是to expose to moonlight。从“风”和“月”的词源可以看出，在英文中，“风”和“月”这两个概念源于印欧语的动词词性，其含义也具有动词性含义。王文斌指出，“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是时间概念的载体。印欧语注重事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实际上就是注重事物的时间性，从事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中去拿捏时间特征。”（2019:51）沈家煊也提出“英语里抽象的nouns/verbs在话语中'实现’为具体的指称语/述谓语，有实现的过程和方式，因此也有'实现性’和'构成性’的区别。”（2016:133-134）由此可以看出，王文斌与沈家煊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都反映出了英语语言的本质是重视事物的行为、动作，也就是英语重视时间性特征。与英语不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具有空间性特点（王文斌，2019）。古人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称六书。而在这六种类型的文字中，“象形字是其最早形成系统的文字，直接描摹事物的形状”（同上：113）。在象形字之后，随着汉字系统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会意字，如“林、森、尖、众、炎”等汉字。“虽然会意字更多地出现了动作、情感等较为抽象的意义，但这些抽象的意义是借助具体名物的空间关系表达出来的”（同上）。此外，形声字的构成是通过形旁加上声旁组合而成。通过形旁和声旁的组合，使得汉字的表达功能大大增强，例如“材、攻、管、架、固”等汉字。通过形声字可以看出，尽管汉字也具有表音功能，但汉字的表音仍然没有离开汉字的象形表义特点，也就是汉语的空间性特点。
本文同样以汉语中的“风”和“月”为例考察汉字的空间性特点。“风”的繁体字为“風”，从汉字的空间结构来看，“風”字大体上由偏旁风字框加上“虫”字组成，意为“风动虫生”。即“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凡风之属皆从风也。”（许慎，2007:680）此外，许慎还从物理空间解释为“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风动虫生。”（同上：679-680）许慎对“风”的解释也是借助于空间对风进行释义的。同样，我们来考察汉字中的“月”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月”解读为“月，阙也。大阴之精。象形。凡月之属皆从月。”（同上：330）通过许慎对汉字“月”的阐释可以看出，“月”既体现出了月亮的具象性空间特点，也描述了月缺时的样态，体现了“月”字的空间性特点。
此外，英汉语词化程度的不同也体现了二者的基本特点。以“风”一词为例进行词化方式的英汉对比研究，如表2所示。
表2 英汉语中的“风”词化方式对比
从表2可以看出，英语基本单位是字母，字母形式与表达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英语中常用一个单词来表达一个复杂的意象，而汉语则不然。同时，“英语单词内部成分之间是按照从左向右的单维线序方向排序，即语素与语素之间的排列是从左向右，呈现出一维的线性结构”（王文斌，2019:121-122）。“绝大多数汉字集音、形、义于一体……汉字顽强性的表义性特点，使它在用简单词表示一个复杂概念或新概念时不如英语那么自由灵活。要表示复杂的意义只能采取分析型手段”（同上：118）。如“定语 中心语”定中结构，即具有离散性的空间性特质。
同时，笔者还考察了含有“风”和“月”字作为偏旁的合体汉字，结果如表3、4所示。
表3 含有“风”字的合体汉字
表4 含有“月”字的合体汉字
通过以上汉字可以看出，“风”在合体字中，尽管成为了合体字的一部分，且在现代汉语中很多字表示动词含义，但从说文解字的解释来看，依然未离开其表示“风”这一意象名词的本义。从这一点上来看，也体现出了汉语的重名物、轻动作的特点，即具有空间性特质。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如“飔”表示凉风（许慎，2007:680），“飘”表示回风（同上：680），“飙”表示扶摇风（同上：680）。此外，合体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也反映出了汉字的偏旁部首具有范畴化作用，体现了汉字的空间性特点。例如，当“月”位于汉字的左侧和下面作为偏旁使用时，主要与我们的人体部位和人体器官有关。当“月”作为偏旁位于右侧时，主要与天气、气象有关。可见，在合体字中，“风”、“月”字依然保持着具象性和块状性特点。同时，其含义依然保持着描形状物，即重名物的特点。
在合体字汉字中，从上表3和表4可以看出，汉字具有的空间性特点还体现出一定的块状性和离散性。以“飘”为例，如果把“票”和“风”拆开，其各部分依然可独立成汉字。同理，月字旁亦是如此。以“胖”字为例，如果把“月”字旁和“半”拆分开，其各部分也依然是汉字。即在合体字中，汉字具有块状性和离散性，而这种块状性和离散性也给汉英翻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正是英汉两种文字书写系统的异同造成了英汉语际翻译过程中在语言层次上的不可译性。如汉语中经常出现的拆字，如“虫二”表示风月无边惬意的感觉，还有“人曾”合为“僧”字，“人弗”合为“佛”字，“女卑”合为“婢”字，“女又”合为“奴”字等，汉语中很多同音字、拆字、象形字等现象，英文都无法直接对等译出。汉字的这种块状性和离散性使得英汉语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不可译性。
（三）语义层
所谓语义学，具体而言，是主要研究“语言单位的意义，尤其是词和句子的意义的学科。”（胡壮麟，2019:82）而在词汇语义研究中，Leech将意义类型分为七种意义（1981:9-19）。而在这七种意义中，“概念意义是词语意义体系中的核心意义，是在语言交际中所表达出来的词语最基本的意义。”（朱亚夫，2005:28）对此，邵斌也提出，“一个词的指称意义往往是其字面意义，通常是词典词条的首个义项。”（2019:111）为此，笔者选取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进行了英汉语言中的“风”和“月”两个词的义项对比，如表5所示。
表5 英汉语言中“风”和“月”两个词的义项对比
通过表5中的对比可以看出，英汉语言中的“风”和“月”在各自词典中的第一义项的解释基本相同。同时，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笔者对“风月无边”这一小句中的“风”和“月”的语义特征及体现形式进行分析，如表6所示。
表6 英汉“风”和“月”语义特征对比
通过表5并结合表6的对比可以看出，英汉语中“风”和“月”的概念意义是相同的，即指称意义基本相同。这说明语言存在一定的共性，体现了在语义层上是可以找到英汉两个民族沟通的“桥梁”的。以“虫二”一词为例，汉语通过拆字法把“风”、“月”二字的外框去掉，意为风月无边的仙境之感，而这也同样能在英语文字体系中找到Fairyland一词，意为“a beautiful,special or unusual place”，即“仙境”。汉语“虫二”这一语言结构在语义层上还是存在可译性的，但这种可译仍旧是有限度的，即仙境的含义与风月无边的含义在语义上并不完全对等，只能是近似于对等。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英汉两种语言对事物的内涵和外延的相同体现了英汉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相同特性。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文字对于所有人不是相同的，语音也不是相同的；然而它们是其标志的那些首要的东西，灵魂的感受，对于所有人却是相同的”（2017:47）。但尽管如此，邵斌认为，“两种语言的词语在指称意义上完全对等的情况不是太多……多数情况则是词义部分对等。”（2019:111-112）可以看出，在语言系统中的语义层上，英汉之间不可译性程度相对较弱。
（四）语境层
语境层主要探讨形式与使用语言情景中非语言特征之间的关系。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Halliday,1994:365、390）。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逐渐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然而，这两类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却存在着不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选择一种语言系统就是选择一种文化体系。”（江怡，1998:164）文字与思维以及哲学文化是一种相互选取的关系，即不同的哲学文化可以孕育出不同的语言。反之，不同类型的语言也体现了不同的哲学文化。
东西方民族生存地理环境的不同孕育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汉民族文化中，一提到“风月无边”这种美好意境可以推断出这一定是春风，即“东风”。同样，在中国的古诗词中，表达春风一般用“东风”一词，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里的“东风”指的是春风。由此可以看出，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而英国位于西半球，属于海洋性气候。在这样的地缘环境下，所谓的“春风”并不是“东风”，而是西风。例如，雪莱的《西风颂》中提到的春风就是西风。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8首）中提到rough winds，这里虽提到“风”，但这里的风不是“西风”，而是“东风”，即the east wind，这里的东风没有春风的含义，而是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由此可见，由于地缘位置的差异，在中西文化中对“风月无边”结构中“风”的理解也不同，这也使得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不可译性。
同样，“月”的意象在东西方民族也存在着不同的含义。在西方文化中，“月”在文学中被理解为非常具体的“女神”意象，但是这种“女神”蕴含着一定的对大自然的征服含义，体现了西方海洋文化的精神。而与西方民族文化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尊重自然，强调物我合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于“月”字的意象，在中国古诗词当中，常常表示出“柔美”“宁静”“孤寂”的意象之感。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都体现出了柔和、静谧、孤寂之月，这与西方文学作品中“月”的意象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尽管“风月无边”中的“风”和“月”能够在英语语义层找到相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但这种语言结构在语境层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内涵依然有很大的区别。由此可见，尽管在语义层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概念实体，但由于这种概念实体在语境层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同，也造成了英汉语中存在着近乎绝对的不可译性。
本文以汉语独特的语言现象“虫二”为例，指出英汉之间的不可译性程度探讨不能仅仅依靠印欧语视角和西方翻译理论，更应立足于英汉语言事实，从对比分析视角出发，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各个层次进行深入探讨。笔者通过英汉语言对比，详细探讨了不可译性在各个语言层次上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可译性并非呈现出“二元对立”特点，而是在语言系统各层次中存在“度”的不同。这具体表现在英汉之间不可译性程度在语义层相对较弱，而在词汇语法层和语境层相对较强。其原因在于，由于英语的时间性特质，汉语的空间性特质，无法在词汇语法层上实现完全对等；同时又由于中西民族地缘位置和文化的差异孕育了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无法在语境层对等翻译出来。因此，英汉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即源于两种文字的本质差异，是造成英汉语之间不可译性现象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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