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末叶，矛盾丛生，沙皇政府以尼古拉爸爸为首，仇视西方那一套，不顾杜马和舆论之公论，在宪政等方面欲说还休，而在镇压人民如秘密警察（Okhrana）等手段则走在世界前列，一套接着一套。在帝国以往不被人关注偏远角落里的一起事件，成为了老大帝国药丸前夕时局的一个缩影。
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东北部，1912年的勒拿金矿如同城里习以为常的那样爆发了罢工，呼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在这个全球争相设立金本位的时代，南非和澳洲的新金矿接二连三被发现，勒拿金矿自然也成为帝俄权贵阶层的心头肉。事实上，包括维特在内的大量高官、二代、贵族和皇亲国戚等都在勒拿金矿中持有股份。如同这一时期发生在美国的很多劳工运动一样，金矿经理说服官府干预，警察进入采矿小镇，准备直接逮捕罢工领袖以维稳。警察面对群情激愤的旷工抓捕未遂，军队继之以进入，冲突爆发，打死打伤工人群众五百余人。事后很多人怀疑，沙皇的秘密警察早已成功混入工人，发挥了最高效率抓捕工人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工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然而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尤里卡矿事件成为了现代澳洲民主的滥觞，美国的一个又一个工会经过此起彼伏的斗争、包括规模小得多的流血牺牲换来了进步主义时代的黎明。只有在帝俄，这个深深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政权（政府不管做好事做坏事民众都不信任），整场维稳行动最终酿成大屠杀，并激起了后续强烈的反响。欧洲以外的人一般相信，这样的大规模开枪射击本国民众事件绝不会发生在同一时代的西方，只会在印度阿姆利则或是德属西南非显得有可能。
(勒拿矿大屠杀）
于是自从1905年革命以降，尼古拉小爸爸的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不仅在越发为生活所迫的农民及工人心中，更是在已经厌倦了杜马唇枪舌战而政府鲜有作为（或是在议会代表眼中无所作为）的力薄儒知识分子心中想起了深深地失望。但凡思考得多一点的人已经甚至已经不再从尼古拉、维特、斯托雷平这些人物追究责任，而是越来越思索这是否是帝俄整个体制的失败，也许一个大胆的想法慢慢涌上他们心头，“这个国家没了沙皇也许会更好”。
1914年7月，圣彼得堡一如既往地再次爆发大罢工，酿成巷战。如同不久前俄国百城要普京下台的抗议靠圣彼得堡恐怖袭击转移注意力一样，这场已经由杜马代表同情甚至资辞的罢工只有在一个月后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才被成功转移注意力。
当然关于一战前帝俄是否注定药丸的观点，史学界实至今日仍然充满了争论。不断有大量站在保守派或是修正主义立场上的各路专家质疑“天灭帝俄”的传统说法，如：
1905年革命之后帝俄成功续命，旧体制开议会、改革农业，不是更弱反而似乎是自我进化得更强了，传统意义上效力相当于西方那一套宪法的新版【基本法】（TheFundamental Laws）更是以退为进加强了体制的力量；杜马虽然吵吵闹闹，然力薄儒本性注定耍嘴皮子的代表们无法成事威胁政权，还有效地成为了舆论的宣泄口和面向西方的展示橱窗，杜马之外的力薄儒更是手无缚鸡之力、空有笔杆之劳毫无颠覆威胁体制之能力；至于革命党派，虽然搞搞暗杀策动罢工之事多矣，然而无法伤体制之皮毛在外部世界，帝俄凭借其地大物博、兵力众多，仍然是欧洲列强忌惮的存在，尼古拉也颇为迷之自信，自认为仅仅国内一小撮工人和革命党人妄图害他，他在广大农民心目中仍然是伟光正的小爸爸。而自1894年尼古拉上位以来，帝俄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西伯利亚大铁路在1905年基本完工，为帝国拓展了远东开发的宏伟前景，工农业始终保持在6%的增长率，利用后发优势另西方那些国家侧目。
反驳者则指出帝俄工业基础不全、极度以来外资和国际市场，工农业GDP的增长只是水中之月，民智未开，要凭着沙皇政府无心无力现代化80%的农民无异于痴人说梦（Alex Nove）；也有人坚持声称尼古拉这一角色的传统优势，自1905年革命以来再也没有规模可以与之匹敌的罢工，圣彼得堡的劳工和中产总体上仍严重脱节（LeopoldHamison），而传统上俄国大众对沙皇神话般的忠诚仍然强劲（这一点在一战早期一览无余，DavidChristian），日益成长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中产还急需沙皇体制才能闷声发大财毛病，维稳换来有钱赚（ChristopherHill）。谢伟思（RobertService）则将问题总结为整个帝国体制与时间赛跑，能否以改革的速度赶上革命的速度之问题。
也许站在事后之见的角度，1914年2月，帝俄前内政
部长杜尔诺夫（PeterDurnovo）的预言最为精准，“如果我国被德国击败，社会革命将登峰造极，那将是政府的灾难……败兵成匪、不堪维稳……俄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无政府状态，未来未可知也”
帝俄的历史行将结束，比沙皇冷酷无情得多的继承者还在默默静待历史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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