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邦以往田税之法，计算地之广狭沃瘠，体察收成之丰歉，统一以大米纳租。测地之广狭，故有检地，量地之沃瘠，立上中下田，故有石盛，体察岁之丰歉，故有检见。
对于德川幕府，有两种比较流行的看法。一种出自德川家康的名言，“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一种来自江户石高制的否认，在历代慈眉善目的德川将军统治下，幕府和大名只从很久以前勘定的产量中，征取一部分作为年贡，农民获得大量的剩余作物，以此用于市场贸易，客观上促进江户时代经济的飞跃。
德川家康的话，可以跟江户时代初期的御触书《庆安御触书》中的说法相结合:“农民要早起除杂草，白天耕田，晚上编织草袋用的绳子。”甚至还有“不要让农民活，不要杀死他们。”
实际上农民并没有过那样的生活。
因为农民的生活，终究是由劳役强度、收成来决定的，只要把年贡要求的份额上交，剩下来能束缚农民的限制，就没那么多了。所以生活并不那么艰难。一年四季都很忙的农民也有不少的休假。例如，正月和盂兰盆节和交完年贡的时候，都可以休息。
这些假期加起来大约有50天，相当于当今上班族的一半。
显然，第二种说法更符合事实。
然而，如果只片面采信两种对立观点的其中之一，而对另一方观点直接摒弃，或者为求两者统一，强行脑补以自圆其说，则不必要。
所以，如何理解这两种说法，以及背后江户社会的实像，就有必要从江户时代的土地制度细节及其流变进行了解。
从室町到战国的检地
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建立在战国以来兵农分离的基础上，要说江户时代的土地制度，还要先从战国时代说起。
庄园名主制，体现在同一片庄园内大量的职官，如名主职、加地子名主职、作人职。这些庄园职，代表不同人群对单位土地的权利宣称。一块地几个官，官和官之间又互为主从，藤连着瓜，外部力量要打进来，是非常困难的。
在中世日本，直接在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称为“作人”。按经济史常见的说法，私有产权是建立在自身保有产权对外来者排他的基础上的（私域排他性），那么日本基层土地的私域排他，又称为“作人的占有”。按欧洲的封建制，农民占田生产，领主在农民上利用租佃、放贷等各种关系，辅以徭役，就可以完成各自的产权划分，等到外来资本进入，形成信托，产权关系才会复杂化。
日本封建制下的产权发展不是这样的。
根据庆长10年的检地帐，净古村5町地头上，登记了32人，人地比达到6:1，类似的比例在不少检地帐都有反映。这是由于同一片土地在开垦隐田、迁入人口或租佃转让等各种原因，不断有新的名主与原来的名主发生各种依附关系导致，照此发展，人地比例还会进一步扩大。
换句话说，日本是先形成复杂的产权关系，自洽和排他，是后话。
这种复杂的在地势力，固然有效避免直接面对上层权力的风险，不过并非全是好事。
因为本地的产物要卖出去，贩卖的分成，也要经过层层关卡，关卡太多，有时候是很不利于市场流通的，也不利于具体利益的协调。
所以，率先改变这种状况的，不是外来权力，是在经济发展中，通过贸易羽翼丰满的在地势力。强大的名主开始把这些出现重叠的不同职位，用赎买的手段收入自己掌握之内，以达成对自己名下土地的完全掌控，以各种兼并形式，对其他势力进行整合。
经过中世早期不断复杂化之后，在地力量又归于一元化和同质化。
有力名主对自身土地完全掌控的追求，就是因私域排他出现的自发因素。
但不是说，在地势力开始一元化以后，日本就此出现自下而上的整合，这中间还有一些波折。
波折就是，作为骑跨于在地势力头上的武士，尤其是从守护大名向战国大名转型的武士团，很少直接经营土地。如果做个不恰当的比方，在地名主就像店铺的经营者，武士则类似于收保护费的黑社会。
所谓日本社会的二元传统，骨子里就来源于在地势力和外来势力不断拉扯造成的张力。
武士团的收入，与“检地”的结果密不可分。笼统点说，讨论检地制度也好，石高制也好，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怎么收保护费的问题。
至此，还可以更大胆地推论，在日本中世，“兵农合一”和“兵农分离”，并不是绝对严格的概念。应该说，武士和农民，本来就是分离的，只不过在中世前半段，在地化的趋势下，两者逐渐合流，产生若即若离的关系。当武士团需要重新动员，切换为战国大名时，一部分“农”，在动员体制下，围绕武士，构成“兵”，最后造成兵农两者身份和事实上的分离。
不过，重塑和动员，是需要经历漫长时间的。直接对复杂的庄园职和名主关系动手，无异于跟群众作对，何况强龙难压地头蛇，这种做法直接否决。
先从徭役，做帐方面动手，就事半功倍。所以需要检地。
检地原本是中世庄园名主为了收入和贸易，对自己土地进行的自发检查。检地执行的对象是庄园，检查以庄园为单位，新垦田地的收成和面积情况，几乎不进行精细的实地丈量。
不进行精细丈量，跟中世的土地关系有关。名主作为基层土地管理者，以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属于不同的本所（名义的上级土地持有人），上层权力很难绕开这些关系，利用自己力量直接干预在地的名主。
战国以后，检地帐逐步规范化，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本成方”或“本年贡”，即根据过去丈量土地而一直维持的年贡；另外一个是检地后新增加的年贡，称为“踏出”，又叫“名主加地子得分”，顾名思义，就是一块田的名主，通过开发或发现隐田，从而得到“加地子”的结果。
一般来说，兵农分离的着力点是先从赋税层面，把征税对象分为军役众和惣百姓。
从属于大名或武士、负有军事任务的“军役众”，只需要缴纳检地以前的土地年贡（本年贡），而全额免除隐田年贡（踏出分），这种免除被称为“御免”。
全额免除踏出分，并不仅仅是大名对部下特别的爱惜，更主要是意味着将踏出地从原来的寺社名下进行没收，经过大名的恩给，重新分配给自己的军役众。
依靠控制庄园扩大实力的守护大名，经过没收土地、免税，以权力主导，剥离了武士团和作为在地力量的寺社之间的土地关系，再以分封形式重塑封建主从关系，实现了向战国大名的转型。以上通过分封重塑权力的过程，在日本称为知行制。
至于惣百姓，免除40%年贡，被称为“四纳所免”，仍然保持与寺社的各种关系。
两者相比，军役众可以免税或只征收占惣百姓1/5到1/4左右的年贡。
如此一来，逻辑上就说得通了。
室町到战国的检地，虽然在制度上做出大量突出，征发规模越来越大，但这种突破是建立在权益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让武士和军役众心甘情愿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对在地力量形成统治，不仅仅需要封建名分和伦理，在价值观上的动员，还需要给予切实的利益，以御免为手段进行重塑，很多时候还要保持对原领主权益的承认。
织丰检地
在今川氏和后北条氏的基础上，织田信长的检地就很能反映承认和利益兑换的实质。
首先，他在检地的同时，发出“御朱印方”，先对检地帐上的土地所有者权利作出承认，巩固现成有力者的利益。
然后，指示柴田胜家从东谷檀那院名下的越前织田庄开始着手改革，将该庄原来的本年贡、踏出分、公事等复杂的年贡，统一变为“分米”负担。在分米负担制下，直接从事某片土地经营的作人，完全负担该片土地的年贡，尽量按米来计算。相应的，承担完全年贡的作人，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得到了扩大。
相当于说，通过御朱印状对原有名主的安抚，在尽量少动摇原有利益者的前提下，基层土地所有权，以分米负担的形式，开始从名主向作人转移。
完成转型的是丰臣秀吉。
太阁检地是战国土地制度变迁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
太阁检地作出了相当大的突破，逐步废除原来比较间接、依赖在乡领主检地帐登记结果的指出检地，改为直接派出奉行检地，直接从作人（自耕农）的土地上征收年贡，取代原来的庄园、名主，层层征收，出现大量滞留的情况。
与此同时，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的基础上，规定基层土地的持有者——作人，按照检地帐登记在册，称为“名请人”，以方便管理。在柴田胜家的基础上，禁止作人迁徙，也拒绝作人依附于外来名主。这样，比较大的在乡势力，再也难以通过从前的寄进、安堵，与基层农民（作人），建立主从关系，复杂的庄园职官从此消亡。
一作一人制，使得横在大名和基层农民之间的中间势力被逐渐削弱。
原来由于层层名主依附的干扰，这些名主又不一定属于大名自己的封建义务体系，因此在地力量强大而复杂。经过太阁检地，以丰臣秀吉为顶点，通过谱代大名、大名以下的家臣、中下层武士，层层从属，终于可以利用封建关系，有效调度基层力量。
原来室町和战国前期的大名，既要家臣效忠，又要处理在乡领主，防止他们同化家臣，出现武士团内部的自走。而现在，家臣直接成为在乡领主或者领主的上级支配者，而且是一元化、排他的支配者。太阁臣下的臣下，未必需要向太阁效忠，却终究处于太阁权柄之下。反之，太阁不需要直面臣下的臣下制造的纠纷，太阁只需要专心处理自己的家臣就可以了。
所以为何战国后期开始，针对属下的强弱亲疏，搞转封、改易，就好办了。丰臣、德川的力量更强固然是客观因素，倘若原有框架不变，盘子更大，无非是所需要面对的对手更多，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封建关系不仅仅分权，也有着集权的一面。
石高制的到来
太阁检地和一作一人制，前者初步规划出治下每个大名的收成，间接推出大名的利益，后者把大名和下面的大小武士，从庄园经济中剥离出来，统一贡租缴纳。
“高”是日本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一般表示物品的总数量，主要分为贯高、永高和石高。
原来室町和战国时期，日本畿内和近畿一些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使用贯高制和永高制。
贯高起源于镰仓末期。一些领主将知行地的收入以多少贯文的地来表示，并以钱的形式缴纳年贡，形成贯高制，体现日本土地经济早期的货币化。
永高是中世后期以永乐钱(永乐通宝)为基准的年贡收纳。
由于关东大名喜欢以永乐钱为流通和信用基准，对货币的垄断力相对也较强，所以永高制是关东特有的现象。也有永积、永盛、永别等称呼。后北条氏把贯高和永高制度进一步规范化，规定年贡以永乐钱为标准，并将永与贯的换算比例定为1比2。
这点在货币流通更发达的关西并不通用，因为关西私铸钱太多，还有大量外来流入的货币，官铸货币推行起来的难度自然就很大。
可以看出，日本近世以前所谓的货币化，并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带有强烈的官方权力背书色彩。因而贯高、永高的流行，并不完全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在近畿一些农业产出远远大于货币量的地方，贯高反而不如石高流行。不仅如此，在货币量不足，运输困难的地区，换算贯高本身就意味着高昂的运输成本。结果，运输更方便，并且具有普遍兑换价值的大米，所代表的石高制，率先统一了日本。
石高，则是以土地粮食产出为计量。
太阁检地，有了可以计算土地大致产量的办法，使通过产出来进行换算成为了现实。按太阁后期到江户初期的换算法，永1贯文=金1两，永1贯文又可以换1石米。
这样，全国性贡租体系通过统一换算，建立了起来。从贯高、永高和石高并存，统一为石高缴纳。
太阁检地的很多细节，对后世起着奠基作用。
太阁检地在程序上，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先计算每一反田地的亩步(面积)，然后测定单位面积田地的石盛(产量)，再制定石高(亩步乘以石盛)。
太阁检地使用的间竿，以6尺3寸为1间，按5间×60间为1反，把土地分为水田、旱田和屋敷地。水田、旱田又各自分为上中下三等，屋敷地（住宅用地）的估算，按上等旱田为准。根据伊势国检地令，每反水田中，上田1石5斗，中田1石3斗，下田1石1斗。不同地区的等级标准各有不同。
算出石高后，将年贡征收率定为持有高的三分之二(二公一民)。
石高制的成立，为战国后期的大合战创造了规模。
石高计算的普及，意味着所有领主的收益都可以实现量化。收益可量化之后，领主转封以后，可以在新的领地上，按照石高换算，获取跟原来收入对应的收成。所以，到战国后期，转封变得相对容易。
一旦到了战阵，根据军事任务，每个大名和旗本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也可以通过石高快速换算，而从领地中有效汲取。
如出兵朝鲜时的阵立书所示，每知行高达到100石的九州领主有5人，根据收入可以给他们摊派相应比例的后勤支出，军役体系井然有序。根据石高制，领主阶级不仅向统治下的百姓征收年贡，还能以相应的报酬，动员他们充当阵夫役、水主役，编为小推车队、足轻队和划船手等，用于战斗和后勤支持。
德川检地
丰臣秀吉统治后期，农民缴纳4成左右的产出作为年贡即可。到德川开幕之初，幕府天领又把“四公六民”改为“五公五民”，近世土地纸面上要求的年贡率，大致如此，具体比例依照不同藩的情况而定。
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后，着手进行全国性的检地，称为庆长检地。
检地工作有两个对象，一是藏人地，即幕府直接控制的土地，由代官头执行；二是城市土地，由城主负责，对太阁检地以后新开垦的、农民漏报以及从对手手里没收的土地，进行丈量。
太阁检地的规则，在德川时期继续沿用。按水田、旱田、屋敷（住宅地）划分地目（土地种类），按上中下三等划分地位（田地质量），以300步为1反。
与太阁检地相比，原来6尺3寸的间竿，改为6尺为1间，单位更小，而检地更加细致。
间杆变小，土地单位和单位土地产量也相应变小了。原来各种田地的石盛，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如1反上等水田，原来石盛为1石5斗，在庆长检地以后变为1石3斗。土地产出更低的旱田、下等田，下降幅度更大。
可以看出，庆长检地通过更精细、更严密的制度，虽然有加大汲取的目的，但更多时候是为了缴纳公平。
庆安检地令第一条就提出，“检地之规则，根据百姓订立，应该考虑关乎其生死的问题，使之没有高下之分”。庆安检地还要求领有田地的小农，包括同一家庭内的兄弟们，从父母手中继承土地，并且进行瓜分后，都要把各自名字登记在检地帐上。意味着在丰臣秀吉的基础上，一地一作人原则进一步贯彻，私有产权体系的独占和排他性，由家庭细化到个人。
随后的宽文、延宝检地，和泉国一些继续使用250坪为1反地计量的乡村，统一到300坪为1反的德川新制下，原来的三等地位（上中下三等田），根据新的检地，再次分出上上等、下下等田，从而变为五等地位。
这些原则在之后的检地中进一步落实。
元禄检地规定，对于不足半间的土地，以尺寸测量。经过更仔细的测量后，划为上上田的土地，石盛增加1斗，下下田则降低1-3斗不等；假如测算出的面积与账本出现差异，则地主和农民都可提出申诉。
享保时期，检地主要围绕开发的新田进行，针对经过技术发展的情况作出新规定。如灌溉后，由旱田变为水田耕作的田地，按水田规则征税。种植漆、茶、桑、楮之类经济作物的土地，按相应的产出划定土地等级和石盛。原来的五等地（上上、上、中、下、下下），进一步细化为七等地——上上、上、中、中下、下、下下、隔离地。
幕府检地工作越发精细，是为了加大汲取吗？
是，也不是。
先从检地程序说起。
江户的习惯，在检地前，村里会自行把田地分为水田、旱田、新田，立下界标，然后相关责任人和进行测量的竿手、绳手，都在誓约书上签字。
检地使用6尺1分竿，对于两块相邻的田地，交界处各让出1尺，加上畔基通常也有1尺，合计3尺，称为除检地。
检地时的计算办法既精细也粗放。
精细之处在于，检地时对土地种类的重新勘定很严格，过去被分为旱田的地方，如果有水路通过，将改记为水田，以征收不同级别的年贡。代官、检定员和村负责人勘察土地后，各自用小手牌标记水田旱田的土地种类，再互相对照，只要相互意见达成一致，才能登记在册。
粗放之处在于，检地得出的石盛，大部分不是具体测量得出，而是利用算法得出的，在当时，称为坪刈法。
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从上田（比较肥沃的田地）中选取3-5处坪，对选取地的产量进行检查。假如1坪地产量为粟1升，那么1段则为粟3石（1段＝300坪，所以300升＝3石），1町地产量就是30石（1町＝10段），以此估测处1町地的稻谷产量，再换算成大米的数量，1町地30石粟，约等于15石米，所以这片上田的石盛为15石。算出上田石盛后，其他等级的田地，每降1级，石盛减2石。这样，中田的石盛就是13石，下田是11石，下下田是9石。有时候连坪刈法也省去了，在很多新开发的田地上，往往直接根据邻近田地情况，来估测相应的土地级别和石盛。
检地结束后，官府开始制作专门登记土地情况的账本，称为“地引帐”，有些也叫“内见账”，里面包含土地种类、方位、地势、地主的具体姓名和周围交通情况。制作完成后，代官、鉴定员、村役和负责测量的竿手、绳手，都要按下手印，制作为两份，一份上呈官府，一份留在村里，向村民公示检地结果。
经过检地得出石盛之后，再以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的标准，确定年贡的收取量。在江户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检地石盛所计算出的石高，是远远不能反映实际产出的，因此，原来的石高，称为“表高”，而实际产出，称为“实高”或“里高”。从江户中期开始，幕府直辖的天领，年贡率就普遍低于四成了。缴纳年贡后，农民手中盈余大量稻米，即使拿到市场贩卖，被克扣一部分作为统制，仍能换取不少钱币，不少田地甚至改稻为桑，改种盈利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到江户中后期，很多农民能由一日二餐改良为一日三餐。有些人能出资到江户大阪旅行，吃了太多大城市的精米，因此患上脚气病。
与其说江户农民挣扎于生存线，倒不如说很多人的健康问题跟“富贵病”有关。
检与免
不过，“五公五民”这种年贡率，在检见时还有用处。
检见，是对土地产量的再次评估，以对原有年贡进行修改，主要分为亩引检见和有毛检见。
亩引检见也叫“根取检见”、“反取检见”或“绳延”，主要应用于江户前期，与当时农业灾害频繁，土地歉收有关。
具体做法，是根据上、中、下等耕地原来的石盛，以五公五民的比例，以段为单位，计算不同等级田地应该缴纳的年贡量，将计算的结果作为“根取”米（根即为基准值），也叫当合。遇上歉收的年份，如果计算的实际收获的稻谷量，仍多于计算出的当合，过剩部分不予追究。如果实际稻谷量少于当合，则将不足的部分作为损毛，再通过换算，乘以土地面积，得出新的年贡。以达成灾年减收贡租的目的。
有毛检见常见于江户中期以后。这种检见就不通过田地等级计算石盛和根取米了，直接按实收来决定年贡。
有毛检见，要求村官和地主仔细把每坪的具体产出写在账本上，再把每坪的结果加上，得出全村的稻谷收获量，再折合年贡率确定上缴数目。最初是幕府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于1749年在畿内的产棉地区开始推行。这时候的背景，是农业产出爆发，但幕府收支开始失衡，为了应对经济下行，而加大税收的办法。
日本农民对这种检见自然很不待见。精细到实收，不仅意外着年贡负担加重，而且为了保证准确，村官会进行至少每年一次的检见，使当地人不堪叨扰。
有毛检见不得人心，因而使用次数也不多。
定免法与检见法并列为江户时代代表的徵租法之一。所谓“免”，在日本的意思，指的是对石高进行课收而定的税率。幕府对农村进行年年检见，如果当地人不堪其负，可以申请定额地租。由官府来计算过去数年到二十年之间年贡的平均额，与申请定额的年贡对比。如果申请定额比过去年贡的平均额还高，那该土地就划为定免地。定免地是有时效的，以3年、5年、7年或10年的期限内，不论收成的好坏，都按申请的定额缴纳。
一旦遇到重灾或大歉收，无法继续维持定额时，就轮到破免法发挥作用了。
破免法同样需要村名主或田主提出申请，然后官府入场，根据坪刈法检见。若检见得出的产量，少于平常收成的七成，允许破免——无视原来的年贡要求，按重新检见的收成为基准，乘以五公五民的比率，算出灾年的年贡（相当于损失多少，少缴多少同比例的年贡）。
定免法是个很大的进步，从此以后，稳定的地租模式越来越多，大幅度减少检地成本和扰民造成的不安。有毛检见搭配定免或者破免使用，能在歉收时有效减轻农民负担，也可以成为善政。
石代纳与杂税
前面提到，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相继努力下，取消了贯高和永高制，事实上，以货币代缴，毕竟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在很多地方，货币缴纳仍然保留下来，直接沿用至近代。
石代纳，指的是用货币代替大米缴纳年贡，包括以畿内为中心的地区实施的三分之一银纳、五分之一银纳、十分之一大豆银纳、大和(奈良县)的幕领皆金纳、关东的畑永纳等、甲州(山梨县)的大小切、陆奥的半石半永等。另外，根据石代价格的不同，又分为定石代、安石代、愿石代等。
原在一些特殊的经济产地，如幕府领地中，拥有别子铜矿的伊予国、拥有生野银山的但马国，还有一些大米成色不好、大米产量不足、运输不便的地方，使用石代纳都是有必要的。
幕府的收入主要来自直辖地的年贡，当然，也不仅仅来自于年贡。
除了作为正租的年贡之外，必然有其他杂税。
将年贡米按3斗5升为1俵进行换算，每1俵增征1升米，称口米，口米跟由共同体承担的年贡不同，是落实到个人的。有围绕草地、小屋、山林、水车征收的杂税，税种不下数百，统称为“小物成”。此外，还有各种用于流通领域的营业税、用于发行货币的铸币税，包括由矿山征收贵金属到江户金银座铸币的路途中，作为物流税征收的“运上”。
在村落，按租庸调制度里“庸”的分类来征收的，称为“三役”。
一是“传马宿入用”。“传马”是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仿照中国发展的驿站制度，以后为武家沿用。到江户时期，由于参觐交代的普及和贸易发展，需要大量使用驿道，为了维持驿道，就规定村石高里，每100石米必须征收6升米，或拿来作为驿站补给，或折算成货币，作为维修驿道的经费。
二是“六尺给米”。幕府的一些杂役，原本需要从地方征调农民，因为路途遥远，农民们又不熟悉武家的膳食、礼仪，所以幕府改为聘请专人负担厨师、佣人之类专业化较强的杂役，原本摊派到农村的徭役改为以钱代纳，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2升米，换成货币，作为幕府杂役的工钱。
三是“藏前入用”。用于各地租税运到江户时产生的物流费用。在关东，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250文钱，在关西，按村石高每100石征收15文银。
此外，还有“助乡”，用于补充传马制度人员或马匹不足的情况，由邻近村落负责，相应地，可以免除承担村落当年的六尺给米或藏前入用。
以上是杂税收入，还有来自各地大名的缴税。
理论上，按分封制度，各藩各行其是，各自进行征税和改革，幕府是不直接干预的。不过，幕藩制度，是意味着幕藩之间存在大量互动的。按江户前期的规定，参觐交代时，来到江户的大名还必须按自己领地内的石高额，缴纳相应比例的米和金钱。
随着各藩开支加大，在维持上缴米金不变的情况下，用于参觐礼仪的费用会越来越少，同时会让人觉得，幕府不能自行维持家臣生计，需要大名给养。这两点让幕臣们感到很耻辱，于是从1730年开始，上缴米制度就废止了。
不过，还有幕府可以用于给诸侯摊派的税项。
那就是国役工程税。比较大的工程，如跨区域的河川改道或水利修建，一般由幕府主要承担，诸侯们各自出钱出力进行辅助，以实现全国的资源调度。有时候诸侯们不能独立负担领内的工程或赈灾，需要向幕府借款，这样幕府也可以从借贷中获利。
充满自反性的日本社会
自反性，很多时候是建立在两个对立统一的事物，或者一体两面之上的。
无论是战国大名突破一定底线的动员，对庄园中间层的否认，还是对小农的征发，抑或织丰德一代比一代更精细的检地，都是拿对等权益来交换的。
否认中间层，需要承认原中间层的利益，用石高计算的办法，把他们平移出庄园体系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实际损失；
征发小农，需要一地一作对私产权的强化，还需要保护他们免受灾害出现凋敝；
检地的严格和精细，看上去有加大汲取的成分，但减免年贡时，检地所体现的专业化也派上了用场。
那么，纠结动员、消灭中间层、征发、汲取之类概念，还有多大意义呢？
望文生义来推结果，还有多大程度是符合实像的呢？
高效将导致暴政，这句话又能在多大的范围内适用呢？
至少在很多场合上，真正建立在专业性前提的高效率，是有其合理性的。
从检地的粗放和精细之处，就能反映日本社会的自反性。
粗放，是对群众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如缴纳、年贡方面，选择避重就轻；精细，体现在勘定土地种类、不同成员意见和群众知情权等方面，体现注重群体利益协调的一面。粗放的一面，固然对百姓仁厚，但也并非完全放弃技术工作，而是以计算代替在土地上堆积人力，搞实物检算。这样一来，哪怕检地结果是粗放的，社会仍然朝着以专业技术进行衡量的精细方向前进。
某种意义上说，没收地皮的第六天魔王、说出让农民半生不死的德川家康，还有以后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历代德川将军，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一方面，他们维持着不同程度的动员，以实行统制，另一方面，这些行为都是要跟社会层面进行利益兑换的。
这种现象，在日本历史上反复出现。每次出现突破底线的行为时，社会层面就会把执行者拉回原点，一个由在地势力和外来势力、货币和土地、官府和寺社，各种二元组合拉锯下形成的张力，所维持的原点。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史第一卷 经济社会的形成》
《日本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土地问题研究》左学德
《日本明治初年地税征收制度改革研究》刘峰
日本史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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