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天授八年（925年），王昭出生于开州（今朝鲜开城）。他是高丽太祖王建第四子，母亲神明顺成王后刘氏是忠州地方的豪族刘兢达的女儿，在王建的29名妻妾中排行第三。此前她已为王建生育了乐浪公主和王泰、王尧两个儿子。王昭自幼具有“英奇之表，岐嶷之姿”，颇得太祖王建的宠爱。他虽为神明顺成王后所生，却为王建另一夫人——信州院夫人康氏所抚养。他即位前被称为“王昭君”。
王建于清泰三年（936年）完成了对后三国的统一，仅过7年便留下《十训要》而撒手人寰了，正胤（太子）王武继位，是为惠宗。王建一死，高丽王朝就进入危机四伏的瓶颈期。由于王建生前与豪族广泛联姻，而惠宗母家“侧微”，基础并不巩固，所以与王建联姻的各方豪族都想让自家女子所生的儿子登位，一时风声鹤唳，暗潮涌动，惠宗为防不测，不得不“左右前后，常以甲士相随”。王昭也卷入了漩涡中，在开运二年（945年）与其兄王尧一起被王建的亲家之一王规所诬陷，惠宗不予理睬。不久后司天供奉崔知梦上奏：“流星犯紫微，国必有贼。”惠宗认为是王规陷害王昭兄弟的征兆，便让自己的长公主（即庆和宫夫人林氏，王昭的次妃）与王昭成亲，以巩固其势力，因此王规陷害王昭的阴谋无法得逞。
惠宗在宫廷阴谋中长期卧病，到他临终前的开运二年（945年）九月，各方矛盾达到白热化。据正史记载，先是受王建顾命辅佐惠宗的重臣朴述熙被王尧怀疑有有异志，便遭流放于甲串（在江华岛），王规假托王命杀死朴述熙；然后镇守西京平壤的王式廉将军与王尧合谋，率军入京，在惠宗病死后扶王尧即位，是为定宗，次日就诛杀了王规及其同党三百余人。惠、定之交的政局表面上是王尧联合王式廉诛杀图谋不轨的王规，忠臣朴述熙被误杀，王尧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被群臣推戴即位。但现代学者推测被史官掩盖的事实是王尧、王昭兄弟利用惠宗病重发动宫廷政变，以王式廉镇守西京的兵力为后盾，先后除掉了代表惠宗势力的朴述熙和代表外戚豪族势力的王规，使王尧夺取王位。定宗王尧在位三年就患重病，到乾祐二年（949年）三月十三日传位于王昭，自己也在当天薨逝。有人猜测，王昭可能联合开国功臣朴守卿发动政变架空了王尧，得以迫使王尧传位于己。
接受阴谋与政变的洗礼而成为高丽国王的王昭，面临着如何处理功臣、豪族势力并强化王权的遗留问题，以及使新生的高丽国顺利度过瓶颈期的历史使命。即位之初，他采取渐进路线，竖立垂拱而治的明君形象，避免直接触及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王昭即位后不久，就下令朴守卿等考定高丽建国以来的功臣，分四等赏赐，一方面稳住豪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对豪族的管理和控制。翌年正月，大风拔起宫中树木，王昭认为是凶兆，询问禳除之术，司天台上奏：“莫如修德。”从此王昭开始读《贞观政要》，并建年号为“光德”。他所重用的人物朴守卿、信康、式会等均为功臣。王昭统治前期的稳健政策得到后人高度评价，成宗朝的崔承老说：“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仪制，颇有可观。”
除此之外，王昭还继续与中原王朝保持册封朝贡关系。他听说后周取代后汉的消息后，取消了光德年号，改用后周广顺年号，并于广顺二年（952年）遣使朝贡后周。后周太祖郭威亦于翌年遣使册封王昭为高丽国王。得到后周的册封后，王昭的权力更加巩固，也为他后来为强化王权、削弱豪族的一系列举措做好铺垫。
王昭的“无为而治”结束于显德三年（956年），此后他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巩固高丽王权。关于王昭为何突然开始改革，一种看法认为他即位之初依靠功臣、豪族的做法到底还是不能起到巩固王权的效果，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主动对策；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王昭从一开始就决定全面改革，他所采取的稳健政策的背后是在暗中积蓄力量，时机成熟就利剑出鞘。这一年，王昭下诏施行“奴婢按检法”，将被豪族非法掳为奴婢的良人予以解放，这对豪族的势力无疑是一大打击。显德五年（958年），王昭下诏举行科举考试，开科取士，吸收更多人才加入统治集团，以从政治上稀释豪族势力。显德七年（960年），王昭定百官公服，以开京为皇都，建年号“峻丰”，他甚至还可能采用了皇帝的尊号。
王昭推行如此大刀阔斧的王权强化举措，与他任用中国人双冀是紧密相关的。双冀是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显德三年（956年）随加封使薛文遇来高丽，因患病而滞留高丽，王昭与之接触后深感其才可用，遂挽留他并任命为元甫翰林学士，委以重任。正是这一年，王昭启动了他的改革事业，而科举制也正是在双冀的建议下实行的。当时从中国来到高丽做客卿的显然不止双冀一人，比如双冀的父亲双哲听说儿子被重用，也投奔高丽，被拜为佐丞；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融也可能来自吴越国。王昭对这些“投化汉人”待遇非常优渥，乃至夺取臣僚第宅及女子给他们，引起高丽大臣的不满。可见王昭任用双冀等中国人，一方面便于导入了中国制度为他加强王权服务，另一方面也起到牵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势力的作用。
王昭从显德三年（956年）到峻丰元年（960年）间强化王权的举措无疑会损害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宫廷气氛再度波云诡谲。峻丰元年（960年），评农书史权信告发大相俊弘和佐丞王同谋逆，王昭贬黜二人官职。此后十多年间，王昭鼓励告密，屡兴大狱，展开了对功臣、豪族的清洗，统治阶层人人自危。史称：“自庚申（960年）至乙亥（975年）十六年间，奸凶竞进，谗毁大兴，君子无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论其主，上下离心，君臣解体，旧臣宿将，相次诛夷，骨肉亲姻，亦皆翦灭”。功臣朴守卿因其三子蒙受冤狱而气死，崔知梦也被王昭随便找借口而放逐。在王室内部，王昭异母弟东阳君王垣（孝隐太子）因涉嫌谋反而被赐死，惠宗与定宗的独子均被王昭杀死，就连王昭唯一的儿子王伷也饱受猜忌，朝不保夕。王伷接替王昭继位后，所释放的蒙冤入狱者就达数千，还不包括已被处死者，王昭在位后期的恐怖政治的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王昭对功臣、豪族的不断肃清，他的安全感也日益降低，于是大规模扩充侍卫军。史称：“光宗信谗，诛责将相，自生疑惑，增益军数，简选州郡有风彩者入侍，皆食内厨，时议以为繁而无益。”另外，他还于峻丰四年（963年）七月创建归法寺，多次举行法会、斋会，热衷佛事，笼络均如、坦文等高僧大德，企图利用佛教势力以博得民心、对抗豪族。
开宝八年（975年）五月二十三日，王昭去世，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一岁。死后庙号光宗，谥号大成，后经累朝加谥为“弘道宣烈平世肃宪懿孝康惠大成大王”，葬于松岳北麓之宪陵。太子王伷继位，是为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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