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之文学”概念考“一代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的广泛流布可能与王国维先生有一定关系[1]，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的序言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2]自王国维先生之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逐渐深入人心。从社会普通民众角度来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已经成为人们头脑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认识的先行概念;从研究者角度来看，民国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叙事都出现了一个有趣之处：每个时代都有诸多文体，且在唐宋以后大多数文体都已出现，但文学史书写者都不约而同地以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主要叙事线索重构文学史的脉络。总而言之，无论对于研究者和普通受众而言，“一代之文学”理论都能够让他们迅速抓住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感受到一个时代最芬芳的文学之美，亦能够透过这些文学作品感受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气息，因此，“一代之文学”理论能够得到学界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一代之文学”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才能称之为“一代之文学”？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从中发现“一代之文学”理论是否和当代电影相关。考索古代关于“一代之文学”的论述，我们没有发现具体线索，但透过雪爪鸿泥，我们还是从古文献中发现一些残迹。
胡应麟在《诗薮》中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體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3]胡氏看到了唐诗的“格备”“体穷”，这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唐诗在宋人看来确实已经较为成熟，无论是格律、体制、风格都非常完备，宋人想要超越唐诗的规模也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此外，相对于唐诗的“格备”，词对于宋人而言是较为新兴的文学体裁，故其可供宋人发挥的余地更多，宋人于宋词就有了更多制定规则的可能和权利，曲之于元代、小说之于明清，也同样是这个道理。由此，可以从胡氏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一代之文学”是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一代之文学”都在整体上做到了超越前人，而后人亦难以追赶的高度（并非完全无法超越）。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4]从上述材料可知，由于骚、赋难入汉人之乐，故有古乐府;由于古乐府不入唐人之风俗才有绝句，由于绝句缺少宋人所欣赏的婉转才有词，词不能符合元人的审美才有北曲，北曲不能让南方人感到和谐愉悦才出现了南曲。由此可见，王世贞认为“一代之文学”的诞生还和当时受众的接受有关，在他看来，一代的审美风气造就了“一代之文学”。准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代之文学”符合当时的时代风气，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要求，且能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
袁宏道关于“一代之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5]从袁氏此句可见，“一代之文学”没有定法，“极其变”“穷其趣”是“一代之文学”可贵之处。袁氏眼中的“一代之文学”不是沿着传统文学体裁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变化、不断创新，这是袁氏所理解的“一代之文学”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初步拟定“一代之文学”的评定标准：“一代之文学”是一种相对新兴的文学体裁，它在质量上能够超越之前同体裁文学作品，它在形式上已经为后世立下范式，它富有创新精神，能够得到受众的欢迎，同时也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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