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哈罗德·布鲁姆教授的代表作
阐释了他对于精神分析的核心思考和理解
听一位世界知名的精神分析学者对精神分析的理解
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不仅有好文章，还有好课程！！
首先来介绍下哈罗德教授
他被公认为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精神分析的教科书级人物、精通经典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的临床工作者；
一位因为对精神分析实践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荣获各种精神分析国际大奖的临床工作者；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邀请到哈罗德·布鲁姆教授（Harold P. Blum, M.D.），一位国际公认的、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的执行董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课程——精神分析过程中的核心干预。
随着移情-反移情领域和主体间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精神分析重构在理论和临床方面的兴趣都有所下降。然而，移情建立在童年幻想的基础之上，是无意识的内在心理表征和关系的新版本。在本文中，移情被视为重构的指导，但移情本身也是重构的对象。重构是变化的补充机制，它整合了遗传性解释，恢复了自我的连续性。病人的幼稚特质、特征、固着、非理性的幼稚幻想和行为都表明有必要重构。重构将解离的、碎片化的记忆组织起来，增强了进一步检索被压抑记忆的能力。重构对于修通和减少早期创伤经验至关重要。为了展示和减少过去对现在的持续影响，并有意义地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重拾过去极其必要。本文会介绍一个案例，从中可以看到，重构在分析过程中具有中心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精神分析的第二个世纪，它发展出很多新方向，这些新方向往往与其源头和核心概念化越来越远。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精神分析的其他议题和改变机制，精神分析的重构论要么被忽略、要么被看淡。精神分析本身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并非广受欢迎，重构论尤其失宠，人们对此时此地、精神分析的内部和外部给予了更多的即刻关注和强调。实际上，分析师和病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病人从哪里来，他或她如何到达那里。不仅被收养的孩子对自己来自哪里感到好奇，而且所有的人和群体都对此好奇。民族有关于其起源的传说，这些传说由事实和幻想所构成。弗洛伊德（1919，第83页）宣称：“遗忘向成人隐藏了对自己童年的知晓，只有分析工作成功移除这个遗忘，这个分析工作才被认为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分析师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也不能过于频繁地重复这一点……任何人忽视对童年的分析必然会落入最灾难性的错误。这里所强调的最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对后期经验的影响有任何低估。这篇论文延续了我之前论文中关于重构论的理论和治疗价值（Blum, 1980, 1994, 2000），它支持重构论存在于精神分析和几乎所有临床工作本身之中。在我看来，重构不仅和当下的移情解释互相补充，而且作为了互补的中介，这一中介引导和整合解释，重组和恢复人格的连续性。
对弗洛伊德来说，重构既是技术，是通向目标的手段，也是精神分析的目标。兄弟姐妹的出生或死亡等经历对患者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永久地影响着患者的性格。弗洛伊德（1937年，第26页）描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重构：“直到n年时，你一直认为自己是母亲唯一的、无限的拥有者；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让你大失所望。你母亲离开你一段时间；即使之后她重新出现，也不再全心全意地爱你。你对母亲的感情变得矛盾，父亲对你有了新的重要性……等等。”遗传性解释表明，当前的症状、行为、思想、感觉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源自童年。它具体而集中，例如成人肥胖，它可以追溯到与喂养和客体丧失的儿童期冲突。遗传性解释由自由联想和移情的退化特性促成。重构将包括更广泛的考虑因素，例如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发生的父母退行、不能哀悼和接受丧失、对失去客体的认同等等。
将移情还原到其童年基础，以及累积分析材料，这些都集中在重构上，而重构又反过来推动分析进程。与一些分析流派的当前位置相反，这样的遗传性材料由分析师的建议或者反移情来共同决定，移情的幼稚化特质、病人的幼稚化特质、特点、固着以及不合理的幼稚幻想都指向发病机理和病人的精神病理学的童年轨迹。虽然分析工作需要重构童年（弗洛伊德，1937)，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不同的分析师的任何两个重构都将相同。每位分析师都将以一定程度的理论和个人偏好来选择、组织和解释材料。分析师的反移情可能会使分析移情变得困难，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可能会带来对病人的冲突、移情和病人在分析过程中的抗拒的更深入洞察。分析师的分析态度、自我分析、教育和经验应该容纳和限制分析师作为人的主体性，保持“足够好的客观性”。分析理论并不完全来自于成人的退行状态，这种状态不会原本地再现早期的状态，但长期以来，婴儿观察性研究和儿童分析对分析理论进行了补充。童年的重构需要考虑情感、认知和道德的发展。重构需要考虑发展阶段的重叠和顺序，以及个人禀赋和经验的独特特性。由于重构的理论含义，它从精神分析一开始就被用来提出、确认或挑战一个理论或发展假设。
随着分析的进行，丰富的联想、记忆、移情反应等为重构过程铺垫了基础。通常有许多且不同的重构，而非一个宏大包含一切的重构。就像解释一样，重构既不武断，不反复无常，也非教条。在大众扭曲和误解中被称之为分析的东西，往往是对精神分析过程的错误解读。一幅讽刺精神分析师麻木不仁、固执己见、机械呆板、自私自利的漫画被用来防御分析性洞察的真实却令人不安的本质。自我保护优先于自我认识。当给病人一个重构时，它是先前分析工作的产物，是暂定的并且总是近似的。精神分析和重构过程不是建立在信仰、教条或猜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证据、推理和对新材料的进一步确认或修改的基础上。碎片化的、解离和被压抑的记忆浮现出来，必须与屏蔽记忆和伪记忆区分开来。屏蔽记忆通常与病人的构建相似。
近十年来，我们关于记忆的知识有了显著进步。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之间的桥梁正在搭建中，而且两方都应从中受益。几个记忆系统被识别出来。这些系统似乎具有各自的登录、存储和检索模式，并具有相关的功能和控制装置。自传体记忆与陈述性记忆、显性记忆、对人、地点和一般知识的有意识的语言记忆密切相关。对技能的程序性内隐记忆，如骑自行车、弹钢琴，是无意识的，但不会受到压抑，也不会因为精神分析而改变。此时，动态的无意识还没有在任何特定的记忆系统或配置中得到明确的描述。然而，创伤性记忆是个例外，其处理方式似乎与其他记忆不同。严重的创伤会改变海马的结构和记忆功能。无意识的创伤记忆本质上是在杏仁核中形成的（LeDoux, 2002），它似乎会引发对压力的自动战斗-逃跑反应。这些发现阐明了记忆的复杂性和重构取代离散记忆局限性的必要性。
病人有时会在分析师面前进行重构。在任何情况下，除非继续抵抗和回避过去，否则重构一定会在分析中被唤起。如果过去和现在没有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那么病人的防御就没有被充分削弱。过去将继续影响现在，但过去也可能防御现在。例如，一个病人宁愿重构她童年与母亲的争吵，也不愿细察她对女儿的过分保护和过分溺爱。与她女儿的任何冲突都应竭力避免。现在和童年的过去都会在黑暗中隔着一面玻璃被看。
在重构被语言化、提供给患者之前，分析师一直在对患者的童年进行心理建构。根据患者的表现症状和性格、患者所描述的生活史、患者最初的移情反应以及分析师的反移情反应，建构过程不断发展。建构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它在分析师的头脑中静静地进行，特别是关于病人的精神病理学的性质及其与发病机制的关系。因此，建构是关于患者无意识冲突和性格结构的一组初步假设，这些假设并不会被告诉给患者，并在精神分析的开始阶段形成（Greenacre, 1975；布卢姆，1994）。与建构不同的是，重构通常是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后概括地被概念化出来，会被分享给患者，并与患者一起使其成型。
在下面的材料中，我将主要聚焦于重构。这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成人内在儿童的重要性，儿童特征的持久性和及其在成人人格中的固着，以及在患者退行性反应中童年期的被激活。这并不是说成人内在儿童会复活，跟他/她在童年时期一模一样。成人的幼稚反应可能也可能不服务于其最初的防御和适应性功能，可能存在有意义和功能的发展性转化。成人当前的人格和生活状况影响着童年被激活的形式和内容。重构病人的过去极其必要，使得童年的过去对现在的持续影响可以被清楚展示出来，但当下的重构也展示了现在对过去的影响，通过过去被激活、被再次体验、被理解的方式。弗洛伊德在描述“重构”时最初使用的考古学隐喻，在许多方面仍然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构建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构工作，类似于一位考古学家对一些已被摧毁和掩埋的住所或一些古代建筑物的挖掘……除了分析师在一个更好的条件下工作，有更多材料可以帮助他，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已经被毁掉的东西，而是当前依然存活的东西……”（弗洛伊德，1937年，第259页）。患者和分析师基于分析知识、观察、推理和它们的凝聚性整合，而对重构产生理性的信念。然而，重构具有移情和反移情的意义，因此病人对重构的反应成为分析过程的一部分。
临床重构的一些主要特征将在下面的临床资料中有所展示。主要的案例报告是对一名30多岁拥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白人男性的分析。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也在开展着咨询实践，这使得个人分析成为可能。他寻求治疗，因为他患有间歇性抑郁症，伴有低自尊。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矛盾，优柔寡断。他觉得分析很有必要，他预期暴露自己的脆弱将是痛苦的。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积极自信的自我形象，更有力量的自尊，并在他的人生目标中变得更加成功。他对分析完全无知，同时，似乎可以凭借直觉把握着人们对他的期望。他着迷于“一切都有意义”的想法。
在前半年，病人保持着兴趣，热情和动力。他很聪明，似乎很合作。这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然后出现的是一个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人，几乎就像是两种不同的人。一方面，他的语言常常很粗俗，语法很差，经常咒骂和猥亵。另一方面，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作为文学典故。他能够使用大量优秀的词汇和微妙的表达，就像他能够使用充满脏话的粗口一样。他对自己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时而好奇，时而漠不关心。他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与分析师建立关系，以及对分析师与他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有类似预期。他希望他的分析师要么是处于一种粗鲁的、不受控制的危险的亲密状态，要么是更加疏远和有教养。他表示，他担心自己会变得过于依赖分析师和分析过程。分析已经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病人随后透露了一个秘密，这是他在分析开始时隐瞒的。他不仅有两种语言，而且生活中还有两个女人。当他和女友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实际上经常去见其他女人，主要是他的前未婚妻。在他和现在的女友同居期间，他的爱人恢复了与他的性关系。事实上，他和前未婚妻的关系更近了，他开始定期去看望她。他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女朋友，怕她会和他他分手。他被他的两个有意识的爱、他的现女友和前女友分成两个部分。这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他分裂了爱与忠诚，以及他对这些女人的愧疚，这是他寻求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因。
当他的女朋友得知他和他的前未婚妻“有染”时，她反复告诉病人，这深深地伤害了她，然后她断绝了和他的所有联系。分离反应在移情中被激活。他不愿意离开分析，但周五会兴高采烈地说，“周末愉快。”
他个人生活中的阴谋诡计也发生在分析情形中。他忏悔自己的内疚，因为他在等待室里阅读到一本杂志上关于大屠杀的报道。尽管他害怕被抓住，但不知怎的，他还是把杂志的那一页敞开放在那。然后他回忆说，他在青春期发现了父亲的色情照片。他感到厌恶又兴奋，并对着这些照片手淫。他非常害怕被人发现，所以他把它们一模一样地重新放回那个地方。他认为他的父母是可耻的伪君子。当他向分析师索要名片时，他下意识地关联到了他父亲的色情照片，他不知道分析师值得信赖，还是好色的伪君子。
这带来了和道德有关的情感，尤其是宗教情感。他想知道分析师是不是犹太人。他在一个反犹太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对犹太人充满了蔑视。在一所天主教大学里，他告诉一个同学，他不喜欢任何犹太人，这个人说：“我是犹太人。” 病人惊呆了，感到很羞愧。在他看来，犹太人虽然是弱者，但他们又很无情，他们做着肮脏的工作（像仆人一样）。后来，他开始审视自己童年的许多刻板印象。他无意识地担心有可能这位犹太精神分析师会鼓励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在沙发上，他很脆弱，觉得自己很女性化，并且有同性恋恐惧症。病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对所有女人的恐惧，更愿意把她们看作是无性恋的圣母。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父母卧室里薄薄的隔板传出的声音感到好奇。他的青春期背负了罪恶感和对惩罚的恐惧。
在这一点上，分析师可以重构病人被重新激活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原始场景幻想和兄弟姐妹体验，这反映在他目前所有的关系中。在青春期之前，他和姐姐睡在一个房间里，一起脱衣服。青春期时，他从他们卧室里搬了出来，这让他确信自己有罪，并促使他在教堂和后来的分析中迫切地忏悔。他在看父母的色情作品时的手淫是无意识的乱伦，他害怕乱伦的窥阴癖、暴露癖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性游戏。他感到内疚并预期会因他的乱伦幻想而受到惩罚。他出轨的秘密与原始场景、他的兄弟姐妹的经历以及他会让姐姐和母亲怀上孕的无意识幻想等这些秘密有关。经过这次重构，他可以理解他对亲密关系的恐惧。病人再次谈到了他父母的虚伪，他们自己的粗鲁行为，他们不设限，以及他们对他兄弟姐妹之间不适当的亲密关系的默许。他的注意力转向他对分析师身上的残忍和肮脏冲动的非理性恐惧，然后又转向对教会学校的回忆。牧师和修女本应该善良，但他们常常很残忍。他们也是靠不住的伪君子。然后，他描述了身体虐待，无休止地重复祈祷，以及对轻微过失的忏悔。在某种程度上，他鄙视犹太人，是为了防御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基督教权威的矛盾情感。
分析在休假后的中期阶段更加深入。当病人付不起精神分析师的钱时，财富就被理想化了，表面上是因为他没有信封来装支票。单单的支票是裸露，不合适而又富有色情。报酬会让人联想到肮脏的金钱、贪婪，而分析师通过榨取病人的努力和花费变得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童年主题随后充满情感地作为分析工作的中心出现。这位病人在新英格兰长大，大部分时间住在他父母当仆人的大庄园里。他是仆人的儿子，隶属于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师重构了仆人经历对他的一系列影响——他对顺从和依赖的恐惧、脆弱的自尊和对社会地位和富裕的补偿性努力。他父亲在家里是个暴君，但对他富有的雇主却恭顺顺从。病人也必须知道自己的位置。他带着羞辱和愤怒回忆起他父亲如何让他走后院的门，走仆人的入口，以及他如何讨厌当一个球童，为富人们拿着高尔夫球杆以赚取额外的钱。这位病人曾与一位犹太雇主的儿子玩耍，但他们不允许一起在主餐厅吃饭，他也不知道正确的礼仪。他童年时期的主要房子实际上是一所农舍，位于仆人区。他意识到这是缺乏边界和隐私的原因，因为仅有很少的小房间有单薄的墙壁。在移情中已经出现的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态度现在可以根据他早期的经验，即观察两个阶级，他的父母和房地产业主的不同的语言和穿着风格来重构。他认同他的父母是仆人阶级，也认同他的父母是贵族。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认同、语言和矛盾依恋。他生活在两个解离的世界里；自我整合只有在他童年的重构之后才可能实现。
重构描述了他和他的家庭如何充满了对贵族的敬畏、嫉妒和怨恨。“无产者”试图贬低他们没有拥有的东西。他应该很富有，如果他是贵族的儿子或养子，他的生活应该会更好。
他对有教养的、受过教育的、文雅的贵族的认同，被证明是病人寻求高等教育和发展许多文化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表现出表面上的富裕和优雅，但他知道内心深处他有一种仆人的心态。隐秘性也暗含着对仆人的社会贬低，他对此感到羞耻和屈辱。此外，仆人们知道雇主的一些秘密，而且知道得太多了。
表现出奴性和顺从无意识地与女性、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任何提醒他，或暗示他服从或被征服的东西，都会激怒和惊吓病人。他不时想到放弃分析，而非顺从地躺在沙发上。他需要干净整洁，不仅因为他的内疚，而且因为他父母从事的肮脏工作。他的父亲从事体力劳动，母亲可能是女佣。他对体力劳动者和下层社会感到同情和怜悯，但也感到轻蔑。他不仅认同贵族的价值观，而且认同他们对仆人的居高入下、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他羡慕并理想化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力。他想要实现宏大的、无所不能的幻想，再也不感受卑微和羞辱。
大量痛苦的记忆得以获得，并被整合进作为奴仆之子的童年重构中。这些富裕的房产拥有者提到他父母时只称呼名甚至连名字都不会提起。病人将这个看做缺乏尊重，把他被轻视的父母看做是儿童一般。他认为他们之所以工组于不同的地方师因为很快被某些工作辞退。显然有些地产是强盗贵族的后代所拥有。这些地产拥有者部分地由于投射会害怕他们的仆人卷入偷盗。病人有过通过欺骗富人而获得大量财富的幻想。在分析中他会想知道如果他透露他收入渐长的事实是否分析师会提高收费。在幻想中，他成为贪婪的盗贼，强盗贵族，这一角色曾经被指派给分析师和犹太人。他意识到，他、他父母以及贵族们都有共同的宗教——他们崇拜财富。
这些不同的联想和解释之后，病人对进一步扩大的重构作出了贡献。分析进一步转向羞愧、内疚和羞辱的领域。分析师指出，病人对他的仆人父母的看法是，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病人有短暂的食粪幻想；他认同地位卑微的父母，但也渴望金钱和金钱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他的父母不知羞耻，但他认为他们默默顺从地接受羞耻和羞辱。病人想要抹去、逆转和报复这些羞辱。分析师重构了病人的如何围绕着克服自恋受损，获得自恋补足，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来组织其生活。作为重构的结果，他许多不连贯的想法、记忆和情感被组织成一个有凝聚力的、连贯的、有意义的系列。他能反思作为仆人的家庭生活。他幻想自己不是仆人的孩子，而是主人的孩子。他出身贵族，或者注定是贵族。重构统一了王子和乞丐、仆人和主人的双重身份。他有两种语言，两种父母，两种女人，两种对人和社会的两极分化的态度。他的自我和客体世界被分割成理想化的和被贬低的幼稚的两种表象。在一个平行的重构过程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是被他的父母委派去修正他们自恋的屈辱，克服家庭的屈辱，把屈辱变成骄傲和荣耀。他反抗任何屈从于他分析师的想法。他不应被他的分析师或任何权威所轻视，而是会上升到他本应享有的优越地位，就像拥有土地的贵族一样。
病人可以看到一些记忆在防御他青春期和童年时期更令人不安的记忆。他前妻私生子的秘密、兄弟姐妹性游戏的秘密、原始场景的秘密都与有一个卑微身份的父母的孩子的秘密和困惑有关。为什么他们的工作被解雇和调动？仆人没有工作保障，也没有地位。他们真的因为抢劫而被解雇吗？由于经常以现金支付，他们避免了所得税。他们应该受到惩罚吗？难道他们没有自尊，或者暗暗享受羞辱？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了仆人？他的父母是否也把贵族理想化，认同他们，享受他们所反映出来的荣耀，同时否认他们自己的贬值？他们是否像他一样，希望像一场家庭罗曼史一样被屋主和精神分析师收养，就像他现在在希望被精神分析师收养（弗洛伊德，1909；弗罗施，1959）？这次重构让他洞察到自己对过去的想法和感受，以及对未来的计划。这让他更容易抵达一些负面感受，比如负疚感、羞耻感、自卑感、对失败的恐惧以及对成功的渴望。
重构阐明了病人的内部精神的幻想和对他成年期前经历的回应。他对自己在富裕与贫穷、贵族与仆人、主人与奴隶之间摇摆不定的感觉不那么困惑了。重构既不与移情解释竞争，也不防御，而是促进了对移情和遗传性解释的理解。被解离、遗忘和压抑记忆的恢复反过来有助于重构。
虽然弗洛伊德指出重构可能是无法从压抑中找回的记忆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品，但他的基本前提是发展和处理被遗忘的童年。弗洛伊德用最初致病的或不断发展的结果重构了被分析者发展的一部分。弗洛伊德（1937）的表述远远超出了单一的记忆或要素：“我们所寻找的是一幅被病人遗忘的岁月的图景，它应该同样可信，在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完整的“（第258页）。弗洛伊德补充说，分析师的任务是“从它留下的痕迹中找出被遗忘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去构建它。”弗洛伊德（1920）预见了重构中的当代发展议题，并在早期区分了遗传性和发展性的观点。
只要我们从它的最终结果往回追溯发展，一连串的事件似乎是连续的，我们感到我们已经获得了洞察力，这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甚至是彻底的。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分析中推断出的前提出发，并试图遵循这些前提，直到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必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效果，而这些事件本来是无法确定的。我们即刻注意到，可能还有另一种结果，让我们也同样能够理解和解释后者。因此，合成不如分解那么令人满意。(167页)
重构发展的步骤和序列的问题，追溯众多过度决定的致病因素问题，这些都引起和挑战重构。由于以下因素而使得遗传性谬论和拟成人论神话的问题更加复杂——病理性退行、正常发展和异常发展的混淆，由所涉及到众多因素以及不同力量，以及需要桥接的不连续点。分析提供的丰富信息使重构成为可能。但它绝不是一个单一的、真实的连接“红线”。重构推理依赖于分析材料的整体（而不仅仅是移情），依赖于在分析过程的熔炉中对重构过程的阐述和重构。如果没有童年的情感重构，这个病人怎么能理解他的主仆幻想，他的阉割感和自卑感，他对自恋受损和自我膨胀的全面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尚未解决的分析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遗传性解释，以及他们所依附的重构，并不能完全解释病人的心理病理学。到目前为止，对这个病人障碍的经典解释是恋母情结的冲突。难道没有原始自恋和前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这是后发冲突的重要前奏?当然，越是回到前俄狄浦斯时期重构的尝试，它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是更有猜测性。构建的程度越早，猜测的程度就越高。他对母亲的早期体验如何？她从事清洁和洗涤等卑贱的工作，坚忍克己。他对父亲的一些矛盾情感可能是对母亲情感的转移和移植。她没有被病人用温暖的语言描述，被认为僵硬和非共情。在他的童年早期，她很可能很抑郁，很难玩乐。很可能他的饮食、睡眠和如厕训练都受到严格控制。他母亲是呆板、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修女原型?母亲可能是一个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人物，保护他不受自己冲动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让人丧失男子气概的妓女。他说:“我对自己所建造的大厦的裂缝感到不安。“女人破裂，诱人，而危险;他们被分裂成堕落的妓女和修女。只有在经过更多分析后，他才能承认一些神职人员是专注和有效的教育者。在他的童年时代，几乎没有什么聚会，节日也不庆祝。他从来没有举办过生日宴会，尽管病人知道庄园里贵族的孩子们也有这样的宴会。他父亲对儿子的生日时间也不确定。
家里的气氛总是阴郁。他父母之间没有明显的感情和友谊，他们对孩子的感情也不感兴趣。如果他不喜欢别人给他的食物，他也会被期待毫无怨言地吃下去，因此他的喜好基本上被忽略了。在后来的童年时代，他为父母感到痛苦的羞耻，并竭力克制自己的羞耻感。他的父母向儿子表达了他们对他的诋毁，但他们和贵族们鼓励他日后有所成就和声名。
移情分析和重构是协同的，而不是竞争性或对抗性的。重构被认为是一种突变，“在临床分析中带来决定性的差别……存在与现在的过去被改造成现实的新视野”(Blum, 1994, p. 150)。在重构的过程中，来自生命各个阶段的自我表征以及对象表征被重新评估，并重新整合到新的、更现实的表征中。不仅防御被改变，而且病人对他/她的内外世界的感知也被改变。
在有大量精神创伤的临床情形里，可能存在自我退行和认知和情感过程的损害。病人不能记住和表达的东西必须经过艰苦的重构。躯体化反应和非语言交流可能至少在最初非常重要。重构可能有助于检索和重组碎片化的，扭曲的记忆，以及填补记忆空白。没有记忆的重构，无法描述和感知的东西可能会通过下一代、孩子们被躯体化，被活化，或被付诸行动。为了避免与沉默的回避共谋，需要重构创伤、恐惧和恐慌、无助感以及能够提供保护或拯救的客体的空缺(Grubrich-Simitis, 1981;Krystal,1991;Blum,1994)。试图澄清创伤情况的细节，并在必要时，以对不可避免的未知和模糊的分析性觉察，揭示创伤的代际传播。只有这样，创伤性现实及其幻想的阐述才能融入相对完整的人格。语言重构与逐步修通创伤和恐惧要相互结合。这允许被回忆和重构的过去的巨大创伤，属于过去而不是现在。进一步的分析性重构可能将被缩进大规模创伤漩涡中的以前和以后的创伤经验包裹起来。
现在我将谈谈在精神分析以及以洞察力为导向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重构的早期促进价值和整合效果。虽然重构并不一定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如同在分析中那样。重构经常被用来帮助病人意识到童年幻想和经验蔓延到他们成年生活的力量与持久性。移情和当前的现实会优先考虑，但同时，重构对于阐明移情和病人所参与创造当前的现实极其必要。边缘病人对分析师的批评和蔑视非常尖锐，他们对于分析师试图告诉他们，他们的批评不合理也不恰当，可能无法回应。精神分析师把病人的批评看作是移情幻想的一部分，而病人认为精神分析学家确实值得批评。分析师在内在矛盾的地方会有负性的反移情。病人成功地引起了心理治疗师的敌意，在他的头脑中证明了他对精神分析师的批评是正确的。一种移情-反移情的僵局可能随之而来。
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早期的重构对精神分析师和病人都非常有帮助。这与治疗初始阶段后重构的一般使用不同。这里的例外并不是要贬低弗洛伊德(1940)的忠告，“我们从未能区分我们的知识和他的知识。”我们避免立刻告诉他我们在早期发现的事情，我们也要避免告诉他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发现的全部事情。我们仔细考虑什么时候把我们构建的知识传达给他……这总是不容易决定”(第178页)。
重构在当代分析过程中如同弗洛伊德早期所建议的那么重要吗?在我看来，这里展示的重构对分析和治疗过程和进展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重构所丰富和带来的洞察力，很难去理解分析经验如何像主体间论理论家所提出的那样，可以显著地改变无意识的、不现实的自我和对象表征。强调“此时此地”的分析性体验的突变效考虑了分析师的反移情和主体性的影响和效果，但没有对童年和患者幼稚的神经质幻想和特征保持一种平衡地关注。分析师还进行相互反省和反移情分析。重构的价值体现在临床资料中，过去如此显著地影响现在和影响未来。没有重构，精神分析会变得与婴儿时期的无意识，与生活经验的背景和塑造相解离。重构恢复了个人历史的连续性和凝聚力，纠正个人的神话，同时培养更大和更现实的自我意识、知识和洞察力。跨越生命体验，重构整合了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因与果。
如果病人经历过与父母的病态关系，包括经常性的过度批评、蔑视和贬低，治疗师可以指出，病人在接受治疗之前很久就经历过严厉的批评。他受虐待的感觉不是来自现在，而是主要来自过去的父母。患者已经认同了攻击者，并以他自己所遭受的方式来同样羞辱治疗师。病人已经成为严厉的父母，而分析师则被视为父母所认为的藐视权威的孩子。如果没有对患者童年这一记忆的重构，自我受损的患者就不可能与移情保持距离，也不可能理解和接受移情的解释。此外，一个病人在他的生活中轻视和侮辱他人的现实，可能仍然很容易受到投射和合理化的影响，而由此认为他人应该受到他的仇恨。在性移情中具有引诱和表现欲的成年女性可能也有类似的动力。在哥哥的引诱下，她进入了兄弟姐妹间的性游戏，她现在是积极的引诱者。这是一种特殊的遗传性解释。她在幻想中获得了对分析师的控制，无意识地寻求的不是他爱上她，而是他的堕落。在这种情况下，色情移情重述了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并防御了一种潜在的敌意幻想，即削弱分析者的男子气概以及破坏他的声誉。重构将她的引诱行为整合并解释为在分析中和生活中的重复与复仇、武器与防卫。
基于分析材料的聚合以及病人对重构的反馈，重构从各种可能性中被确定。个体的幻想和经验会与普遍的幻想和普遍的生活经验相结合，但总是有个体性的变化。这一点在仆人之子的家庭罗曼史中得到了体现。重构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凝聚力、逻辑性和明确性，并与当前的无意识冲突和分析议题密切相关。虽然重构可能取代记忆的空白，源于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遗传性和发展性视角的声音，重构在当代的技术理论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在当代精神分析中，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恢复被压抑记忆的依赖。一般而言，模式比单一的记忆更重要，主要的例外是休克性创伤。重构也在当前有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即检验分析性的材料与婴儿发展研究中的发现，并具有整合这些的潜力。
验证和确信并不会必然达成。分析师、分析者或研究人员可能比其他人更相信重构的有效性。尽管弗洛伊德不时也会改变对幻想和真实体验哪个更相对重要的看法，但他从未放弃创伤的重要性。弗洛伊德（1926）提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们推断出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他提到，“你要知道，被遗忘童年经历的正确重构总会有非常好的治疗性效果,不管是否得到客观的确认”（第216页）。过去，非分析性材料往往被当作分析过程中的障碍或污染物而不予考虑或轻视，而现在则不同，这种关注方式不再被认为完全适当。外在确认在分析中是有意义的，有助于对恰当重构的理性验证和确信(Good, 1998)。鼓励病人尽可能通过客观证据，例如文件和亲属与证人的报告，检查和纠正重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析的重构是如何经常被额外的分析证据所证实和扩展。然而，没有任何材料源或材料选择能够天然地免于失真。法律体系痛苦地认识到，目击者的报告可能并不可靠。
过去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不仅被重新发现，而且被重新创造。记忆被改造。过去呈现出在童年期并不存在的复杂的新含义。此外，发展性转化可能无法以其原始形式恢复。对童年的“第二次看”(Novey, 1968)通过分析性的视角进行，通过成人的晶状体折射。虽然分析性自传通过特定的重构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整合，但也无法保证对有效重构或解释的分析。精神分析需要忍耐和对其他考虑因素的评估。模棱性和混乱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一部分，也寻求更大的洞察力。除了弗洛伊德（1911）的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即快乐和现实原则，我们还要在不确定性原则下工作与生活（海森堡，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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