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国的丧钟：太原之战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童贯北伐辽国失败后，逃回汴京。结果当朝宰执、御史官员、其余文武竟然没有一人弹劾他临阵脱逃，徽宗皇帝也没有处罚他的意思，此事就不了了之。童贯带回了金兵分两路南侵的消息，却将伐宋檄文以“恐伤天子意”为由隐瞒不报宋徽宗，只是私下与朝臣议论。

 

直到有一天，早朝的宋徽宗接到宰相李邦彦进呈的一封书札。徽宗看后被吓得面无人色，原来这正是金朝发的《牒南宋宣抚司问罪》书。宋徽宗认为，这个时候再去追究童贯的责任，难免会被人讥为找替罪羊。思来想去，宋徽宗命臣子替自己拟了两篇官样文章《罪己诏》和《罢花石纲指挥》，就认为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了。

 

金兵步步南进，徽宗也无良策御敌。无奈之下，他只得颁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宋徽宗一方面令各地官员在地方招募兵马，发兵驰援，一方面许诺对立功之人破格奖赏。得知太原被围，第一个率军赴援的是朔宁府守将孙翊。孙翊是河东名将，金朝人素闻其名，粘罕对他十分忌惮。不过，粘罕在围城之初就制定了“遏彼外援，绝其饷道”的战略战术，这也是后世所说的“围点打援”。宋金太原之战其实就是中国战争史上最为经典的围点打援战役。

 

金兵围太原，为防宋军增援，便同时分兵将太原外围的险隘一一扼守。由于粘罕分兵守住了雁门关，孙翊无法，只得绕行宁化、宪州，出天门关，赶至太原城下。

 

 

孙翊率军2000远来，与金兵战于城下。张孝纯非但没有率军冲出城接应，反而闭门不纳。张孝纯甚至还对孙翊说：“贼已在近，不敢开门，观察可尽忠报国。”孙翊哀恳道：“但恨兵少力乏。”他见张孝纯不为所动，只好返身复战。

 

正当孙翊率军在太原城下与金兵殊死搏杀之际，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在金兵刀枪的逼迫下，朔州城的妇孺老少被驱赶至阵前，一边哭天抹泪，一面呼儿唤夫。孙翊麾下军兵多数是朔人，看到父母妻儿凄惨哭号、生命悬于一线，立即丧失了斗志，就于阵前哗变。孙翊难以阻止，于是单骑跃马挺枪杀向敌阵，哪知被叛军在身后偷袭，壮烈殉国。

 

原来，孙翊率军绕远入援太原期间，朔州已被金兵围困。守军坚持了十来天，就放弃抵抗，举城降敌。金兵得知孙翊率军赴援，情知双方必有一场恶仗，便“驱朔之父老，以示翊军”。此一招釜底抽薪出其不意，一举瓦解了孙翊所部军心。

 

 

第二个率军入援太原的是府州知州折可求。府州隶属河东路管辖，下辖府谷一县，治所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杨城村。唐末五代，出身党项、熟悉西北形势的当地豪强折氏，在契丹、西夏强邻的威胁下，选择了依附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守卫西北以及北方的重要屏障。府州东过黄河便是宋火山军、保德军，经保德军、岢岚军、岚州可至太原府。府州是军事州，知州就是军将，子弟部伍即为士卒。加之府州地方民风剽悍、尚武而善战，在折氏家族统领下拥有强悍的作战力。所以，府州折家军将，参加了北宋对契丹、女真的每一次战争。两百多年间，折氏家族名将辈出，先后涌现了折继闵、折克行、折可适等一批优秀将领。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开始，到北宋末年，折氏世袭府州，共传六代，出了十二位知州。在削弱藩镇节度势力、打击地方割据不遗余力的宋王朝内部，府州折家无疑是个异数。折可求率2万军兵从府州渡过黄河，准备出天门关西部入援太原。哪知道孙翊军败后，金兵占据了这一险关。折可求无奈，只好率军翻山越岭，出松子岭间道而行，准备由交城入援太原。

 

结果折可求率军跋山涉水，进至交城，喘息未定之际，就与金兵狭路相逢。金兵向宋军发起猛攻，府州军虽然远途劳顿，但战斗力极强，与金兵交锋丝毫不落下风，“自早至日中，胜负相偿”。可惜宋军虽有心杀敌，无奈连续行军，早已疲惫不堪，金兵则以逸击劳，越战越勇。最终，宋军力不能支，大败而归。

 

 

就这样，粘罕分别采用瓦解、离间军心和以逸击劳的战术，围点打援，各个击破了孙翊与折可求的军队。其实在孙翊率军支援太原前，有手下人建议：朔州离云中近便，粘罕既起大军南下，老巢空虚，守军多是老弱病残。如果与折可求合兵一处，间道倍行，直趋云中，金兵势必不能阻挡。粘罕如果回军，与太原宋军前后夹击，令金兵首尾不能相顾，或者可以成功。

这一招“围魏救赵”如果实施，就算未必能击败金兵，也至少会打乱他们南侵的步伐。届时，粘罕势必分兵救援云中，如此一来，太原之围自解。宋军再于途中设伏，以逸击劳，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消战斗力不及金兵的缺憾，大败金兵也极有可能。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兵法》中调动敌人、争取战场主动性的兵家精髓。如果孙翊这样去做，历史未必就不会改写。然而孙翊踌躇再三道：“此策固善，奈违君命！”可以说，在宋朝长期压制武人的政治惯性压力下，孙翊最终没有采纳这个计策，使宋军失去了一个扭转战局的良机。

 

 

不过，孙翊与折可求相继入援太原，相互间却没有事先取得联系，约定好共同进退，以致不但太原之围没有解，还给粘罕制造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也是其失算之处。

 

所幸的是，粘罕分兵抵御宋军的援兵，城防压力减轻。在太原城中，张孝纯全面主持军政，具体军事指挥则是王禀。王禀立即不顾个人安危，“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敌营中左右，转战得敌首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这种漂亮的防守反击，有两个关键因素：胜捷军的精锐敢战、太原城防的固若金汤。

胜捷军为童贯所创，军士的挑选十分严格。“每禁军一指挥，所选止一二人，或三四人。”宋时禁军每500人为一指挥，设指挥使。所以，童贯在数十万禁军中才挑选出5000余人。胜捷军士兵个个身高力大，“武骑超绝”，是宋禁军中的精锐之师，战斗力最为强悍。童贯离开太原，虽然带走了手下幕僚，但是因为留下王禀配合张孝纯守太原，所以留下了3000胜捷军。于是，这3000人马成了守卫太原城的中坚力量。

 

北宋年间的太原城仅有四座城门，东曰“朝曦”、南曰“开远”、西曰“金肃”、北曰“怀德”。开远门至朝曦门二里，朝曦门至怀德门三里，怀德门至金肃门三里，金肃门至开远门二里。由此推算，太原城略呈东西窄、南北长的形制。宋哲宗、宋徽宗在位年间，山西地震频繁，而最近一次地震就发生在宋徽宗靖中建国元年十月辛亥日（靖中建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即西历1101年11月16日）。当时太原府、潞、晋、代、石、岚等州，岢岚、威胜、保化军等地“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地震导致太原城墙损毁严重，于是宋朝在河东路设置了“专充修城”的壮城兵，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他们不但负责修筑，还负责城垣的日常维护。在壮城兵的努力下，太原城的城防日趋完善。

当时的太原城由于其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修有护城河与吊桥。吊桥出现于唐时，也称“钓桥”，将桥制为翻板，有需要时撤去横销，桥即翻转。桥的一端制成枢轴，另一端搭向护城河的对岸。战时，将桥拽成垂直竖立状，可阻敌过桥。修建吊桥是为了方便平时出入城门战时攻守。但是守城方一旦失利，难免会出现守军来不及扯起吊桥或者扯起时速度太慢，被敌方砍断绳索的状况。如此，吊桥不但失去了应有作用，反而会被攻方利用。为了保护吊桥，在激烈的攻防大战中赢得时间，宋人以吊桥前方为中心修建小城，城墙沿护城河或壕沟外侧呈弧形延伸，因小城形如新月，因此称为“月城”。

 

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太原知府陈尧佐为防止汾河泛滥，在汾河东岸筑长堤，引汾河水在汾堤与府城之间筑成周五里的湖泊。北宋仁宗庆历四年至五年间（1044—1045年），张亢在河东“城外筑月城以包水源于内”。宋人在太原城外修的月城，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站在月城上可瞭敌虚实，如果来敌少则主动出击，歼敌于城下；如果敌人来势迅猛，抵御片刻则立即主动撤退，利用月城这一缓冲地带，迅速撤离战场，抓紧时间建起第二道防线。

 

宋军援救太原

 

凭借以上军力和城防，王禀率轻骑突出朝曦门冲锋陷阵，进退裕如，绝非逞匹夫之勇。而就在粘罕率军围攻太原之际，斡离不率领的东路金兵进军神速，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汴京。东路军“自燕南攻”，由平州发兵，宋军望风披靡。斡离不率军迅速占领了清州（今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等地，很快进至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市）。在宋燕山府东面的白河（今北京市通县东潮白河），金军与郭药师的常胜军发生了一场恶战。常胜军先胜后败，久蓄异志的郭药师败回燕山府，将知府蔡靖等人囚禁，投降了金兵。降金后的郭药师与常胜军，摇身一变成了金军侵宋的急先锋。

 

当金兵西路大军进围太原、东路大军占领燕山府的消息传至汴京，宋徽宗惊得目瞪口呆，当时昏厥于地，“气塞不省、坠御床下”。等到苏醒之后，他已经是半身不遂的病人。当晚，宋徽宗忽然做出惊人之举。他将坐了25年的龙椅让给了前来探视的太子赵桓，自己则“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赵桓极力推辞，宋徽宗命人将一件黄袍强行披在儿子身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赵桓惊出了一身冷汗，差点也昏倒在地。

 

 

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宋徽宗迫不及待地将黄袍披在儿子身上，虽都是在做戏，但其用心和形势已是天差地别。北宋之覆亡，征兆已现。赵桓“黄袍加身”，不得不接过父亲手中的烂摊子，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即皇帝位，史称“孝慈渊圣皇帝”，庙号“钦宗”。新君登基才两天，便决定新年后改元“靖康”，1126年也就成了靖康元年。

 

靖康之耻、北宋覆亡，南宋、明清学者往往都归咎于蔡京乱政，追根于王安石变法。宋人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是宋真宗陵寝风水不好导致的。另有一种更为离奇的说法，认为是宋徽宗改元“宣和”这一年号造成的，因为“宣”字拆开来看，就是“一家有二日”。甚至，“靖康”这个年号，更是被一些人附会为“康王十二月立”。其实，赵桓的“靖康”年号本是祈求国泰民安的，哪知道一朝败亡，就被后人曲解为一语成谶。

 

而就在宋徽宗内禅之时，斡离不正在率军攻打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中山（今河北省定州）、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斡离不见一时无法攻拔坚城，索性绕城而过，随即攻占了庆源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信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因为军事进展顺利，斡离不自信心爆棚，不再满足于“收复元赐京镇州县”。他与粘罕不谋而合，提出“以河为界”的要求。宋朝遣使哀告，燕山本汉地，重归宋朝人心犹不服，金朝“若以金国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息兵休战，“依旧以白沟为界，增添岁币，其利无穷”。

 

斡离不根本不为所动，继续率军南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斡离不在行军途中，收到徽宗皇帝内禅的消息。史载，金兵“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斡离不“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结果，郭药师见状，进言“南朝未必有备”，并解释道：“汴京富庶，非燕山府可比。今太子郎君（斡离不）进兵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势，急趋大河（黄河），宋军将士必破胆，可不战而还。如果宋朝有备，金军'耀兵河北，虎视南朝，以示国威’。那时还师，犹未晚也。”斡离不早有得陇望蜀之心，听了郭药师的剖析，深以为然，挥师继续南下。

 

当时，新君赵桓已经派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率领7000骑兵驻守浚州（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步兵都指挥使何灌率兵2万把守黄河，试图利用黄河天险阻止金兵南下。就在新君忙着新年改元之际，金军逼近浚州，贪生怕死的梁方平“不敢拒战”，烧毁河桥“单骑遁归”。主帅跑路，7000宋军顿时作鸟兽散。何灌听说梁方平的军队已经溃散，自知难以守住黄河，也望风而逃。2万宋军不战而走，天险黄河无人把守。

 

 

金兵找到几条小船，用了四五天时间，才渡过黄河。侥幸过了黄河的金兵额手相庆道：“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得知金军进至黄河，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三，钦宗皇帝下诏亲征。正月初五，钦宗先是任命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矇为副使。哪知道他没来得及御驾亲征，金兵就径自打上门来了。正月初七，东路金军兵临汴京城下。在此之前，得知金兵已经渡河，太上皇赵佶下诏“下亳州烧香”，在童贯、蔡攸等人的护拥下，连夜逃往南方避难去了。尚书张劝以及卫仲达、何大圭等50余名朝臣，也弃官而逃。

 

金兵南侵之初，宋朝曾派出给事中（职事官，正四品）李邺出使金兵军前，争取外交解决争端。结果李邺此行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在回到汴京后，“盛谈贼强我弱”，称金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这个李邺还认为宋朝没有办法抵御金兵的进攻，建议徽宗皇帝（彼时还未内禅）尽快与金朝议和。李邺长金朝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行为令人不齿，时人称其为“六如给事”。本来，宋朝上下就已经弥漫着“恐金”情绪，经李邺添油加醋一番渲染，一些人更是怕得要死。赵佶前脚离了汴京，刚刚接班的赵桓也决定南走襄阳，暂避金兵锋芒。关键时刻，李纲力谏，赵桓这才勉强留下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汴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让他负责汴京的防务。

李纲临危受命，积极组织军民备战，置楼橹、设弩床、搬砖石，修缮城防设施。斡离不率军猛攻汴京东门，李纲亲自登城督战，激励守城将士杀敌。守城军兵见李纲亲临指挥，士气高涨，对攻城的金兵予以迎头痛击，“近者以手炮、檑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炮及之”。

 

在宋军英勇奋战下，攻城金军有溺毙于护城河的，有从云梯上掉落摔死的，有中箭而亡的，有被石头砸死的，死于汴京城下的金军尸横累累。金军数次组织进攻，都被李纲率领宋军击退。但即便这样，钦宗仍然不相信李纲可以守住汴京。在李纲率领宋军与金兵浴血奋战的同时，钦宗派出使臣至斡离不军前，请求议和。

 

 

与此同时，粘罕的西路军仍被阻于太原坚城之下。

 

与契丹、党项不同，金朝的军事技术更为全面。金军不但擅长野战，而且在攻城方面也不断取得突破，在南侵宋朝时已经学会了抛石机、铁火炮等攻城利器的制作技术。时人记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金兵攻城使用的炮，其实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投石机。这种武器是把一根长长的炮梢，也就是巨大的杠杆，炮梢中部装在可以旋转的横轴上，再把横轴架在用粗大木材构成的炮架上。在炮梢的一端用绳索连着一个用来装石弹的皮窝，另一端则系上几十根长长的拽索。发射的时候，一个战士负责将石头放在皮窝上，另外几十名战士猛然拉拽绳索。梢杆一下反转上来，就能把安置在另一端皮窝中的石块远远地抛射出去。巨大的石块不仅可以摧毁城墙上的防御设施，还可以杀伤守城将士。

 

12世纪初，宋、金、西夏各政权军队所使用的炮类型繁多，分为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旋风炮、虎蹲炮、手炮……手炮炮石重半斤，只适合近距离使用。单梢炮炮石重2斤，旋风炮炮石重3斤，双梢炮炮石重25斤，五梢炮炮石重七八十斤，七梢炮炮石可重达100斤。其中单梢炮虽然最大射程可达270步（约420米），但它的炮石分量太轻，无法对守御方的城防工事造成足够大的威胁。金兵攻城使用的炮，应该是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这一类的重型炮。

 

另外，金军的攻城战术也非常娴熟，甚至萌发了集火射击和炮步协同作战的军事思想。金兵每次攻城前，都要先做火力准备，破坏守御一方的城防工事。攻太原城时，粘罕“先列炮三十座”，一声号令，金兵一起发炮。根据这个记载推断，30门炮不可能环绕在太原城周同时发炮，应该是集中攻击一个点或者面。金兵远至，自然无法带来许多重炮，集中所有力量攻击一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炮的威力，震慑对手，达到战略目的。这些对太原城的城池防御来说都是严峻考验。

 

 

 

时人记载，“炮石入城者，其大如斗”，太原城墙上设置的楼橹中炮后，“无不坏者”。于是王禀在城墙上针锋相对，预备了“虚栅”，并在楼橹上覆盖“糠布袋”。“虚棚”与“糠布袋”是一种类似于防护网的东西，金军的炮石打在上面，它们会起到缓冲作用，再落在战棚或者楼橹之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太原城中也有炮，之所以没有还以颜色，是因为金兵在炮击之时，总是强迫附近百姓做前驱。如果太原守军以牙还牙，势必会误伤大宋子民，所以守城宋军只有躲避一途。

 

一般在炮击过后，金兵在粘罕的敦促下，就开始跨越护城河。城上宋军此时就会箭如雨下，阻止金兵渡河。不过粘罕对此早有提防，他准备了50余辆攻城用的洞子车。洞子车，最早叫作“轒辒车”，“下虚，上盖加斧刃，载以四车轮。其盖以独绳为脊，以生牛皮蒙之，中可蔽十人”。洞子车分为平顶与尖顶两种，平顶的叫“木牛车”，尖顶的叫“尖头木驴”。“尖头木驴”的顶盖像屋顶，有两间屋子那么大，所以人们将它叫作“洞屋”或者“洞子”。宋军的箭无法洞穿牛皮和铁皮，奈何不得躲在里面推车的金兵。洞子车上载了“土木柴薪”，到了护城河边，金兵就先将大木板柴薪扔进河中，然后用草垫、草席覆盖在上面，“置土其上，增覆如初”。当时金兵的数十辆洞子车来来往往，准备填平护城河渡河攻城。王禀在城墙上看到，立即派人“穿壁为窍”，在里面准备好了火鞲（一种皮管式风箱）。等金兵在护城河中的柴草积多了，王禀便派人悄悄放河灯在水面，灯顺着流水缓缓流到了柴草附近，慢慢引燃了湿柴。王禀令人“鼓鞲”，火借风势“其焰亘天”，将柴草烧得一干二净，一举粉碎了金兵填埋护城河的企图。

 

不过，攻城的金兵人多势众，仍旧突破了护城河，并推鹅车前来攻城。鹅车，顾名思义就是外形像鹅的战车，据宋人陈规《守城录》记载，这是一种破坏城墙的攻城器械，又名“饿鹘车”，与现代挖掘机仿佛。这种战车把顶端安有耙钩或铁铲的长木柄装在车上。操作时，进攻方会利用杠杆的原理把城墙挖开缺口，给攻城的人开辟通道。为了保证攻城人员的安全，鹅车与洞子车一样也在顶部铺设生牛皮，外面用铁皮包裹。鹅车并非定制，而是在攻城之前参考城墙的高度制作，修造得比城墙略高，可以做到“向前瞰城头，向下附城脚”。不过鹅车是个庞然大物，虽然下面安装有轮子，但在攻城时，仍需要数百上千人推行。于是，当金军在城外赶制攻城器械时，王禀也未雨绸缪地做了相应准备。他“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守军将系了石块的绳索扔出去，绕在鹅车上部，众人再拽着绳索一齐发力拉扯，鹅车便被拉倒前倾，无法前行。躲在里面的金军死的死、伤的伤，狼狈而逃。

此后，金兵又推来云梯攻城。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车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等到了城近前，金兵就打开云梯，让士兵攀登攻城。就这样，金兵推着云梯行进到太原城墙之下，试图蚁附攻城。

 

不过，宋代太原城的规模虽然较从前小了许多，但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也没有其他城池可以替代它的地位，所以太原城建有羊马墙、护城河、瓮城、吊桥、马面等相当完备的城防设施。马面即马面墙，每60步立一座。墙体凸出于城墙外大约两丈，宽窄随地形变化没有一定标准，从马面墙两边可以看到城墙脚下。马面墙上都建有敌楼，突出城墙，正是为了与正城组成交叉火力，对来犯之敌予以痛击。羊马墙本来是坚壁清野时，城池附近人民暂时关拦羊马的围墙，其名称也是由此而来。羊马墙一般建在城墙外面，护城河里面，距城墙三丈远的河岸上。如果修得太远，城墙上抛下的檑石等物就扔不过羊马墙。太近了，伏在羊马墙中的军兵就施展不开长枪。一般说，羊马墙高八尺，墙脚厚五尺，墙顶厚三尺。墙上每隔一段距离留一个孔眼，作为瞭望孔。当金军兵临城下时，宋军往往就派出小股部队进驻羊马墙内作为伏兵。金兵攻打羊马墙，必须先要填平护城河，而就算是攻破羊马墙，也难以进入到羊马墙内。冲入羊马墙，就等于老鼠进了风箱，两头受气。宋军从城上与羊马墙上两头进行夹击，檑石乱砸、箭如飞蝗，金军根本难以立足。

 

 

按照传统，在修建城门的时候，会在城门外修建瓮城。筑瓮城是为了保护城门。城池在建筑时常在城门外侧增筑一道城墙，形成半圆形如瓮状或方形的防御性附郭，这就是瓮城。

瓮城与主城城墙一样高。出于防守的需要，瓮城的城门与主城的城门不能相对，不能直通。两个门一般呈90度直角，须从左或者从右拐弯转角出入。北宋时称城门外半月形小城为“瓮城”，方形小城为“方城”，到了南宋则模糊了区别，统称为“瓮城”。有了瓮城，守城一方可以在敌人攻入瓮城之后，利用瓮城与主城之间形成的包围圈痛击来犯之敌。此举的用意是为保护最易受敌进攻的城门。

 

按照宋制，在太原城墙外沿约六尺距离建有女墙，高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个女墙中间留一个垛口。由于太原城墙低矮，守城士兵难免被攻城方弓箭射中，因此宋人又在城墙之上修筑有“鹊台”。鹊台高二丈、宽五尺。鹊台之上另建有高六尺、厚二尺的墙。自鹊台向上一尺二寸的墙上，留方孔眼一个，孔眼宽一尺、高八寸；相距三尺的地方，再留一个相同的孔眼；在两个孔眼之间向上一尺的地方，再留一个孔眼。三个孔眼呈“品”字形，上面砌成平顶墙。方孔眼外本来就有一重墙垛，上面悬挂着篦篱笆。宋人在鹊台上紧靠平头墙，每隔四寸就栽立一根被称为“排杈木”的木桩。每根排杈木的顶端都装有枪头或者刀尖，高出墙垛五六尺，高出平头墙五尺，用细木横着绑夹三道或四道。

 

一般来说，侥幸穿过落石与箭雨的金兵好不容易爬上了“品”字形孔眼，却被这些设施挡住了去路。就在金兵提心吊胆、手忙脚乱清理障碍的时候，守在城墙上的宋军从木桩的空隙间用刀枪杀伤攻城的金军。金兵身子临空，无法躲避，不是被从云梯上刺落下去，就是失足从云梯上跌下去。数丈高的城墙，人就算摔不死，也是骨断筋折成了残废，丧失了战斗力。

 

 

王禀在城上随机应变、见招拆招，一次次挫败了金兵的攻势。饶是粘罕智计百出，绞尽脑汁地攻城，都以失败告终。不过，要提到的是，从遗存至今的史料之中，只知北宋年间的太原城方圆，却不知城墙究竟有多高。据明代洪武年间重修太原城的资料显示，明代重修的太原城城墙高三丈五尺，在原土夯城墙的基础上包了砖。土夯的城墙一般不会很高，太高的话风吹雨淋，会导致坍塌，反复修筑不仅费力，而且劳民伤财。城墙不高，城面则不会太阔。据此可知，北宋末年的太原城，城墙高度不会超过三丈五，而且城墙是夯土。金兵攻城使用的炮、洞子车、鹅车、云梯等物有数千，虽然没有攻陷城池，却也对城墙损害极大。所以王禀即使防御有效，但“虑外壁之坏，又尝内起重城”。

 

重城也就是里城，是在内护城河河岸上增筑二丈以上的堤埂，堤埂上再设一道护险墙。一般讲来，内护城河宽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的敌军如果突破大城墙，城内还有内护城河阻隔，即便顺利渡过了内护城河，短时间也爬不上内城墙。王禀在太原城中起重城，是为了避免城破在即时再去临时抱佛脚。

 

宋人笔记《金虏节要》称：“太原守御，禀功最多。”就连张孝纯在给其子的家书中也感慨再三道：“……非王公之功，则太原不旬月即失矣。”王禀忙于军务，张孝纯大力配合，晓谕城中百姓：金兵虽然来势汹汹，却无法撼动太原城分毫。太原“自古雄藩，城坚粮足”，不是我军不主动出击，而是在消磨敌军锐气。等他师老兵疲，城外我方援军赶到之际，里应外合，冲出城去，将金军杀得片甲不留。

 

粘罕自从追随完颜阿骨打起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克，从来没有遇到像王禀这样的对手。他眼见攻城不利，金兵死伤惨重，只好停止攻城，不得不改变战略战术。一番苦思冥想后，粘罕准备长期围困太原城。他命人在太原城外矢石无法射到、大约距城墙数里的范围内遍植鹿角木，中间仅留了小路供人行走，并“纵犬警之”。粘罕坐镇指挥，其余金军则“分食于太原十邑”。如此一来，太原城中军民与外界断了交通。金军攻不破城，宋军也无力突破金军的封锁。

 

 

远在汴京的宋钦宗，闻讯太原被困，命姚古为河东制置使，带兵六万，援救太原，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带兵九万援救真定河间。战役初期宋军进展顺利，姚古收复隆德，但由于金军兵力强盛，而且金人命令严防死守，封锁太原，太原始终还是无法被解救。宋钦宗便让种师中领兵援救太原。种师中不愧为名将，不久就收复榆次，之后种师中便持重行军，主力便驻扎真定，以此对峙。而就在此时，宋军的知枢密院事许翰开始干预，认为种师中畏敌不前。于是许翰便三番五次催促种师中救援太原。史载“知枢密院许翰信之，数遣使督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 逗挠之罪是大罪，西陲名将种师中无奈感叹“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于是种师中轻装火速进兵太原，之后的结果显而易见，孤军深入的宋军被金兵轻易歼灭，种师中也战死沙场。

 

救援计划失败后，宋钦宗又派宰相李纲前往救援，李纲深知自己的军事能力不足，而宋钦宗当然不会听这合理的解释，他只需要让李纲远离朝廷去背锅。不由分说，便认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主持救援太原事宜。李纲建议合兵出击这样胜算很大，宋钦宗却不听，执意分兵。结果可想而知，宋军被善骑射的金人杀的片甲不留。李纲灰头土脸的回到了汴京，随即被贬。宋朝最后一次解救太原的机会就此完全破灭。

 

而太原城里的王禀苦等援军无望，而军民粮绝，痛苦不已。到了9月，太原陷落，身为主将的他，犹率疲兵巷战，身中数十枪，后投河死。自此太原保卫战凡二百五十余日，至此宣告结束。

 

仔细分析这场战役，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将领，宋军千疮百孔，不堪一战。即使有种师中、李纲这样的忠臣良将，也只会被排挤陷害，要么战死，要么背锅。多次救援太原之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败得也一次比一次惨。整个太原之战，宋军前后损失至少二十余万兵力，精锐西军几乎全军覆没。太原失陷后，金军一马平川，再无阻碍。南宋陈规评价“京城之难, 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而《三朝北盟会编》也评价“及至太原之陷也。逾月之间，贼已南来，国家之力已困於河东矣。将士之气巳沮於河东矣。”太原之战后，北宋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