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近代早期摩洛哥军队中的火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归功于鄂图曼帝国的输出，但事实上作为最靠近西欧的伊斯兰势力最前线，摩洛哥的火器技术输入途径远比后者来得便利。大量来自基督教国家的佣兵以及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自由民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马格里布，加入到马林王朝的中央常备军“马哈赞”之中，给摩洛哥的军事带来了不小的变革。
关于摩洛哥军队中火炮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1415年的休达围攻，在葡萄牙军队的战利品清单中可以找到一门疑似射石炮（bombarda）的字眼。其后在1419年，被围困在休达的葡萄牙人再次记录了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军队使用射石炮攻城的情况，虽然这些射石炮的实际操作者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援军。
至于马林王朝自己的常备军大规模使用火炮作战的记录，则要推迟到1459年的Qṣar-aṣ-Ṣaghir之战——在一年以前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率领一支25000人的军队跨海占领了这座滨海城镇，马林王朝的苏丹阿卜杜·阿尔哈克二世则以大规模的反围攻回应葡军的这场军事冒险。根据葡萄牙编年史的记载，阿尔哈克二世的军队携带了32门射石炮，这是截至15世纪末之前穆斯林军队所携带火炮数量的最大纪录。这些射石炮按照两门一组的阵列布置在攻城阵地中，由常备军中的摩尔人或西欧雇佣兵担任炮手（同样的，在阿方索五世的军中，炮手通常也是由来自德意志或法兰德斯的佣兵而非本地葡萄牙人担任）。之所以采用两门一组的方式列阵，是为了拉近两门火炮间的距离，减少士兵因输送火药的间隙暴露在敌人火炮之下的风险。
在这场持续了两个星期的攻城战中，马林王朝军队平均一天发射的石弹有30发之多，给守城的葡军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但实际造成的伤害却极其有限，葡军“几乎没有损伤”。究其个中原因，葡萄牙编年史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就像航海家恩里克亲王所描述的，摩洛哥的城门建筑尤其坚挺，因此为了给城防造成有效杀伤，马林王朝军必须将火炮推进到距离城墙较近的地方，将火力集中在了城门处。但如此近的距离令马林王朝军完全暴露在葡萄牙的城防火炮射程之下，使得葡军得以屡次用城防炮火在马林王朝阵地中引起大火，造成严重的伤亡，甚至毁坏了马林朝的射石炮。最终，马林王朝不得不将火炮的布置保持在葡军的射程之外，让火炮威力大打折扣。
Ṣaghir之战以马林王朝的失败而告终，阿尔哈克二世没能通过胜利树立起他作为国君的威信，依旧受他的大维齐尔，来自瓦塔希德家族的雅雅·伊本·阿比所摆布，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在战争失败的同一年发动了针对这位权臣家族的血腥清洗，而苏丹自己最后也在1465年的一场菲斯市民的叛乱中身亡。一系列的内乱使马林王朝走向末路，而来自瓦塔希德家族的幸存者阿卜杜·阿拉·艾尔谢赫最终平定内乱，建立了瓦塔希德王朝。
瓦塔希德王朝统治时期，正值葡萄牙王国的海外扩张高峰期。葡萄牙扩大了对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据点的军事占领，并采取被称为“里巴托”（Rebato）的袭击战术，不断派遣游击队深入摩洛哥内陆，侵扰不肯臣服葡王的穆斯林社区。另一方面，西班牙于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也让瓦塔希德苏丹感受到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艾尔谢赫苏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沿海城镇的戍卫力量，包括增筑城墙，以及强化了戍卫部队的火器装备。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在al-Arāish，瓦塔希德苏丹配置的戍卫部队力量包括了300名轻骑兵，200名十字弓手以及100名火绳枪兵。”
苏丹的中央常备军编制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与马林王朝时期不同的是，瓦塔希德苏丹不再雇佣大量欧洲人为其效力，转而大量招募来自本地以及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人口。这一现象在同一时期的马格里布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譬如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征募了大量土耳其及安达卢西亚人以代替原先的欧洲雇佣兵。瓦塔希德时期苏丹的常备军中包括了6000名骑兵，数百名十字弓手和火绳枪兵以及大量轻步兵。
虽然火器的装备率相比马林王朝时代提高了，但是摩洛哥军队对于火器的运用表现依旧是差强人意。譬如在1514年对抗葡萄牙的Bulahūwan之战，苏丹之弟瓦兹尔·毛雷·纳西尔统率的瓦塔希德军中有900名火绳枪兵，“被布置在骑兵部队的前方，但他们开火的时机实在是太早了，以至于未能够给远处的葡萄牙军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开始自乱阵脚。”1515年的Mamura之战，驻守要塞的葡萄牙守军在看见敌人大军后甚至连警钟都懒得去敲，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摩洛哥苏丹带了多少大炮过来，他们一样会打歪。”虽然后来苏丹军队携带的5门重射石炮重重地打了鄙视他们的葡军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种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摩洛哥军队普遍缺乏对火器训练的事实，尤其在瓦塔希德苏丹开始停止雇佣欧洲人以后。
瓦塔希德王朝时代，摩洛哥军队更加依赖于本土的柏柏尔和阿拉伯部族，这些部族被称为“基什”（Gish），负责为苏丹提供兵源，代替苏丹讨伐那些不肯缴纳赋税的部族，至于摩洛哥社会的最基层，则完全被“基什”王公所掌控，基什的首领通常享有各项特权，包括免交赋税，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和管理机构，无怪乎在葡萄牙人的眼里，16世纪初的摩洛哥实际上被分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王国，譬如瓦塔希德苏丹被称为“菲斯的国王”，其他有力的部族首领被称为“马拉喀什国王”、“苏斯国王”等等。瓦塔希德苏丹名义上统治大半摩洛哥，但实际上很难从基层获得税收，一年的收入只有30万杜卡特，再扣去各项支出，最终的净收入只有可怜的五分之一。经济上的困难，使得瓦塔希德王朝更加难以摆脱对地方总督的依赖，也难以引进大量的火器技术人才，陷入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另一个扎根于摩洛哥南部的势力正在悄然崛起。
以摩洛哥南部Tagmadert为根据地的萨阿迪家族注定要登上摩洛哥的历史舞台。他们自称来源自红海的一个沙里夫家族（阿拉伯的贵族头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奉行严格的苏菲主义，并屡屡出兵打击葡萄牙的沿海势力。基于以上因素，萨阿迪被摩洛哥南部的穆斯林们视为对抗基督教十字军的希望，并很快得到了摩洛哥南部广大地域的支持，包括苏斯和马拉喀什等重要城镇。需要留意的是，摩洛哥南部对当时的地中海来说是重要的蔗糖产地，同时又是连接马格里布与西非的撒哈拉商路的必经之地，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的萨阿迪家族，自然在经济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对葡萄牙势力的军事行动中，萨阿迪给敌人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他们的狂热，还有他们优良的火器部队，1533年萨阿迪苏丹的弟弟穆罕默德·阿什·沙赫对葡军的圣塔克鲁斯要塞的围攻就是一例。是役中，葡萄牙人作了如下描述：
“整个要塞都被成千上万的摩尔人围得水泄不通，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看到裸露的地面。我们的一个堡垒开始使用大炮对摩尔人进行轰击，并造成大量的伤亡，其他堡垒的大炮也陆续开始轰鸣，摩尔人陷入一片混乱，'逃跑，逃跑！’的尖叫声此起彼伏，但拥堵的场面显然使他们无法从容撤退，埋伏在附近丘陵上的我军火绳枪手开始出击，准备屠杀这些四散奔逃的摩尔人……”
葡萄牙人原以为火绳枪兵的出击会使战争成为一场单方面的割人头游戏，但他们的企图却被萨阿迪精良的火绳枪部队给打破了。他们很惊讶的发现，萨阿迪军的火绳枪手训练有素，能够迅速地寻找附近各类地形作为掩体，然后从容地装填，对前来追击的葡军开火，掩护逃跑的同伴。摩尔人的枪法相当不错，不少葡萄牙士兵在萨阿迪军的反击火力下毙命，有的甚至被一枪爆头。
这是葡萄牙人对于萨阿迪军火器能力的第一印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在同一年夏天，萨阿迪苏丹艾哈迈德·艾尔阿鲁季动员了九万大军对葡萄牙占领的另一沿海城镇Safi进行围攻，在战斗初始苏丹的工兵团就迅速地构筑好炮兵阵地，并将一门可以发射巨大石弹的怪物炮安置完毕。这门火炮的炮弹大到“一个男人都难以用双臂环抱住它”。
这个拥有精良火器部队的萨阿迪家族不仅令葡萄牙人感到头疼，更成为瓦塔希德苏丹的眼中钉。虽然瓦塔希德苏丹阿布·艾尔·阿巴斯在1527年的条约承认了萨阿迪家族对于马拉喀什和苏斯的统治，但对其存在始终视为一种威胁。为了应付国内的乱局，艾尔·阿巴斯从外交上进行努力，开始拉拢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鼓励他派遣商船来摩洛哥进行贸易；对欧洲的技术人才也重新加以引进。在他统治期间，担任常备军炮兵总监的是一位撒丁尼亚人——在此之前欧洲人在摩洛哥军队中几乎销声匿迹了近60年！
锐意革新的艾尔·阿巴斯决心先行铲除萨阿迪家族这个威胁。他在1536年夏季集结了一支包括18000骑兵、2000火绳枪兵以及17门重型加农的大军，向萨阿迪家族的重镇马拉喀什进发，一同前往的除了有他的王子、妹夫以及众多显要的基什王公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已经年逾古稀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末代苏丹穆罕默德七世，通称为巴布迪尔。他在1492年格拉纳达城沦陷后就一直在菲斯流亡，处于瓦塔希德苏丹的庇护之下。
萨阿迪苏丹得知这个消息后果断率军撤出葡萄牙的占领地，火速赶往瓦迪阿比迪河畔迎击瓦塔希德大军。跟随他抵达战场的只有不到12000人，而且没有炮兵（可能因为机动性太差没有跟上）。双方兵力的对比大约为二比一，萨阿迪沙里夫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却拥有素质更高的火绳枪队，而且占有地利优势——萨阿迪军抢先占据了河对岸陡峭的台地作为自己的阵地。
瓦塔希德苏丹将军队分为三阵，第一阵主要是火绳枪兵，由他的儿子和格拉纳达苏丹指挥；第二阵由他的妹夫和其他王公指挥，艾尔·阿巴斯自己则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第三阵。战斗开始后，格拉纳达苏丹巴布迪尔老当益壮，率领火绳枪兵抢先到达了河对岸并开始从侧面向萨阿迪军开火，以掩护正在过河的其他友军。萨阿迪军不得不兵分两路，一队前去牵制巴布迪尔，一队则向正在过河的瓦塔希德军发起猛攻。由于萨阿迪军在地形上的优势实在太大，瓦塔希德军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其中瓦塔希德王子就在第一轮的进攻中不幸阵亡。王子的死给正在渡河或者攀爬陡峭岩壁的瓦塔希德军士气带来沉重的打击，在敌军火枪的轰鸣下一个个地跌入到河水之中，顿时河中挤满了人和马，成为萨阿迪军的活靶。随后不久，格拉纳达苏丹也在混战中被杀身亡。正准备率军渡河的艾尔·阿巴斯见到自军伤亡如此惨重，遂调转马头，命令全军开始撤退。
这场摩洛哥两大势力的决战体现了这个时代摩洛哥军队火器战术的三大特点。第一，虽然火绳枪兵本身的社会地位不高，但火绳枪兵的指挥官通常都由位阶较高且富有军事经验的王公担任，足以说明火绳枪队在摩洛哥军队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交战双方在战斗中都表现出了基本的火枪战术水平，譬如格拉纳达苏丹利用火力为友军渡河掩护，以及萨阿迪军将火绳枪兵编成横队向渡河的敌军轮番射击等表现，已经与同时期其他使用火器的欧洲国家军队十分接近；第三，这场战斗中骑兵战术被排在次要地位，重要性已经不如使用火器的步兵编队。
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军队，摩洛哥军的军备虽显简易，但却绝不原始。面对占据优势地形的敌军进行渡河作战即使对二十世纪的军队来说也是一大难题，而格拉纳达苏丹在渡河作战中所表现出的战术动作已经足以令人称道，之所以没有成功依旧要归咎于瓦塔希德军低劣的训练水平以及不同部队间糟糕的默契。譬如艾尔·阿巴斯在己方火力全开后并没有适时地组织全军发动总攻，反而尝试退却，麾下各基什所组成的军队也缺乏在遭受攻击后重新组织阵形的能力，是瓦塔希德大军最终溃败的关键。习惯性地依赖地方部族提供兵源组成庞大军队的瓦塔希德王朝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瓦塔希德和萨阿迪两大势力的战斗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在16世纪中叶鄂图曼帝国的影响力开始波及至摩洛哥之前，摩洛哥的军队已经能够使用接近他们欧洲邻居的火器战术来作战。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如部分记录显示的有零星的土耳其人加入过摩洛哥军队，摩洛哥火器战术改革都应该是源自“安达卢西亚-马格里布”式，而非“土耳其式”。
参考资料
《The Hundred Years War for Morocco：Gunpowder andthe Military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Muslim World》 by Weston F. Cook Jr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The Western Islamic World Elev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by MARIBEL FIERRO
《Osprey - Men at Arms 348 - The Moors The Islamic West(7-15th 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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