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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英格兰社会的变迁,与印刷有关?

近日拜读了两部印刷与历史类的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让我对书籍印刷史有了一个比较概括的认识,此前做口译实践时接触过一些印刷方面的知识,这次梳理得更系统全面了一些。另一本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这本书更像是作者的一部研究论著,让我确实对印刷史和世界史的跨学科研究有了一些入门级的了解,也算是自己还比较认真阅读的跨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一本书。这篇文章简要记录一下自己在阅读《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一书的收获,思路上也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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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一门技术,如果单从技术的角度了解它的发展历程,恐怕我们只能了解它在制作流程上的知识。不过,印刷的内容却决定这门技术将极大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因为这些内容关乎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印刷术具有的传播属性又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因此正如本书提到的,“一部印刷出版史也就是一部印刷出版与社会的关系史”。这部书中,我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印刷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催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社会变迁会促进和推动印刷媒介的兴起和发展,而印刷媒介也参与了这种社会变迁,反过来影响社会。这本书探讨的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程度问题。印刷将知识标准化,并得以保存下来;同时,它激起人们对权威的批判,让人们更能获得相同事物相互矛盾的观点。从这种互动关系中,我也意识到,印刷术带来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渐进的变化过程,因此,正如本书指出的,那些把推动文艺复兴或者宗教改革归因于印刷术的推断,抑或是认为印刷是“一场未被承认的改革”的观点,都是不够准确的。印刷术的角色,类似于催化剂,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作用,但与社会知识联系起来后,便产生了互动效应,而正是这种效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正是因为印刷术与社会各个层面直接相连,因此对印刷媒介的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这种跨学科涵盖了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经济学、传播学、文学批评等诸多学科,同时也与印刷品的写作、编辑、复制、传播、销售等方面息息相关,这样的互动关系直接的结果就是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发展、权力的变迁,最终呈现出基本的政治发展演进情况,构成了书籍史、印刷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印刷媒介、印刷商等角色在历史研究中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元素,而且印刷也需要和大众紧密相连,加上自身职业性质也与出版直接相关,因此颇感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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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分成了几个部分,首先是英格兰印刷业的初创与15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文化。卡克斯顿将印刷术引入英格兰,不过由于印刷术在当时的影响范围有限,卡克斯顿更多是关注贵族阶层的阅读需求,印刷的内容是以从欧洲大陆流行的、贵族阶层感兴趣的作品,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些拉丁文学如西塞罗的文章等等。“印刷业本身尚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生阶段,因此,卡克斯顿的翻译、编辑和印刷活动也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当时的印刷业几乎是依靠政治形势为生,只提供了“蜷缩于教堂和宫廷中”的一种阅读形式。

此后,随着文艺复兴带来人文主义思潮,印刷的范围逐渐扩大。不过,英格兰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学术积淀有限,市场又比较狭小,因此,虽然英格兰本土印刷业慢慢从宫廷中解放出来,但与欧陆的印刷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这一时期英格兰的书籍开始依赖进口。书籍的数量增多使得一些大学的藏书数量增加,同时也使得书价降低,普适性增强。可以说,正是文艺复兴的大背景给印刷业带来了生机,书籍数量大幅增加,反过来增强了知识的传播力度。

书籍的增多,藏书范围的扩大,使得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可以阅读新鲜的知识。因此,印刷媒介让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学科的演变成为必然的趋势。怎么理解呢?首先,通俗讲,原来上课你只能听老师讲,可读的书很少,而现在你可以读的书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你对知识的观念来自于你自发的阅读,而不是获取老师说的信息。渐渐的,你会想,书上这么写的,老师说的对吗?如果你是一个教徒,你看过《圣经》后会质疑,神父说的都是对的吗?由此我们看出,印刷业的发展让人们对于“权威”的认识变得日趋复杂。听别人说和自己读不同,自己读不同的书也会发现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怀疑和批判思维就产生了。“这种怀疑和批判思维通常被认为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质之一,而印刷书的功用恰与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思想——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是极吻合的”。这就是一种印刷术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互动关系。

其次,印刷书的变多使得对同一内容的不同版本增多,随之带来的问题也逐渐增多。比如,不同学校中用的教材不同,对同一处拉丁语语法的解释多样,学生在升学或转学后没有可参照的统一标准,老师的教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最简单的,连怎么出卷子也成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自身的决定力量统一版本,将很多教学内容规范化。亨利八世时期,教学授课内容逐渐一致,“印刷版教科书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控制的一种重要工具”。文学思潮让印刷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版本的不同反过来促使政府发挥职能,实现统一,进而控制,这也是典型的互动关系。

卡克斯顿从他的印刷机读取第一校样页

下一个部分是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者与印刷媒介。都铎王朝时期是英格兰宗教文化改变比较大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改革派政府通过印刷媒介制作“政府宣传品”。《圣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当局者针对时下政局对不同版本进行维护或者打压。同时,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发表了很多小册子吸引舆论,比如约克郡发生叛乱后,亨利八世命人出版《国王陛下对约克郡叛乱诉求的回答》等等,这些小册子很快就能对舆论产生影响,有些对反抗行为进行压制,“也才牢牢控制了镇压'叛乱’的话语权,加快了应对国内动荡局势的速度”。为此,本书得出结论,“为了打破原有的知识垄断格局,谋求审核变革者与新兴媒介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关联性”。此外,随着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统治,对《圣经》等宗教作品的英译活动也更加频繁,英译作品数量增多,人们被鼓励用英语朗读宗教诗集等,英语表达方式更为丰富,这些直接导致拉丁语的式微。“因此,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也有了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印刷媒介推动了英格兰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

印刷书数量骤增,盗版书籍的印刷也开始了,因此相应地,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也进一步完善,版权的概念出现了。同宗教改革者通过印刷书掌握舆论有类似之处,书报审查也通过国家统一的力量,规范出版行业,制定了出版前审查、颁发专利权和许可证等制度,并希望通过建立一些组织来集中管理书报。最终,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和1952年的《世界版权公约》为所有相关国家的作者设定了最低保护标准,出版界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完善。

正如上文所说,在英语印刷品的带动下,英格兰人的民族观点逐渐形成,“语言借助新型传播媒介的力量在这个时期被'民族化’了”。我认为这是印刷术为早期英格兰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印刷本“一是使英语具有了更强的表达能力;二是使英语具备了更大的稳定性;三是英语印刷媒介具有了以前从未想到的传播发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看出,印刷媒介在随着社会变化而发挥其效能的同时,也为社会新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这种互动关系确实十分有趣。

印刷媒介在以上这些方面带来影响之外,肯定还在其他领域有很深远的影响,比如法律、饮食、种植、日常生活等等,还有很多空间等待进一步挖掘。通过印刷媒介,我们了解了社会百态。正如作者所言,当今我们处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各种传播媒介都在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的手机、电子书,微信、微博、脸书、推特......我们又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它们呢?希望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好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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