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前，英国人为何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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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格兰民族和英语世界来说，约翰王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因为通过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英国人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利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

——丘吉尔

”

1215年，英国发生了一件事。

这年5月，来自英国各地的封建贵族，占领了伦敦，还挟持了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但后面的剧情，并不是贵族杀掉国王，改朝换代。而是贵族逼迫国王签订了一份协议——《大宪章》。

那贵族好端端的，为啥要找国王麻烦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钱”的问题。英国国王当时有一种收入，叫做“盾牌钱”。这个钱不是制作盾牌的钱，而是一种免役人头税。

按照封建法，战争期间，英国贵族要根据食邑的数量每年为国王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士，服役40天。这40天里，骑士要自备武装，衣食自理。还要上战场冲锋陷阵，死伤自理。

这个制度挺好，落实得也挺好，但后来出现了问题。贵族们觉得上战场太危险，就以各种理由搪塞封建义务。

今天这个感冒明天那个发烧，骑士的数量越来越少。英王亨利二世一看这不行，想出一个方案。贵族不愿意上战场可以，骑士40天的花销多少，你们按人头把钱付给我，我雇人替你们上，这便是所谓的盾牌钱。

@这种封建义务向金钱关系的转变，学界称之为“变态封建主义”

这个新制度挺好，落实得也挺好，但后来也出现了问题。怎么回事？就怪亨利二世的儿子——约翰。

约翰国王爱打仗，一打仗就要征盾牌钱，一次两次不够，在位17年征收了11次盾牌钱。要知道他前面三代国王，一共才征收了11次。这一整，英国贵族，就有点儿怨言。

光收盾牌钱不够，约翰还发明各种苛捐杂税，什么“动产税”“商税”“教会税”五花八门。把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韭菜割了个遍。这又一整，英国上下，就都有点儿怨言。

收钱也就算了，更可恶的是，约翰王拿钱不办事，屡战屡败，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丢了个干净。这再一整，英国人急了，开始给约翰王起外号，说他是“失地王”，还说他是“软剑”，就差说“软蛋”了。

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约翰王得罪完“下民”，把罗马教皇也得罪了。1205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约翰不让罗马指派的新主教上任，自己找了个人接班。教皇勃然大怒，停止了英国所有的宗教活动，开除了约翰王的教籍。

这一波未平，约翰王又于1214年率军远征法国，在布汶战役中惨败。回国后继续像没事人一样征税盾牌钱，到了第二年，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英国人实在忍不住了。”

教俗贵族，伦敦市民，合起伙来，把约翰王堵在了泰晤河畔的一块草地上。要求他签订《大宪章》，恢复人民“古老的自由”。

林林总总，一共签了63条：

第一条，英国教会自由的权利不能被削弱。
第十二条，不经全国同意，不许征收盾牌钱。
第十四条，为了取得全国同意，应召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伯爵、男爵在规定时间、地点，共同协商。
第二十五条，所有的郡、百户区的都应按照旧税率征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第三十五条，统一度量衡
第三十九条，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囚禁、剥夺财产，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除非他经过合法审判。
第四十一条，所有国家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英格兰，如果我们的商人在敌国安然无恙，那么我也确保他们的商人在我国安然无恙。
第六十一条，如果国王不遵守这些规定，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号召全国迫使国王改正。
...

《大宪章》签订后上百年里，英国国王和贵族就其中条款反复拉锯，增改删减，到15世纪，已重新颁布三十余次，终将《大宪章》融入了议会立法之中。

就这么一件事，该如何评价呢？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派，叫辉格学派，认为《大宪章》太好了，好到不能再好。在几百年前，就能写出这么一份透显了自由、人权的经典文献，简直就是“自由的基础”'宪政的核心”。18世纪的政治家威廉·皮特更是称赞，《大宪章》是“英格兰宪法的圣经”。《大宪章》造就了英国。

受此影响，英国人在二战期间把《大宪章》转移到了美国，以防落入纳粹之手。1952年，澳大利亚政府花费12500英镑购买了一份《大宪章》的抄本，供在了首都堪培拉的国会。1984年，美国人也花费2130万美元，购买一份《大宪章》的抄本，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一起展出。大宪章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可以上这些行为，在另一派眼里，完全是小题大做。

他们觉得，《大宪章》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也没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它本质上还是一份封建文件，只不过是把习惯法通过文字固定下来而已。且《大宪章》经常不被国王遵守，实际法律效用很小。要说跟“人权”挂钩，当时英国的自由人只占总人口的10%，这算是哪门子人权？总之，《大宪章》名不副实，只是维护贵族特权的工具，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这两派谁说的有道理呢？

我的观点是，都有道理。大宪章当然是封建文件，象征意义也大于实际意义，但它仍然很重要。

首先，是它反映的社会结构很重要。在我们中国古代，皇帝做错事，天下造反，要下《罪己诏》。欧洲的国王做错事，天下造反，却要下《大宪章》。这说明，东西方社会结构不同。封建社会，能产生《大宪章》，秦制社会，不能产生《大宪章》。

其次，在封建社会，《大宪章》也有重要意义。在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大宪章”式的文件，如匈牙利的《黄金诏书》，塞尔维亚的《斯蒂芬·杜尚法典》，都赋予了贵族的特权，也都以成文法的形式保障了“古老自由”，它们本质上都是“大宪章“。可为什么没有人说匈牙利的《黄金诏书》是“宪法的圣经”，说塞尔维亚的《杜尚法典》是“自由的基石”呢？

因为这些《大宪章》过分削弱了王权，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混乱，反倒给了敌人分而治之的机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被土耳其趁机吞并）。代表权利的宪章没有给人民带来权利，反而带来了奴役。这说明，王权不能过分膨胀，也不能过分削弱。

总之，《大宪章》的重要性，要结合英国国情来看。

英国地理位置特殊，孤悬海外，这给了它不被打断、孕育宪政的安全环境。在这种基础上，英国王权与贵族权力又比较均衡，可以在不断妥协的过程中，建立出一套成熟的宪政体制。而这套体制的历史叙事，赋予了《大宪章》无以轮比，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与其说《大宪章》造就了英国，不如说英国造就了《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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