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省吾

　　在钟祥市古兰台一隅，耸立着一座气度恢宏、镂刻精美的“少司马”石牌坊。牌坊的主人叫曾省吾，字三省，号确庵，晚年自号恪庵，明代湖广承天府钟祥县人，生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进士，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官富春知县、太仆寺卿、都察院佥都御史、副都御史，其间曾巡抚四川和督学陕西。万历三年升兵部侍郎，旋擢南京左都御史，八年召拜工部尚书，十年加封太子太保，同年被勒令致仕(即退休)。十二年，受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株连，被抄没家产，削籍为民。

　　曾省吾本为明代名臣，文章勋业彪炳一时。因其特殊经历和遭遇，后世对其评价颇具争议，故清代修《明史》时没有为其立传，间有涉及，亦语焉不详，遂使其人其事，幽昧不彰。其事迹零星散见于部分官修史书和私人笔记中，本文仅就见闻所及，略述其梗概。

　　曾省吾先世系江西彭泽人，其族人曾岳在《送宗人归江西》中，有“日暮阳春树，秋风彭泽盟。酒因今日醉，月是故乡明”的诗句，可为佐证。曾氏在钟祥的这一支，至明正德年间始有登仕版者，即曾省吾的曾祖父，名逊，字克让，号东庄，正德十六年任四川省金堂县县令，为官以清勤著称，深受百姓拥戴。因禀性刚直，为权要所不容，遂于嘉靖七年弃官归里。曾逊做了八年知县，回乡时却宦囊羞涩，靠朋友馈赠路费才回到钟祥。金堂百姓为曾逊立有“遗爱碑”和专祠，以示怀念。万历初，曾省吾巡抚四川，将乃祖祠堂扩而新之，并购祀田若干，金堂百姓“共啧啧循吏有后”。

　　曾省吾的祖父曾辉，只有举人功名，终身未入仕途，其名亦不彰显。较有影响和声望的，是曾省吾的父亲曾璠，字子玉，嘉靖四十一年壬戍科进士。曾璠金榜题名竟晚其子六年，一时士林传为美谈。初为刑部主事，治狱有声，后擢陕西布政使参议。因儿子在朝中为官(太仆寺卿)，曾璠主动回避，告老还乡，京山人李维桢有《参藩曾公致政序》记曾璠辞官事。万历七年，湖广巡抚疏荐楚才遗贤十三人，曾璠居其一，朝廷赐封其为太保，但他淡于名利，对绯衣紫绶不以为意，每日角巾竹杖，留连山水，借诗酒自娱，年八十四而卒。著有《曾参议诗文集》，今散佚不传。

　　曾氏在钟祥为名门望族，在曾省吾显达时，一门四世皆获朝廷褒封，且荫及子孙。曾逊、曾辉、曾璠俱封光禄大夫，死后赠工部尚书官衔；曾省吾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诰封一品太夫人，其妻沈氏、覃氏、胡氏封一品夫人；其子曾大汇亦因父功荫国子监监生。真可谓皇恩浩荡，满门荣耀。在今钟祥市察院街，原有两座牌坊，一名“两朝纶命”，为炫耀曾辉、曾璠荣膺两朝封典而立；一名“父子进士”，为标榜曾璠、曾省吾父子南宫联捷而立；在今“少司马”牌坊迤东，原有“大司空”牌坊，是曾省吾任工部尚书时所立(少司马、大司空分别为兵部侍郎和工部尚书的别称)。因历年久远，风雨沧桑，如今幸存下来的只有一座“少司马”牌坊，已列为钟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安陆府府学教授金德嘉盛称曾省吾“以文章经济有声隆、万间，为名臣 (《庆阳较文碑墨刻题词》)；《明史稿》亦赞誉他“娴将略，善治边”，“莅事精勤，多有建白”，是明万历朝出类拔萃的干练能臣。隆庆末，曾省吾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时川北大旱，灾民流落他乡甚众，曾省吾选委得力官员，以主赈济之事，安置流民于丰稔之州，并采取停免赋税、平抑物价等救荒措施，同时供给灾民农具种子以发展生产自救。因措施得力，活人无数，川民“咸感德之”。曾省吾抚蜀三年，推行新政，革除积弊，其治绩为朝野所称道。

　　万历元年，四川西南叙州一带土司“都掌蛮”发生叛乱，其首领阿大、阿二、方三等盘踞九丝山“僭号称王，屡抗官兵”，曾省吾奏请朝廷发兵征讨。时四川总兵官刘显因事被劾，此人是嘉靖年间抗倭名将，骁勇善战，曾省吾力排众议，竭力向朝廷保荐刘显带兵出征，获内阁首辅张居正允准，令刘显戴罪立功。九丝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曾省吾审时度势，采取分化瓦解、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向刘显指授方略。刘显为报曾省吾保荐之恩，格外奋身效力，率领官兵十四万人，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经过六个月的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克寨六十余，俘斩四千六百名，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明史·刘显传》)。捷报传到京师，神宗皇帝龙心大悦，优诏褒赏曾省吾。曾省吾上疏云：“……惟是上凭朝廷宠灵，下借文武匡济，本因人而成事，敢贪天下以为功？所有是役效劳员弁，应请分别议叙，以昭激劝。”奏入刘显等各升擢有差。曾省吾由右佥都御史升右副都御史，并赐银三十两，纻丝三表里(即衣料面子和里子各三套)，此后屡获升迁和奖赏。万历三年六月，升曾省吾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曾省吾奉命阅视三边，返京后，立即上书神宗皇帝，建议改革边事懈驰、储饷不给、偷惰自逸等边防弊病，获神宗嘉许，令其提督三边防务。曾省吾整饬武备，巩固防御，于边事多所建树，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省吾在文学上亦颇有建树。当时独主文坛的王世贞，虽囿于门户之见，对曾省吾竭力诋毁，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文才。曾省吾与当时学者名流李维祯、吴国伦、高岱、杨慎等人多有诗文往还，他在为高岱《鸿猷录》所作的序中，主张“学以经世”，即文章要有匡世救民、移风易俗、鉴往知来等利国利民的作用，坚决反对大言欺人、华而不实的文风。惜乎其著述传世极少，民国二十六年《钟祥县志》收有其序、记各一篇，诗二首；明万历顾尔行刻有《曾司空抚蜀翰牍》等三种四卷，多为奏疏公牍之属，其中不乏有的放矢、针砭时弊的名篇佳作，书今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此外，曾省吾的书法亦为当世所重，高官大贾多求其题写碑铭匾额，以光门楣。他督学陕西时撰文并书写的《庆阳较文碑》为书家所推崇，其拓本世人珍若拱壁。清代承天府府学教授金德嘉曾慕名访求曾氏墨迹，无奈曾氏子孙衰微，先人手泽早已散失垂尽，金德嘉遍求不得，竟引为撼事。1982年2月，四川省铜梁县发掘清理明代张文锦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中有一方墓志，为当时名臣陈以勤撰文、王世贞书丹，志盖篆体铭文三十三字，为正议大夫、兵部侍郎曾省吾手书，字体古朴严谨，颇具功力，诚不愧为名家手笔(见《文物》1986年第九期)。

曾省吾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二人是湖广同乡，又有师生之谊，且曾省吾的才干和学识颇为张居正所赏识，故张居正对其格外青目，并倚为心腹知交。曾省吾能够一路青云，在二十余年间官至朝中二品大员，除自身才能和政绩外，与张居正的提携器重不无关系。曾省吾为报知遇之恩，鞍前马后效劳于张居正。据说，张居正能够成功地挤垮前任首辅高拱而取代之，主要得力于宦官冯保、心腹曾省吾和姻亲王篆等人。据高拱《病榻遗言》说：隆庆六年，曾省吾授意其门生、户科给事中曹大野弹劾高拱，并许以高官厚禄。曹心领神会，立即具疏弹劾高拱“大不忠”十事，使高拱陷于被动境地。此系高拱一家之言，是否确有其事，史无旁证，但曾省吾为张居正夺权出谋划策，充当了谋士和马前卒的角色，则是众口一辞，毋庸置疑的。

　　张居正于万历初夺得内阁首辅权位，时神宗皇帝年少，对张居正十分倚赖和信任，“中外大柄悉以委之”。张居正当仁不让，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整顿吏治，改革经济，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使政体为之肃然，国库逐渐充盈，人称张居正为“救时良相”。但是，由于改革不免触及少数人的切身利益，加之张居正大权独揽，过于严厉和操切，故而招致诸多怨声。曾省吾是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呼应力臣，贯彻执行新政条令最为积极，因此亦遭到一些人的怨恨和诅咒，这些都为张居正祸发身后和曾省吾等人株连获罪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故。临终前向神宗推荐曾省吾等人“可大用”，神宗将他们的姓名粘贴于御屏上，以备他日选用。张居正死后，神宗拟将吏部尚书的要职授予曾省吾。然而此时风云突变，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利用部分人对张居正的怨恨心理，大肆排挤曾省吾等所谓“居正党”，以收买人心。他首先拿太监冯保开刀，授意江西道御史李植“发保奸状”，李植遂上疏揭发冯保“当诛之罪”十二条。张居正一死，冯保失去外廷倚靠，一经弹劾，即被严惩。神宗下令抄了冯保的家，在查抄出来的廷臣馈遗名单上，曾省吾的名字赫然在列。原来，张居正死后，曾省吾受到排挤，自感势单力薄，难以招架，时冯保尚未失势，遂借冯保做寿之机，向其送礼行贿，以求政治庇护，结果弄巧成拙，被人抓住了把柄。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借此大做文章，弹劾曾省吾“勾结冯保，相倚为奸”，“送冯保金银若干两，图谋升官”。继而户科给事中王继光亦疏参曾省吾“十罪”，无非是什么“耽嗜宴乐，蔑弃礼法”，“荒淫偷暇，旷废职业”云云，多系捕风捉影，虚捏罪名。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勒令曾省吾致仕。按规定，官员被勒令致仕须立即离开京城，不许片刻停留。曾省吾草草收拾行装，慨然就道，日夜兼程回到钟祥。

　　明朝制度，文臣年满七十方能致仕，而此际曾省吾尚未逾五十，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但他经此一场风波，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险恶，对追名逐利已是心灰意冷。归里后，终日闭门读书，或徜徉山水名胜，与文人学士诗文酬唱。万历十一年初春，曾省吾的挚友、江西兴国(今湖北阳新县)人吴国伦溯汉水赴陕西讲学，途经钟祥，与曾省吾相会于汉江边。吴国伦是文坛“后七子”之一，嘉靖年间做过刑部主事，后辞官归田。其人才气横放，好客轻财，与曾省吾私交甚笃，因朝野遥隔，已多年不通音讯。此次故友意外重逢，二人都不禁感慨万千，遂设酒舟中，竟夕纵情畅谈。吴国伦曾赋诗记其事，有句云“醉来身世风涛外，始信冥鸿不可攀”。(《次郢上曾以三司空携具见访舟中话旧》)庆幸老友曾省吾及时脱身名利羁绊，远离官场斗争的风涛之外。

　　然而，君主专制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随着朝廷政治斗争的不断升级，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受到攻击和追究。远离官场、优遊林下的曾省吾，最终没能逃脱株连被祸的厄运。万历十二年，朝廷部分官僚罗织罪名，交章弹劾已故首相张居正，纷纷“追言往事”。神宗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决心借此将权高震主达十余年之久的张居正的余威压下去，降旨削去张居正官爵，并将赐谥一同镌去；命刑部侍郎丘橓、司礼监太监张诚南下荆州，籍没张居正家。丘橓，字茂实，山东诸诚人，乾隆《诸城县志》为其立传时，颇多溢美之辞，但与丘橓同时代的朱国祯评价其人“胸次浅隘，好为名高，不近人情，此种人最不足取”。(朱国祯《涌幢小品》)丘橓与张居正、曾省吾本有宿怨，此时正好借机报复泄恨。未抵荆州，先期命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锁入空房，竟至饿毙十余人。及至查抄时，更是穷凶极恶，锱铢必究。但查抄结果令丘橓大失所望，所得财产尚不及预计的二十分之一。丘橓认为张居正为相十年，所蓄私囊绝不止此数，遂将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严刑拷打，逼其招认藏匿的财产。张居正的长子、原礼部主事张敬修经不住再三拷掠，屈打成招，枉供曾向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转移、藏匿财产，约值银三十万两。张敬修愧恨交加，自缢身亡，临死前写下一纸绝命书，控诉丘橓等人“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张文忠公全集·附录》)充分揭露了丘橓等人酷刑诱供、蓄意陷害无辜的罪恶行径。

　　丘橓凭张敬修一纸供状，派人分别查封曾省吾等人家产，并将曾省吾、王篆逮送京师究治。据谈迁《枣林杂俎》描述当时情形说“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太监对他们可以随意殴辱，其迫害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曾、王被逮送京师后，先后上书神宗力辩其冤情，神宗命太监张诚“从实查勘以闻。”张诚是整个冤案的制造者之一，其“查勘”结果可想而知，遂将二人下三法司审问追赃。此时，仍有歹毒小人落井下石，欲置曾省吾于死地。万历十二年三月，工科给事中唐尧钦题奏：“今天下呶呶未几者，曰故相张居正，顾居正可恨，而所尤可恨者，则误居正之臣，原任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致仕曾省吾是也。盖省吾与王篆数人同恶相济，以欺居正，居正日为卖弄，不觉而竟成误国之罪……宜重处(曾省吾)以谢朝廷”。(《神宗实录》)张居正是万历朝有名的铁腕宰相，凡事多断独专行，岂是为人左右的平庸之辈？唐尧钦于此时此刻将张居正的所谓“误国之罪”归究于曾省吾等人，其险恶用心不言而喻。

　　同时，朝中亦有一些正直官僚仗义执言，冒险上书为曾省吾鸣冤，但均遭到神宗的驳斥和惩处。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户部主事闻道立上疏奏事，其中提到“曾省吾以受寄之赃，取盈追尝，势必牵连。恐皇祖潜龙之乡(钟祥是嘉靖皇帝诞生发迹之地)，不免亡猿之祸……请下法司量行豁免”。冷酷无情的神宗皇帝不仅不允闻道立所求，反怒其越位奏事，将他降调外职。(见《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十月，下旨籍没曾省吾房屋田产，变卖解京“抵赃”，不足之数，逼勒其亲族代缴。最后，削去曾省吾官籍，将其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一代名臣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曾省吾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官僚士大夫，其荣辱兴衰，是非功过无不打上时代烙印。数百年来，人们对其评价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作为一代名臣，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学术上的建树引人瞩目，是有明一代颇具影响的风云人物。另一方面，由于他深陷党争，加之夤缘权阉，触犯清议，故而酿成对他疑谤丛集的复杂局面。后人每论及此，无不为其扼腕叹惜。曾省吾惨遭没籍之祸，当时公论普遍称冤，但因史籍多讳言其事，后世只知其冤，而不详事实原委，故附会出许多市井传闻。至今钟祥民间尚流传有曾省吾“留坊不留头”的故事，谓曾省吾被小人构陷，诬他省亲时在家乡“越城建坊”，有僭越之罪。神宗令其拆毁牌坊，否则“留坊不留头”。曾省吾坚执自己无罪，宁愿以身受死，终被处以腰斩之刑。此传闻显系后人附会，其“腰斩”一说更属无稽，但它反映了人们对曾省吾蒙冤受屈的不平之情。明天启、崇祯两朝为张居正恢复名誉，盖棺定论，诸所株连者亦多获昭雪、追恤，但曾省吾终明之世未获官方正式平反，实乃千古撼事！

　　考旧志和曾省吾所撰《千弓坝石桥记》，曾省吾被抄家之后，其宅第充官“抵赃”，改作公廨衙门。曾省吾于城内无处栖身，遂在乡间筑屋数楹，以耕读终其余生。其地名千弓坝，在钟祥城东南十余里。曾省吾乡居期间，虽布衣蔬食，生活清贫，却热心地方公益，做了许多修桥补路、倡捐兴学之类善事，对家乡的水利建设贡献尤多。曾省吾生长于汉江边，曾亲眼目睹过家乡人民遭受水灾颠沛流离的惨状，并为此深感忧虑。他巡抚四川时，某日从邸报中得悉汉水暴溢，灾区人民多葬身鱼腹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以至“不忍卒读”。(见《钟祥文征·修筑沙洋堤碑》)因此，他罢官归里后，对兴修水利十分关心，地方每有浚河筑堤等治水举措，他都“竭力赞襄其事”。他做过工部尚书，熟谙都水之政，地方官多向其请教治水良策，他不仅有求必应，献计献策，还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勘察地形水势，并为募集治水经费奔走游说。曾省吾敦重乡谊、谋福桑梓的感人事迹，为钟祥百姓口碑载道，地方官亦对其十分敬仰和尊重。他去世后，家乡父老为纪念其功德，将他募资兴建的“武定桥”改称“曾家桥”，并刻碑记其善举。清代，地方官顺民所请，入祀曾省吾于乡贤祠，与钟祥历代先贤同享正位。

　　曾省吾卒年今无可考，后人立传，于此均付阙如。据旧志所记，其墓在钟祥城东五里，因地理变迁，今遗迹已不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