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美洲前夜的伊比利亚半岛

“熙德”和“邪恶的女王”：伊比利亚人的分类

历史学家戴维·布拉丁说：“1492 年对西班牙来说是战争和探索的元年，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欣喜。”但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并不是这种欣喜的主要来源；相反，最值得庆祝的是卡斯蒂利亚人获得了格拉纳达伊斯兰王国。新年那天，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阿拉贡国王斐迪南骑马穿过城门，拿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伟大的穆斯林城市的钥匙。我们一直在谈论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格拉纳达，而不是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在1492 年之前并不存在。自罗马时代（公元前218 年—公元470 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在政治上就没有统一过。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统治的一千年前，来自北欧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曾入侵过伊比利亚半岛。但他们不稳定的王国在公元711 年被从北非穿越而来的伊斯兰入侵者（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所推翻。穆斯林统治者和他们的西哥特前辈一样，无法保持统一，也无法控制整个半岛。在接下来的八个世纪里，随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王国的发展、萎缩与合并，伊比利亚的政治地图不断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种信仰的伊比利亚人与半岛上人数众多的犹太人和平共处并互相进行贸易。然而，850 年至1250 年之间还是爆发了战争，这导致基督教王国总是以伊斯兰王国的牺牲为代价向南推进。葡萄牙于1179 年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王国，并在1250 年卡斯蒂利亚占领塞维利亚时大致形成了今天的版图。直到1492 年，格拉纳达仍然是伊比利亚地区唯一的伊斯兰王国。在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卡斯蒂利亚是最早壮大和最具侵略性的基督教王国。当葡萄牙、格拉纳达和阿拉贡等拥有广袤土地的王国从其漫长的海岸线上向外看时，最初狭小的内陆王国卡斯蒂利亚在扩大其边界的同时形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骄傲。这种的不容质疑和自信，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帝国哲学。伊比利亚半岛的周围大多是海，通过崎岖的比利牛斯山脉与欧洲其他地区相连。半岛上也有很多山脉，使卡斯蒂利亚成为“岛中之岛”。卡斯蒂利亚王国从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脱颖而出的过程充满暴力，同大多数现代早期帝国一样遵循循环模式。为国王而战的卡斯蒂利亚人获得了四种奖励：战利品、土地、缴纳贡品的臣民和较高的社会等级。随着新征服的土地得到巩固，新一代年轻而躁动的边疆战士出现了，这种循环不断重复。领土扩张也因此成为基督教卡斯蒂利亚人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正常途径。以基督教君主的名义掠夺穆斯林邻居可能听起来并不高尚，但大多数中世纪的卡斯蒂利亚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期性的袭击和由此产生的领土扩张作为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清除半岛上的异教徒。一系列暴力和不公正的手段，包括偷窃、绑架和谋杀，似乎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他们称之为重新征服（la Reconquista）。重新征服是看待伊比利亚历史的一种方式，根据这种方式，过去被重构为一出以穆斯林恶棍和基督徒英雄为主角的宇宙剧。这些英雄中最著名的是熙德（El Cid），罗德里戈·迪亚兹（Rodrigo Díaz）的绰号。迪亚兹同时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国王作战，赢得了冯—萨伊德（al-Sayyid ）的绰号，阿拉伯语是“大师”的意思。随着他传奇事迹的增加，熙德卑微的血统和雇佣兵倾向的事实被掩盖了。作为卡斯蒂利亚最著名史诗的主题，他被塑造成一个留着大胡子、有一匹可靠的骏马和能够将摩尔人（或异教徒）切成两段的剑的十字军贵族。16 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在抵达美洲后公开声称他们希望效仿熙德。科尔特斯的官方传记作家无法避免这种比较，西班牙诗人多年来一直在讴歌国王和征服者，认为他们是这代人的熙德。最重要的不是自15 世纪以来被人们记住的熙德是一个神话般的历史人物，而是卡斯蒂利亚创造了他的传奇，使其为扩张主义服务，这种扩张主义一直持续到哥伦布的赞助者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统治时期。伊莎贝拉在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结婚十年后，于1479 年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斐迪南成为了阿拉贡的国王。两个王国保留了各自独立的身份，但1492 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清楚地表明，卡斯蒂利亚是占统治地位。格拉纳达给卡斯蒂利亚原本约450 万的人口贡献了50 万新居民。相比之下，阿拉贡和葡萄牙的人口分别徘徊在100 万左右。拥有20 万居民的北方小王国纳瓦拉在1512 年被卡斯蒂利亚控制。因此，可以认为1492 年的伊比利亚主要由两个王国组成，即较大的卡斯蒂利亚和较小的葡萄牙。尽管与其东面的庞大而富有侵略性的邻居卡斯蒂利亚王国相比，葡萄牙规模较小、人口较少，但它对扩张并不陌生。只不过这些扩张大部分发生在海外。葡萄牙人在中世纪晚期致力于促进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里斯本是这些贸易关键的中转站。积累的财富和借鉴而来的航海技术随后被葡萄牙用来沿非洲海岸向南推进，最终目的是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到1460 年航海家亨利王子（生于1394 年）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绘制了1 500 英里的非洲西海岸地图。这位花在陆地上的时间比他的名字所暗示的要多得多的王子亨利，建立了航运和探险的皇室赞助模式，他的孙子约翰二世（1481—1495 年）也继承了这一模式。在约翰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葡萄牙水手绕过了好望角，使印度近在咫尺。正如伊莎贝拉为控制几个东大西洋岛屿所作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卡斯蒂利亚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内陆王国，但她和斐迪南总是在追赶开拓性的葡萄牙。在哥伦布被葡萄牙皇家宇宙学派拒绝后，伊莎贝拉选择赞助哥伦布不明智但最终幸运的西行之旅（这个故事我们在第四章会再讲），这体现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分歧。基本的对比是这样的：1492 年的卡斯蒂利亚正处于陆地征服和巩固的浪潮中，而葡萄牙则开始享受多年来海外探索和贸易的成果。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都因其激进的天主教和不断上升的宗教不容忍而闻名。卡斯蒂利亚的扩张通常被指责是造成中世纪多宗教共存（convivencia ）消失的罪魁祸首，但葡萄牙也是一个重新征服王国。葡萄牙国王不仅是反伊斯兰教的十字军，而且也是公开的、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心甘情愿地参与了伊比利亚的反犹太主义世纪，这个世纪开始于1391 年可怕的犹太人大屠杀，结束于1490 年代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这两个王国。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作为一个英雄人物被载入西班牙历史，但对伊比利亚的犹太人来说，她是“邪恶的伊莎贝拉女王，是她给我们带来了所有这些罪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葡萄牙君主制也同样“邪恶”；约翰二世在1492 年允许数万名流亡的卡斯蒂利亚犹太人移民到葡萄牙，以换取特殊的税收，然而仅仅5 年后，他的继任者伊曼纽尔一世就效仿伊莎贝拉，强迫所有不愿意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流亡。伊比利亚的君主们似乎在争夺“最不宽容”的称号。伊曼纽尔在1497 年将不是奴隶的穆斯林列入流亡者名单，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1502 年也效仿了这一做法。从此，在伊比利亚的任何地方信奉伊斯兰教或犹太教都是非法的，甚至危险得致命。卡斯蒂利亚的重新征服刺激产生了一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罗马天主教，它需要一个比熙德更虔诚和古老的象征。被称为“摩尔人杀手”的圣詹姆斯或圣地亚哥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根据当地的传说，使徒詹姆斯骑着一匹白马及时出现并召集了阿斯图里亚斯国王拉米罗一世的军队，使他免于战败于摩尔人之手。据称，这位圣人被埋葬在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镇（Santiago de Compostela），使该镇发展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受欢迎的朝圣地之一。“圣地亚哥！”成为美洲征服者的标准战斗口号，这位杀死摩尔人的圣人被认为从原住民战士手中拯救了西班牙人，后来的墨西哥征服画将科尔特斯画成骑着白马的样子，以纪念战争中的圣地亚哥。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许多教堂都会装饰这位骑马圣人的木质绘画和石质雕像。在他骑着的马下面通常描绘着6 个被斩首、戴着头巾的头颅；卡斯蒂利亚的宗教主义一点也不隐晦。很难想象，重新征服和驱逐犹太人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也参与了文艺复兴。但古典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想确实在中世纪晚期传播到了这两个王国，帮助刺激了文字和视觉艺术的繁荣。尽管伊比利亚的文艺复兴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文化和历史中，但多宗教共存的遗产以独特的方式将伊比利亚人与古罗马和希腊联系起来。例如，穆斯林和基督徒学者合作翻译和解读仅以阿拉伯语保存的古希腊文本。斐迪南三世（他统治了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和莱昂，于1252 年去世，后来被封为圣斐迪南）坟墓上的墓志铭是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写的。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十世在托莱多创建了一所翻译学校。在那里，犹太学者和其他翻译家创造了大量阿拉伯文书籍的卡斯蒂利亚语译本，从科学著作到著名的《象棋、骰子和游戏之书》（Book of Chess，Dice，and Games）。历史学家安格斯·麦凯（Angus Mackay ）所说的“将'武器’和'文字’结合起来的理想”的象征是马丁·巴斯克斯·德·阿奎那的墓（见聚焦2.2） 和霍赫·曼里奎在巴斯克斯墓建成前不久于1476 年写下的挽歌诗。曼里克的《为父亲逝世而作的挽歌》（Couplets 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将他父亲在对抗穆斯林的战争中为君主提供军事服务的记录理想化。在宫廷里，武器和文字相遇，贵族和官僚通婚，一种新的战士出现了，他也是一个有修养的朝臣，他希望把他的儿子送到大学，并至少把他的一些女儿送到精英修道院。

城市和农村

伊比利亚人是完美的城市居民。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说：“在野蛮的边境上，当两个英国人相遇时，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而西班牙人则建立了一个城市。” 我们看到，科尔特斯到达墨西哥的墨西哥湾海岸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建立城市。这是典型的16 世纪的做法，反映了征服者的优先考虑源于中世纪伊比利亚人对世界的看法。事实上，城市的建立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的亚述人，并深深扎根于伊比利亚的罗马时代。历史学家迈克尔·库里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 ）指出：“罗马时代的西班牙是一个充满城市的世界，数百个城市领土塑造了这个世界。”卡斯蒂利亚的城市主义也源于地理逻辑。在一个以干燥和缺少植被为主的地方，在凸起的岩石周围聚居以抵御外敌很合理，抓住和保护稀有的淡水资源也同样重要。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巴勃罗·马尔蒂尔·里佐（Juan Pablo Mártir Rizo， 1593—1642 年）称，17 世纪的卡斯蒂利亚为“一个由城市组成的王国”，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中世纪晚期。大多数伊比利亚城市都很小——到1492 年，只有里斯本、托莱多、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4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了3 万人——但它们作为拥有巨大法律自主权和对附近腹地管辖权的合并或特许城市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见聚焦2.3）。用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话说，“城市地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受制于其大小”。尽管巴塞罗那受到了中世纪后期危机的严重打击，到15 世纪时人口减半到2 万人，但它的功能几乎与一个城邦一样，派遣自己的大使和随员前往宫廷。布尔戈斯这个富有的商业化城镇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在15 世纪末它的人口只有5 000 人。大多数城镇的居民不超过1 000 人或2 000 人。当谈及自我认知时，城市的规模并不重要。即使是最小的伊比利亚城镇的居民也将自己视为有文化的城市人；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将自己的生存方式等同于文明本身。独自生活在乡间别墅或农场里被认为是野蛮的，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城市和城镇容纳了大多数伊比利亚人——即使是那些将他们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庄园主和农场工人都倾向在城里保留他们的主要住所。一个城市的特许状不仅仅是一个类似纹章的标志，因为它赋予城市居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保护他们不受国王和其他挑战者的影响，同时给居民征收地区税的权利。雄心勃勃的君主定期寻求侵犯强大的或有利可图的城市的权利，希望压榨他们以获取利益或惩罚后进的公民。面对这种压力，城市居民并不总是团结一致。有时，国王和王后能够让市议会和当地贵族互相争斗，就如同布尔戈斯和塞戈维亚的情况。尽管这种策略助长了中世纪晚期的暴力，但它对卡斯蒂利亚的君主们很有效，它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使西班牙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治理结构。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很少惠及伊比利亚大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到什么程度呢？1500 年，95% 的土地为不到3% 的人口所拥有。尽管不再是农奴（即隶属于地主的不能移动的农村奴隶），但占人口80% 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农民的自由仅仅体现在他们享有——用西班牙历史学家海梅·维森斯·维弗（Jaime Vicens Vives ）的名言来说——“死于饥饿”的自由。几乎所有的伊比利亚人都是定居者（参见美洲原住民那一章讨论的类型）。但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都有耕地稀缺的问题。即使是那些拥有耕地的人，也很容易因梅斯塔（La Mesta ）而遭受作物损失和其他损害。梅斯塔——这个在阿方索十世时期成立的强大的养羊业公会——是欧洲最大的羊毛出口商，为王室提供大量税收，因此享有广泛的领土特权和法律保护。到1469 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结婚时，梅斯塔的羊群已经发展到300 多万头，这对西班牙本就干燥的岩石地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环境压力。伊比利亚农民最先感受到14 世纪和15 世纪初笼罩在半岛上的危机。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 ）带来的夏天更短更潮湿、冬天更冷，使地方性战争、过度征税、饥荒、瘟疫、动乱和叛乱造成的问题更加复杂。1492 年的伊比利亚人口比1300 年少，其中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最为明显。卡斯蒂利亚北部有四分之一的村庄变得荒无人烟。加泰罗尼亚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一些企图在阿拉贡部分地区得以实现，包括摧毁伊比利亚农民自由的悠久传统和强制实行农民与其他地区领主土地紧密联系的封建主义——但这种状况仅仅持续到1486 年，农民的反抗结束了这种虐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成就之一是遏制了当地领主的暴行——狼一般的贵族与“羔羊般的”农民，这是诗人伊尼戈·德·门多萨（I.igo de Mendoza ）提出的著名对比。人们通常认为，伊比利亚社会即使不是彻头彻尾地厌恶女性，也遵循着有悖常理的父权制，妇女几乎没有权利或特权。事实上，该半岛不同的法律传统赋予妇女相当多的权利，包括严格的嫁妆保护和可继承性。可继承性是指当妇女的丈夫去世时，她将自动获得其遗产的一半。另一半则平均分配给其子女。在一个男人经常为出差、经商或服兵役而旅行的社会中，较高的男性死亡率使许多伊比利亚城市中的有产阶级寡妇阶层崛起。一些人再婚并巩固了财富，另一些人则进入修道院或为其女儿支付嫁妆来成为修女。从某种意义上说，伊莎贝拉女王是“熙德”世界中的伊比利亚女性提高自身权利地位的表率。占人口约10% 的伊比利亚工匠和专业人士比大多数农民生活得要好一些。中世纪的港口城市，如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波尔图和圣塞巴斯蒂安，拥有许多手工业行会，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特权。行会在城市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面对掠夺性的君主时。在日常工作中，城市生活保证了工匠、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稳定工作，而行会成员资格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地位，这种地位通常通过对宗教团体和慈善事业的赞助而得到加强。传统上，手工业商店通过培训学徒和工匠来维持和发展，但随着中世纪晚期一些伊比利亚手工业大师的财富积累，购买奴隶来维持和发展手工业成为可能。15 世纪非洲奴隶贸易的扩张意味着伊比利亚城市居民，特别是南部居民，成为日趋多种族社会的一部分。即使犹太人和穆斯林日益成为被迫害和流放的对象，宗教信仰也被强制统一，伊比利亚人奴役“内尔人”的古老实践正发生着新的变化。从1441 年开始，葡萄牙探险家和商人将来自西非的黑人俘虏带回家——到1492 年俘虏人数已超过35 000 人。与此同时，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后裔都或多或少地被迫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成为卡斯蒂利亚城市中的一种温和却显著的存在。巴伦西亚是最早拥有繁荣的奴隶市场和相当规模的黑人人口的城市之一。一种新的模式诞生了，大多数前往美洲的伊比利亚人都带着这两个重要的思想：（1）一个家庭只有在拥有了非洲男女奴隶后才是完整的；以及（2）一个繁荣的城市需要一个被奴役的黑人下层阶级来从事工匠、骡夫、搬运工等工作。即使是住在修道院里的修女也经常接受非洲女性奴隶的服务。在中世纪后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尤其是南部商业城市，非洲人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重要，他们日益增长的存在和资本价值刺激了向大西洋的进一步扩张。城市奴隶制与东大西洋岛屿的早期种植园奴隶制相重叠，并与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的事件相衔接。但在探索这一系列事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非洲的大西洋海岸，以及西部和中西部非洲人最初是如何来到伊比利亚半岛居住的问题。

【内容简介】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里程碑式的事件能像16世纪三个伟大的文明在美洲土地上相遇那样重要。经过全面修订的《殖民时代的拉丁美洲》（第二版）以引人入胜而又内容丰富的新面貌呈现了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新的文明和地区——拉丁美洲——是如何在这次相遇中诞生的。作者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和定居者、被他们带着穿过大西洋的非洲奴隶，以及土地被入侵的原住民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从15世纪的帝国黎明，到16世纪的征服时代，再到19世纪的帝国终结，本书将宏大的笔触与细微的轶事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

【作者简介】

马修·雷斯托尔（Matthew Restall），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拉丁美洲历史、妇女研究与人类学教授，拉丁美洲研究室主任，《民族史》前编辑，《西班牙裔美国人历史评论》高级编辑，美国民族史学会前主席（2017—2018年）。他出生于英国伦敦，在西班牙、委内瑞拉和东亚长大，获得牛津大学现代史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丁美洲历史博士学位，师从詹姆斯·洛克哈特。

克里斯·莱恩（Kris Lane），杜兰大学殖民拉丁美洲史的法国文顿·斯科斯（France V. Scholes）主席，曾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波哥大分校（2005年）和荷兰莱顿大学（2010年）的客座教授。他是跨学科杂志《殖民拉丁美洲评论》的编辑，也是剑桥系列丛书《剑桥拉丁美洲研究》的共同编辑。基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他目前的项目主要研究玻利维亚波托西17世纪的动荡历史。

【目录】

总序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 刘东前言殖民的熔炉致谢 第一部分 在伟大的相遇之前第一章 美洲原住民第二章 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第三章 大西洋非洲第二部分 漫长的征服第四章 伊比利亚帝国的黎明第五章 美洲原住民帝国第六章 征服的链条第七章 不完整的征服第三部分 殖民中期第八章 原住民社区第九章 黑人社区第十章 宗教复兴第十一章 异端行为、纪律和身份第十二章.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生活第四部分 变革时代第十三章 战争与改革第十四章 晚期殖民生活第十五章 独立结论 拉丁美洲之谜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