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分析家移情问题似乎构成了你在回复我上一封信时提出的众多问题的焦点。根据你的理解，你的意思是，一旦我获得了解释者的位置，我选择沙发或椅子的决定就决定于我对病人的移情了。 你解释说，就你而言，你需要面对面地对待精神病患者，因为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大量的迹象，你需要保持有接触的迹象，或者让你预见焦虑性发作，后者会妨碍病人修通。最后，你问道对儿童和精神病学家的分析工作是否改变了原来的移情观点。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是关于病人要我读一本她喜欢的书并且这样做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在分析中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在评论这种处理情况的方式时，与正统的做法相反 – 正统做法要求与患者的关系限于会谈期间所说的内容 - 我要指出，这是我对儿童实践的直接结果 - 他们经常为会谈带来的不只是他们的绘画和泥塑，还包括对他们重要的个人财物。读完你的信后，当我再次想到这件事时，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情况。反思这种无法想象另一种形式的临床治疗的意义，这可能会开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起初，我告诉自己，我无法想象另一种形式，因为根本就没有一种形式参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但它表明我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工作已经塑造起了我对移情的理解。事实上，我注意到我总是从这个临床角度来谈论分析的。我必须补充说，在我看来，最佳的精神分析训练包括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长期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实践;与“正常患病”的患者工作;只有在这一切完了之后，才能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后来，我告诉自己，另一种选择是完全排除这些情况的。这种是我一直幻想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决不会回答问题，接受礼物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为了你所谓的“虚构”的典型分析，正式的分析环境变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床，它排除了过程中的偶然和出乎意料。但事实上，对偶然和对未期待的事物的开放是与儿童和精神病患者工作的基本要求。实践这种类型的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会成为一种形式的培训，导致建立出一种适合所有患者的环境。对于受过类似训练的分析家来说，通过与精神病患者工作，神经病人的工作，倾听想象的产物 - 我们称之为幻想 – 与其他的事物一起，构成了分析工作的一个特定方面。
我们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学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移情，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适应环境，从而更舒适地工作。正因如此，你正确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面对面地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工作，以便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中辨别焦虑的可能发作。但我们有时可能会问一个特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强大的联系，让他躺在沙发上或多或少的漫长的阶段，以便让他更好地通过分析探索解释特定的幻想。说到我们获得的这种自由，我看到了你在与你的“危险”患者工作时的一个例子，那个涉及他到处都会见到某位女演员的妄想病人。在他提到你的腿让他想触摸你的身体之后，你可以决定让他躺在沙发上，透过给出配套的一个解释 - “但我确实不得不把我的腿放在某个地方” – 以促使他谈论他的母亲。但是你选择让他坐着，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继续探索他与你之间的妄想和真实方面之间的差异，或者为了不打扰允许幻想得以浮现的设置环境。
让我们回到你在信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不，我不认为与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分析工作改变了原本的移情观念。但是，这项工作确实使弗洛伊德所坚持的工作进程的一个方面得到了发展，并且他的朋友Ferenczi也赞同了这一方面。在“移情动力学”中，他指出分析家像病人生活中的任何新人一样，代表着新的利比多的希望（文本是在1912年写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病理学的特征并不是重复，而是病人用巨大的能量拒绝承认那些意想不到的和差异性的特征。真正的分析工作意味着分析家和被分析者都会出现思考和对分析的欲望。（当然，我对弗洛伊德的文本的解释受到我们以后学到的一切事物的影响）。但是，知道弗洛伊德意识到这种转换关系的这一方面，这仍然是令人欣慰的。
我对移情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心理治疗过程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区别。我从Gisela Pankow那儿继承了这一观点。 我最初在阅读她的第一本书时遇到了它，后来在我与她一起度过了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督导”时期。正试图与严重精神病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工作的Gisela Pankow总是关心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的条件。她会让这些患者使用粘土塑造雕塑; 她从Françoise Dolto那里学到了这种技术和这个理论的一部分。 使用这种技术使她能够在她和她的病人之间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她可以以较低的风险让她免于同病人发生致命的身体对抗。
采用这一理论后，我认为治疗和分析空间对两位主角都是“外在”的，并且作为患者和分析家共同反思患者的婴儿体验的共同点。我在治疗空间和分析空间之间的区别是很简单的。在我们主要是治疗师的时候，我称之为治疗空间。我称之为分析空间，主要是为了帮助患者在他的生活中找到意义，因为他发现了无意识。
有时 - 不仅在与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时 – 处在治疗空间可以作为分析家和患者之间的中介区，扮演很长时间的功能。这是一位年轻女孩的情况，她几个月来详细叙述了她的母亲，她的兄弟和她的继父对她施加的酷刑。我有一种感觉，她身体在我的内心中。她借用我的空间，探索其观看的所有角落，将物品放置在一个地方，另一个则放置到另一个地方，她回来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并再次离开了。她让自己感到舒服，在炉边安顿下来，让自己记住，告诉自己所有这些遭遇的现实的恐怖，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定位一个精确的时间和空间之后，现在则可以被构成为她的过往了。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都无法说话。 轮到让我来承担正在对我做的这些事情了。有时，在一次会谈后，我必须去厕所呕吐。 最后，有一天，我反感而愤怒，我于是告诉她：“我恨你的母亲，我恨你的兄弟，我恨你的继父。”从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当然，愤怒和厌恶在她能将之命名之前是她小时候感受到的情绪。但是她的痛苦不得不在她身上耗费这些时间，直到她能够听到这些词，作为她一直期待着的词，并且需要在这些词可能造成一种障碍一种封闭之前，再与她分开来，永久地将她与恶梦的现实分开。当治疗空间不是我们和病人之间的中间区域时，我们正在做着两个人的工作。我们支持，保护和携带起患者。 我们成为一种容器，一个他留下来的房子。
我们借给他我们的思维和感觉的方式。 我们给予他必要的，从未有过的喘息机会，在这段时间内学习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相关联的新的方式，而不会出现无法想象的焦虑和无情的迫害感。他从捐赠者手中接过一个空间，直到他自己的存在成为现实为止。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封，一个收容所，就像一位母亲为她所携带的宝贝做的那样。 我们借给他我们的世界。 两个灵魂的世界。 对那些认为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拆解过程的人来说，分析过程的这种观点是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解构主体为了生存而设置起的防御工事。但如果治疗方面持有这样一个主导地位 – 爱若的丑闻【即发展为爱情或者性的关系】 - 在这些治疗师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说是精神分析。 当弗洛伊德遇到这类反对时，他会说：“理论一切都很好，但这[临床的现实]也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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