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成概念是生成哲学、机体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概念，也是复杂性科学、认知科学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更是一个表达动态性、超越还原论的一个最根本概念。翻译研究与生成论的交叉融合形成了标志性的翻译生成论，它是一种以实践生成论为产生基础，以创生性为基本动力，以生成性为内在机制、以成长性为内生动力的新的译学整体论。翻译生成论是对翻译生成性现象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它将翻译视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既包含文本生命的“生”，又包含文本生命的“成”，彼此造就了翻译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从而实现了翻译认识方式从“构成分析”到“生成分析”、“是”还原论思维到“成为是”整体论思维的转换。
关键词：翻译生成论；创生性；生成性；成长性；译学整体论
20世纪后期以来，以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的两大理论汇聚为特征的翻译形态，正在塑造着翻译过程的运行规律与翻译研究的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多地渗入翻译理论的建构与翻译特征的揭示之中。由翻译多元化发展催生的新观念不仅引导着翻译学界对翻译与语言、文化关系的新理解，也不断突破译学界对于翻译的本质、过程乃至现象的传统阐释框架。“何谓翻译”一直是翻译学界探讨与求解的核心论题。关于“何谓翻译”的相关说明与解释有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两大根本观点，它们最具交叉性的特征就是融合翻译的语言性与文化性去谋求一个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译学整体论观念。目前，译学整体论观念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将“生成”概念提到本体地位，推动以翻译研究与生成论交叉融合的实践途径来挖掘与探讨翻译的生成性、成长性与创生性，以契合“生生之谓译”思想并进一步挖掘与诠释“生生”的内涵。本文围绕生成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探讨“翻译何以生成”问题，提出独特的翻译生成论，旨在是以新的认识论对翻译生成的整体机制提供科学的解释，揭示翻译的生成性、成长性与创生性。这不仅为翻译学界借鉴与反思以往翻译理论，拓展翻译研究发展的空间创造了条件，而且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向。
一、“生成”概念的界定
生成概念是生成哲学与机体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概念，也是复杂性科学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更是一个表达动态性、超越还原论的一个最根本概念。从英语词源来看，generation概念可以从拉丁语与法语中追根溯源：一方面，generation直接来源于拉丁语generationem，它的动名词generating源于过去分词词干generare，本意为生育（bring forth）、产生（beget）、生产（produce），引申为生殖、繁殖、孕育；另一方面，generation源于法语génération，本意为生育（act of procreating），引申为生殖、繁衍。不论是源于拉丁语还是源于法语，generation概念都蕴含生育、繁衍、生长之意。从汉字构词法来看，生成概念是由“生”与“成”组合而成，“生”是会意字，“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说文解字》），本义为草木生出、生长，后引申为事物的生育、出生、产生、发生、发育、生存、生活等涵义；“成”也是会意字，“累寸不已，遂成丈匹”（《后汉书·列女传》），意为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生成”在相关学术文献中具有不同的英语对应词，例如怀特海（Whitehead，1978：23）的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中的becoming以及concrescence、瓦雷拉（Varela，1991：8）的生成主义（enactivism）中的enaction或enactive、霍兰（Holland，1998：125）的受限生成过程（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模型中的generating以及emergence，等。虽然英语术语becoming（生成）、concrescence（合生）、enaction（生成）、generating（生成）、emergence（突现）都是可以表达出生成观念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但generation更符合汉语“生成”的词源之意——事物发展的孕育、诞生与成长过程，既体现了事物发展从“生”到“成”的演化过程，也突显了“合生即生成”、“突现即生成”的观念。其中，“合生即生成”表示一个活动性存在的内在生成过程：“现实世界（actual world）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的生成（becoming）……现实实有就是许多潜在性的实有合生”（Whitehead，1978：22）。“突现即生成”则表示新事物的突现性：“一个是'突现’，即actualize，指的是'生’，即'开始’的意思；一个是由突现或开始这个动作便成现实（actuality）的'成’的结果”（金吾伦，2000：168）。简言之，生成概念就是事物发展的起点“生”与事物发展的终点“成”的统一体。
历史地看，生成概念可以追溯到《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道生万物”：“生”是道的核心与灵魂。《周易大传》则进一步发展了“生”的观念：“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下传》）。“生”是宇宙万物发展的根源。从翻译研究来看，翻译之所以是其所是，亦在于“生”，“生”是“易”的内在动力，因为生成概念与“生生之谓易”及其转化而成的“生生之谓译”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所谓“译”，都是由生生引发而产生的，进一步说，“译”之所以生，在于生生的内生力量。前一个“生”是生命之意，后一个“生”是化生而成之意，“生生”就是生命的生成之意。依此论之，“生生之谓译”意味着，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就是文本生命从“生”到“成”的演化过程。翻译的生成过程就是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它表达了翻译的过程性、动态性、持续性与成长性。作为文本生命的存在，翻译展现为一个包含文本生命的生长、发育、代谢、繁衍、发展、生态平衡的过程，就是“在世代之中存在”的“生生”，是自我与他者之意孕育着新生命的过程（罗迪江，2021a：21）。因此，生成概念与“生生之谓译”息息相关，内涵丰富，不仅包含了文本生命的生长、发育与繁衍之意，还包含文本生命的延续、成长与发展之意。也就是说，翻译与作品生命的延续和传承息息相关，并且，作为作品“来世的生命”，翻译本身是具有建构力量的一种生命存在……译本的诞生也远远不是翻译过程的完结，而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翻译成长历程的开始（刘云虹，2017：614）。当我们将生成概念与翻译联系起来时，翻译就是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它既包含文本生命的“生”，又包含文本生命的“成”，彼此造就了翻译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在此意义上说，将generation译为“生成”，将“generativism”译为“生成论”符合词源本意，那么翻译研究与生成论的交叉融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翻译生成论（translation generativism）。翻译生成论是对翻译作为文本生命存在的生成性现象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体现了翻译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明显有别于翻译研究的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
二、翻译生成论的基本内涵
随着机体哲学、生命哲学、认知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生成论思想进一步地渗透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得到深入的发展及其众多学者的关注，例如金吾论（2000）的“生成哲学”、段德智（2009）的“主体生成论”、鲁品越（2011）的“深层生成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韩庆祥，2019）等等。无论是生成哲学、主体生成论、深层生成论，还是实践生成论，它们均体现了生成论的复杂性、整体性、适应性、动态性、过程性、不确定性、非线性、新颖性、创新性特征。生成论不仅成为探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成为考察事物之间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视域。因此，考察与探究“事物之间在内在联系过程的生成过程，越来越成为科学思想的轴心”（鲁品越，2011：423）。虽然“生成”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生成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却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情。随着复杂性科学对翻译研究的渗透以及对翻译本质的挖掘，翻译的复杂性、适应性、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等特征得到显现。同时，翻译的生成性问题也逐渐得到翻译学界的关注与探讨，翻译的生成性观点也得到进一步地确立，例如：“倘若……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方式来看待，那么可以说，翻译最核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生成性”（刘云虹，2017：610）；“翻译在'困境’中不断寻找新的生长可能，并最终在其不断拓展的可为空间中孕育出译本崭新的生命”（刘云虹，2018：99）；“翻译是一个不断生成与成长的动态过程，而译本的诞生是在'异的考验’与'适者生存的考验’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不断地成长着”（罗迪江，2019：38）。上述观点虽然还没有提出“翻译生成论”概念，但翻译的生成性思想以及生成概念却贯穿、渗透于翻译研究之中，生成概念不仅可以消除翻译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可以揭示出翻译的整体性、动态性与过程性。随着生成论观念对翻译问题研究的深入，翻译生成论不仅具有生成论的特点，还带有自身独特的翻译特征，通过生成论的不同观念刻画出来，将翻译视一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成过程。本文将这一思想称为翻译生成论，其基本内涵包含：实践生成论是翻译生成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创生性是其基本动力、生成性是其内在机制与成长性是其内生动力。
（一）翻译生成论产生的基础：实践生成论
不论是生成哲学、深层生成论、主体生成论，还是实践生成论，它们的思想都是建基于生成概念之上，始终关注事物发展过程及其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性生成。实践生成论是从“实践”与“生成”的双重逻辑来摆脱传统哲学关于主客体的“原像－镜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消解事物是既定的、静态的观点，反对将客观事实视为是与主体相互分离的抽象体，确立事物发展的“实践生成关系”。实践生成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能动性过程——主体主动地渗透到客体内部，力图按照自己的目的和观念来改变及塑造客体，从而使主体观念转化为客体的物质形态，通过客体来对象性地表现自己；二是受动性过程——在主体能动地进入客体而生成客体的过程，必须受动地使客体进入主体自身，改变和影响主体的状态”，“这种'主体通过生成客体而表达自身’的能动过程与'客体通过生成主体而表达自身’的受动过程的统一体，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实践生成过程”（鲁品越，2012：3）。涵摄能动性与受动性过程的实践生成关系，本质上说是霍兰（Holland，1998：126）所谓的“受限生成过程”思想：之所以称之为“过程”（procedure）在于生成的模型是动态的；支撑模型的机制“生成”（generate）动态行为；事先设定（allowed）的机制交互性“限制”了生成的可能性；任何受限生成过程都潜在地表现出突现性特征。
以实践生成论为视域，对事物发展的受限生成过程的新认识也完全适用于翻译研究以及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与把握。本质上说，翻译就是一种“受限生成过程”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主体通过生成客体而表达自身”的能动过程与“客体通过生成主体而表达自身”的受动过程相互交融的实践生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实践生成过程来看待时，翻译实际上面向的是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成。只有认识到翻译作为一个受限生成过程，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翻译的生成性始终是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发展的根本方式之一，始终是文本生命在“异的考验”中获得再现与再生的活力（罗迪江，2021b：103）。因此，翻译生成就是文本生命之“生”，依文本生命而“成”。生成概念决定了翻译不可能是纯粹的语言转换或宽泛的文化操纵，而是翻译系统中多种因素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不停地创生与成长。值得重视的是，翻译生成论的重要且关键之处在于它将生成原则引入了翻译解释与说明之中，突破翻译主体与客体、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原像－镜像”二元对立关系，确立翻译主体与客体、原文与译文融为一体的生成关系。因此，翻译生成论的根本目标就是从生成论的本质属性、解释原则、基本动力、内生动力、内在机制诸方面对翻译作出一个框架性的界定，并试图依据生成规律对翻译作出生成性的理解，将翻译理解成一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不断生成的过程。顾名思义，翻译生成论强调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存在的实践生成活动，它是以文本生命的生成为本、以文本生命的生成为研究对象，以及以生成观念为依归的翻译观，旨在揭示翻译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
（二）翻译生成论的基本动力：创生性
翻译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创生性。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1978：21）指出，“创生性（creativity）是描述终极事实普适性特征中的普适性（the universal of universals）……是将新颖性引入世界之'多样’而呈现世界之繁杂（disjunctively）”。创生性作为事物发展具有新颖性的一个根本原则，可视为哲学家唐力权（2001：212）所说的“隐机”：“'隐’指蕴徼生命的退隐与不朽，'机’指蕴徼生命之待用与再生（成为造化的因子或因素）”。“隐机”实质上就是张扬造化流行、生生不息，强调事物发展的创生性。如果将“隐机”视为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生成，那么，“隐”可指原文生命，“机”可指译文生命，两者的创生过程就是文本生命从“隐”到“机”的显现过程。创生性是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生成之源与生成之途，显现过程就是文本生命的创生过程。创生过程包含文本生命的诞生与延续过程，表现为原文生命转渡为译文生命的显现过程。创生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像上帝一样，源语的能量以一个'如手指般相指’的源文推进，当源文的呼唤叫醒了译语的言说时，译语的缄默就经由这一所指，点化成有声有形的文字文本；译语也像上帝，它在回应、回指的过程中以一个新文本的形式赋予源文一个后续生命”（朱纯深，2019：15）。
“生生之谓译”就突出“创生”的本质，创生的存在决定了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存、诞生、生成与生长，决定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本质特征。由此而来，翻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本生命而不断处于“生生”“转生”“化生”的动态过程，其要旨在于创造生命而形成新的生命实体，“生生”成为了翻译之道（罗迪江，2021c：137）。如果没有“生生”、“创生”范畴，讨论与原文生命、译文生命、来世生命相关的各种问题就失去了必要的根基。正如余光中（2002：30）所说，“真正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因此，翻译的产生既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也不是纯粹的文化操纵，而是在“生生”、“创生”的交互作用的整体背景下产生的，强调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在“生生”、“创生”中有所延续、有所创造并在异域中新陈代谢、革新鼎故。
（三）翻译生成论的内在机制：生成性
翻译生成论的本质则表现为任何文本生命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得以生成的，因而生成性既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也是翻译生成论的内在机制。翻译之“生”，就是文本生命的诞生过程；翻译之“成”，就是文本生命的成长过程。文本生命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文本实体物，而是基于翻译并有待在异域中延续与发展的生成物，它是具有生成性功能的，与其说它是“既济的”，不如说它是“未济的”，它在原文生命转化为译文生命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生命形态而获得“来世生命”或“持续的生命”，这就是生成性特征。生成性是翻译生成论的内在机制，它是一个意义逐渐由“生”到“成”展开的概念，是一个不断被翻译生成赋予新意义的概念。因而，所谓翻译生成就是文本生命在翻译过程中的诞生、延续、生长与成长过程，它可以用具体的时间、空间来理解与把握文本生命，进而彰显翻译的过程性与历史性。因此，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生成活动，“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constant movement）和扩展（extension）的过程”（Gadamer，1975/2004：297）。
显然，翻译概念不只是摘要（abstractions），它们需要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才能有助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任何解释或审视（interrogation）（Venuti，2000：6）。因此，当将翻译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时，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存在而展现其历史性。翻译的历史性具有延展性与绵延性，延展性与绵延性就蕴含着必然的生成性。总而言之，延展性（expansion）与绵延性（duration）是相互涵摄（mutually embrace）与相互包容，空间的每一部分都内嵌于（being）绵延性之中，绵延性的每一部分都内嵌于延展性之中（Locke，1690/1998：257）。这是将翻译生成论基于生成性之上建立的，实质上就是遵循文本生命的生成逻辑，注重从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成过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体现了翻译作为文本生命在时空维度上的延展性与绵延性。它表明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转换或文化操纵活动，而是一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成活动，因而“翻译能够延续文本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text）”（Pym，2014：275）。翻译作为文本生命存在而具有的生成性，有承上启下的三个层面：其一，翻译在本质上就是改变文本生命的形态，使原文生命转渡为译文生命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因而翻译的本质就是生成性；其二，生成就是塑造、造就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延续、生长与成长，从原文生命到译文生命再到来世生命的创生过程；其三，翻译生成意味着任何文本生命都是在翻译过程中“成其所是”而生成的，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确证与实现的。
（四）翻译生成论的内生动力：成长性
翻译生成论的创生性与生成性，决定了翻译生成论的成长性特征。成长性特征就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文本生命不断地去生成化（de-generationalized）与再生成化（re-generationalized）的结果。去生成化就是对翻译认识中的主观性因素的扬弃而形成“客体通过生成主体而表达自身”的受动过程；再生成化就是对翻译过程中新的客观性因素的接纳而形成“主体通过生成客体而表达自身”的能动过程。也就是说，文本生命的成长过程通常向纵横两个方向发展：横向运动是通过文本生命成长的受动过程与能动过程的交叉融合体现出来的，是对已有翻译认识的扩展与检验；纵向运动表现为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自身的演进与变化。在此意义上，翻译是一个受限生成过程，体现出文本生命接受“异的考验”从诞生到发展的成长过程。成长性既是翻译生成论的内生动力，也是翻译生成论的“硬核”。
拉卡托斯（Lakatos，1978：48）指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拥有以“无可反驳”为特征的“硬核”（hard core），而灵活性（ingenuity）、简洁性（articulate）与创新性（invent）的辅助假说（auxiliary hypotheses）围绕该“硬核”就形成了一种可持续调整的、可整体替换的“保护带”。也就是说，成长性是以硬核的形态作为翻译生成论的内生动力，在文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也呈现出灵活性、简洁性与创新性特征。文本生命、原文生命、译文生命与来世生命之间不仅是生成的、相互作用的，而且表现出“合生”的成长性特征。按照怀特海的机体哲学，文本生命就是翻译的“现实存有”，原文生命与译文生命之间的转化行为就是“合生”历程。每一个现实存有都在“合生”（concrescence）的历程中并通过“合生”的历程构成它自身，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之实现的不同活动或功能的“共同生长”（唐力权，1998：18）。因此，不论是翻译生成论的创生性，还是翻译生成论的生成性，其最终指向的都是原文生命与译文生命的“共同生长”而体现出文本生命的成长性特征。“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化生”、“生生之谓译”中的“生”都体现了文本生命的成长性特征。将成长性作为翻译生成论要追求的目标，能够合理地说明与诠释翻译在文本生命生成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我们知道，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理解中翻译成长历程的开始（刘云虹、胡陈尧，2019：1）。从广义的成长过程来看，“从一部书的翻译到翻译文本跟读者见面，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它涉及到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研究、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文本的生成、文本的接受等紧密相联、环环相扣的过程”（许钧，2003：85）。因此，只有认识到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成长过程，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翻译的成长性始终是文本生命诞生、生长与发展的根本方式之一，始终是文本生命在“异的考验”中获得再现与再生的根本力量与内生动力。
三、翻译生成论的认识方式
翻译生成论不仅表明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而且突显了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转换与文化操纵所构成的既成的语言/文化集合体，而是由原文生命转渡为译文生命所构成的文本生命的生成体。翻译本体不是作为语言/文化的实体，而是在原文生命与译文生命相互作用中不断生成与展现自身的存在过程，即“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与语言转换论和文化操纵论不同，翻译生成论将翻译理解为“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它既强调翻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又强调翻译的生成性与成长性，实现翻译认识方式从“构成分析”到“生成分析”、从“是”还原论思维到“成为是”整体论思维的转换。
（一）从“构成分析”到“生成分析”
本体论应当先于（precede）认识论，尤其是先于方法论（Bunge，1996：243）。不同的本体论决定了不同的方法论。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将翻译理解为既成的语言、文化的集合体，以文本（原文或译文）为本体，必然以“构成分析”作为最根本的方法：将翻译视为可以“拆卸－组装”、“操纵－改写”的文本，它将文本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以各个部分还原为文本的整体，这与还原论思想直接相通。这种认识方式一直沿着还原论方向，用经验分析的方法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按从大到小，由上而下，由浅而深的方式认识事物，探索万物的奥秘，并由此形成了主体认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吕俊，2013：4）。如此而来，翻译的整体性质就是由文本的组成部分及其外部相互作用决定的，这就是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文化操纵的逻辑基础。如果说语言转换论、文化操纵论注重“构成分析”，那么翻译生成论则更注重“生成分析”：翻译不仅仅是由单纯的文本所组成，而是由最基本的文本生命所生成的。生成分析意味着，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只代表了翻译客体与主体、原文与译文的“原像－镜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的两种极端的理想状态，而翻译实践中实际存在着复杂性、生成性、多样性、混合性、成长性等。事实上，“文本不是诸意义的共存，而是一个旅行，一种穿越；所以它应答的既不是一种诠释，甚至也不是自由的诠释，而是一种成长（explosion），一种散播（dissemination）”（Barthes，1977：159）。在此意义上说，构成分析不应该限制了文本的生命活力，而应该将文本视为一种不断成长的生命体，文本就在翻译过程中成长为文本生命，而以文本生命为本体的生成分析应运而生。
翻译生成论以文本生命为本体，将翻译视为一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生成过程，因而它是以“生成分析”为方法论主线。翻译生成论也是对翻译进行文本的构成分析，但将其建立在生成分析的基础上，并认为翻译的基本构成成分不是静态、封闭的文本，而是作为文本生命存在的生成过程。构成分析是将翻译理解为一个可以拆卸－组装、操纵－改写的文本一样，生成分析是将翻译理解为一个由原文生命转渡为译文生命的生成过程，因而它是一种“生命－生成”的机体。钱钟书的（1981：18）“投胎转世”就是强调翻译就是一种生命化（animism）的动态过程，承前启后的“生命－生成”构成了其思想体系中的借尸还魂、灵魂转生过程。切特斯曼（Chesterman，1997/2016：12-13）的“翻译模因论”（translation memetics）以波普尔的知识演化图式（Popper’s schema）——P1—>TT—>EE—>P2——为翻译模因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其对翻译模因复制、传播与演化过程的分析等是“生成分析”的典型范例。本雅明（Benjamin，1923/2000：21）的“来世生命”意味着翻译在文本生命的轮回中沿着自己的轨迹在广袤的时空无限延伸、有所前进和创造。本雅明将翻译视为“来世生命”（afterlife/Überleben）的一部分，它是通过转化（transformation）确保异域文本的生存与生长（survival）（Snell-Hornby，2006：18）。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存在，每一次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都会推动翻译有所生长、有所创新，进而促成翻译获得来世生命。由原文生命转渡为译文生命、文本生命转渡为来世生命的生成过程，构成了复杂翻译的根本存在方式。
（二）从“是”思维到“成为是”思维
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认为，作为既成的“文本”集合体的翻译应该遵循固有的翻译规律，它规定了翻译是从语言转换、文化操纵的形态按照本身固有的必然性推导出自身的客观性与确定性。“可是，在确定性的前提下是不允许多元存在的。因为确定性追求的是唯一性、绝对性，它是封闭的、不开放的”（吕俊，2016：8）。本质上说，这就是一种“是”的还原论思维，它追求翻译的确定性而忽视翻译的多样性。“是”思维机械而片面地注重翻译的“是”，强调“是”就是“是”，于是产生了以对等性为原则的原文中心与以可接受性为导向的译文中心；强调“不是”就是“不是”，于是文本与译者、翻译客体与主体、原文与译文产生了二元对立的割裂状态。因此，“是”还原论思维否认翻译的多元性，否认翻译的生成性与成长性，否认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存在而在异域中诞生、延续与成长。如此来理解与把握翻译，翻译就是一部静态的、不变的、能够任意拆卸－组装、操纵－改写的机械物，翻译客体与主体、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原像－镜像”的二元对立关系。
翻译生成论反对以确定的设定来把握翻译的“是”，而是以动态的过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的“是”，使文本生命在翻译过程中成为“是”，更重要的是以“成为是”的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理解与把握作为文本生命存在的翻译。翻译生成论强调“成为是”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认识与理解翻译的过程思维，这种过程思维既不是片面地注重“是”就是“是”的还原论思维方式，而是强调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的“过程生长”，强调文本生命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和成长的。如此理解与把握翻译，翻译就一个动态的、变化的、生成的文本生命；“成为是”就是一种生成能力；有了生成能力，文本生命才能不断产生，文本生命才能在不断延续的历史中拓展自身的生命。正如雅各布斯（Jacobs，1975：756-757）所说，“翻译似乎源于原文而延续前世'生命’，犹如原文'种子’进行移植（transplant）、发芽（germination）、成熟（ripening）而绽放生命之花”。可以说，翻译生成论的成长性之所以是新颖的，一方面在于它注重翻译的“成为是”，它对翻译的理解与把握是从“生成”、“成长”、“成为”出发而确立起一种过程思维，也就是说，它既从翻译的相对确定性角度来理解翻译，认为翻译行为都具有相对确定的一面，有其质的规定性；同时它又从翻译的不确定性角度来理解具体的翻译行为，认为翻译行为具有动态的、多样的、复杂的一面，都处于诞生、延续、发展、成长的动态过程之中，没有“译无定本”的翻译行为。进一步说，翻译是一个不断生成、成长的过程，它意味着不存在静止不动的确定性，也不存在抽象固定的绝对性，翻译行为的相对确定的“质”的规定性，都是在文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被确定并加以实现的。离开翻译行为的成长性，翻译的所谓“确定性”的“质”的规定性都是虚无的。可见，翻译生成论是以“成为是”的整体论思维强调翻译的“生成”是在文本生命的诞生、延续与发展过程中的“生成”，它注重从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出发来界定与认识翻译的本质，强调以“成为是”的整体思维来取代“是”的还原论思维。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翻译生成论是当代翻译跨学科研究出现的一种新观点，它有力地揭示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生命生成的本体论特征，它既维护了翻译认识的确定性与客观性，也涵盖了翻译认识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不论如何，在生成哲学、受限生成过程模型、主体生成论、深层生成论、实践生成论中的生成概念与翻译研究之间的互动作用中，翻译生成论是作为一种有效认识翻译的创生性、生成性与成长性、具有译学整体论特征的方法论呈现出来的。作为一种新的译学整体论，翻译生成论既可以反思翻译研究的“是”还原论思维的局限性提供依据，也可以为翻译研究的“成为是”整体论思维的优势提供保障。就此而言，翻译生成论的“成为是”整体论思维与西方翻译理论的“是”还原论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或中国的思想是以过程为终极目标（makes process ultimate）；西亚或欧洲的思想是以事实为终极目标”（Whitehead，1978：7）。需要注意的是，翻译的复杂性必然决定了对翻译问题的探究就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解释方式。作为一种新的译学整体论，翻译生成论并不是要取代语言转换论与文化操纵论的解释方式，相反，它强调的乃是对于翻译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是对翻译研究理论的一种有补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翻译生成论的复杂性范式研究”（项目编号：22FYYB06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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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迪江，博士，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翻译学与生态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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