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普通话教育，其实在古代就有相应的版本。只不过在当时，这种官方语言推广更多是以“雅言”和“官话”的名称进行，覆盖度也非常有限。但却在行政职能外，附带有对人群的区分功能。
最早的官方语言出现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因为商周两朝的主要势力范围就集中在当地，都城或重要城市也经常位于这个区域。所以，基于当地口音的官话就成为各地官吏的标准。但考虑到商周的王室都源自北方，其语言样式自然不可能等同于今天的河南话。其中，西周还一度将京畿设置在关中，使河南仅仅成为东部占领区的首府。这也给官方语言的设定，加上了不少行政变数。
周幽王绝不会以河南话和褒姒调情
很快，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的官方语言也就逐渐脱离了关中本土。古洛阳话就正式渗透进贵族世袭，并将在很长时间内都以“洛阳雅言”的优越感横行于市。这种优势在秦汉帝国建立后又遭到削弱，但中原地带的文化优势却难以迅速消磨。所以，无论贵族子弟身居何处，都流行以洛阳口音彰显自己的仲夏君子身份
至于说后世粤语最接近秦汉官话的说法，则根本属于无稽之谈。由赵佗等人带往岭南的拓殖大军，主要由来自三晋地区的降卒和小贵族构成。他们根本不可能操关中口音，又如何将秦始皇的母语带往南方？至于粤语本身，也保留了大量土生发音，与古代的北方发音有很大差异。
南下秦军主要是三晋人口 也不会懂得关中口音
汉朝的官方语言，也不可能和后世套近乎的客家话接近。因为刘邦在建立自己的王朝时，就宣布承袭先秦时期的雅言，并有“洛语”别称。考虑到当时的文人骚客，大都活跃在诸侯王领地居多的关东等地，也能对京畿地区形成一种文化优势。因此，客家语的认领先祖发明，就像扯秦始皇说粤语一样荒唐可笑。
直到西晋灭亡，大量北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也将中原的雅言带往当地。然而，这些人的聚集区往往非常集中，形同各个沿着水系分布的移民据点。至于偏远地方则难以触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口音为划分标准，将自己同底层人士区分出来。而且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坚持的正统口语也将逐渐失势。
衣冠南渡带去的中原雅言 很快就面临两头夹击和淘汰
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官方口语的发音也重新回归关中特色。只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五代和之后宋朝，又将统治核心动迁到有漕运支持的河南，顺便也自然而然的重新定义了官方口音。同时，宋朝也注意对于南方口语中一字多音现象进行“纠正”，将一字单音作为绝对正统。这也间接说明，之前南下的人口对语言同行效果比较有限。
等到蒙元帝国朝建立，统治者自然把蒙古语定为官方语言。但出于习惯法与交流的需要，这种设定的存在感非常有限。因此在当时的帝国境内，各种方言与外来的色目语都非常流行。带有儿化音的汉语，也以“大都话”的身份开始登上舞台。这种趋势在明朝也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朱元璋确定的都城南京，在几十年后就被朱棣又迁会了北京。一直到16世纪，普通人都会将京畿称为大都，并逐步以元朝时形成的混合发音作为官方标准。
明清两朝的官话 成形于忽必烈建立的蒙元时期
类似的情况也在后来的清朝出现。统治者自然要把满语设置成官方语言，但流行官话还是明朝的旧传统。至于所谓的官话起源于南京方言说法，同样属于脑补出来的无稽之谈。因为南京作为移民人口众多的区域中心，本身就属于典型的官话语区。方言决定官方口音的想象，无疑是自讨没趣的一厢情愿。若是在王朝时代大放厥词，只怕会有被官府抓起来打屁股的风险。
最后，北京官话在1909年被清政府以法律形式确定，并赐名“国语”。今天的台湾也依然保留了这个称呼，也是因为民国时期的政府对清朝传统加以肯定。期间发生的新文化白话运动，也是对这个进程的促进。
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 对今天的语言影响很大
一直到1955年，“国语”被更名为“普通话”，但其核心思想却与最初的官话一脉相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