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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基本盘:城市中的学生与“农民工”

1979年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建立,但几年之后,软弱的联合政府迅速垮台,取而代之的竟然是霍梅尼领导的宗教神权政府,当霍梅尼轻而易举的夺取政权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对此始料未及。一个已经工业化、世俗化50年的中东卫士,就这样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返祖,成为一个宗教领袖统治的神权国家。

霍梅尼的成功绝不是偶然,他之所以能先后推翻国王和联合政府,全在于他有一群誓死效忠他的铁盘,这些失意者聚集在他的麾下,愿意为他肝脑涂地,这群失意者就是农村学生与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获得了巴列维国王的好处,但是当他们进入城市,看到城里人灯红酒绿的生活时,先前的感恩迅速变为了憎恨。这种憎恨先是埋葬了巴列维,之后又埋葬了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

他们的怒火彻底改变了伊朗。


农村学生与二代农民工:最忠诚的铁盘

霍梅尼最忠诚的铁盘,就是农村学生与二代“农民工”,他们对于贫富差距感触最为强烈,对旧秩序最为不满,在和平年代,他们或许因为见识的不足而保持对政治的冷漠,但一旦时局不稳,再出现一个合适的领袖,他们很快就会蜕变为最为可怕的革命机器,他们将无情的扫荡任何胆敢阻止他们的敌人。

巴列维励精图治,推动伊朗的现代化,但他只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好处,而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风险。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虽然经济发达,但贫富差距也高的吓人,1974年,伊朗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总消费的55.5%,而最贫穷的20%仅占消费的3.7%。

当时的德黑兰完全是两个世界,一面是西方化的灯红酒绿,一面是贫穷落后,信仰伊斯兰教的贫民窟。土地改革后,数百万农民涌入城市,但由于缺乏技术,他们只能从事最低端的行业,靠微薄的薪水谋生。根据巴列维政府自己的调查,1976年德黑兰竟然有12478个住所是帐篷,伊朗大量的贫困人口蜷缩在城市的南部,与北部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贫富差距造成了两个对旧制度最为愤怒的群体。

一是二代“农民工”,严肃的叫法是父母辈是农民的非技术工人。与祖辈不同,他们在城市长大,自认为是城市人,但他们却与那些真正的城市人天差地别。他们只能干最低级的工作,蜷缩在贫民窟,甚至住在帐篷里。而这些人数量很多,1978年,伊朗城市人口占比从50年代的31%增加到52%,其中半数是农村移民及其后裔,他们由于缺乏技术,往往成为底层的非技术工人。

对于第一代农村移民来说,他们虽然生活艰苦,但依然感恩国王,因为是国王给了他们土地,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定居,而且城市的生活再苦,也要比农村好很多,因此老一辈的农村移民依然对国王怀有敬畏。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截然不同,他们对国王的恩泽没有感触,思维也在城市的影响下逐渐开放,他们不能忍受巨大的贫富差距,受不了那些中产子弟的白眼,父辈的忍耐在他们看来是愚昧的软弱,艰苦的生活、受伤的自尊使得他们成为最不满的群体。

二是农村学生,巴列维一方面推进现代化教育,一方面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行大学入学地区定额制度,这使得大学中有半数是农村子弟。他们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了自尊意识,他们感触到了那些出身优越的同学与自己巨大的差距,这种屈辱感让他们初期对国王的感恩立即变成了憎恨。他们开始憎恨旧秩序,同时质疑城市的文化,因此,他们比父辈更为激进的拥抱伊斯兰教,拥抱均贫富的思想。相对于年轻的农村工人,他们更有文化,更有政治意识,更有行动力,在大部分农村移民对政治还十分消极时,他们已经积极响应了霍梅尼的号召。

对于霍梅尼来说,这两群人是天生的铁盘,其他反对国王的群体,乌里玛教士阶层和自己是同辈,文人相轻,不能倚仗,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太过软弱,而且不容易形成忠诚,留在农村的农民见不到城市的贫富悬殊,缺乏愤怒,几乎不参与反对国王。只有农村学生和城市中的农村移民最符合自己的期望。

在和平时期,城市中的农村移民往往是冷漠的,但一旦局势动荡,他们就会在霍梅尼的领导下成为最激进、最顽固的一支力量。


大学成了宗教复兴的基地

随着伊朗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经济危机的加剧,到了60年代末,伊朗的城市开始出现逆流,城市中的保守主义分子越来越多,宗教势力急速膨胀,尤其是在大学里。

大学里,戴面纱的妇女越来越多,1976年,数百名学生发生骚乱反对德黑兰大学的男女同校,大学中成立了数百个伊斯兰学生协会。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伊斯兰教的熏陶,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他们对于城市同学的奢靡和堕落深感震惊,而贫富差距也让他们认为国王的统治是罪恶的,尽管国王给予他们大量财政援助,但他们依然是国王最坚定的反对者。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宗教期刊发行量激增,1976年,仅在德黑兰就有48家宗教书籍,而最受欢迎的书籍就是《古兰经》,排第二的是另一本宗教典籍《天堂之谜》。随着人们对宗教开始追捧,大量的宗教社团开始在城市中抛头露面。1974年,德黑兰的宗教社团激增到12000个,伊斯兰教举办的纪念活动达到322个。整个德黑兰出现了复古宗教的逆流。

巴列维和他的父亲为了伊朗的世俗化呕心沥血,先后50年的努力最终化作了泡影,而最先摧毁世俗化的,就是最受现代化恩惠的学生。


现代化的风险:青年人对自尊和平等的狂热
为什么伊朗的年轻人会狂热的追捧宗教?不是因为他们对伊斯兰的教义多么推崇,他们很多人很可能古兰经都没有看完,他们之所以推崇伊斯兰,是因为伊斯兰是最民族主义,最最强调均贫富的思想,伊斯兰最能满足青年人对于自尊和平等的渴望。

自由从来不是革命的目标,平等才是,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还是伊朗革命,都是为了追求平等。平等才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追求。后发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总会出现反现代化和、反自由化的潮流,根源在于现代化让人们对于平等的追求大幅增加,而经济的过快发展往往导致贫富悬殊。

(英剧理想国描述了一群西方的穆斯林二代加入isis又后悔逃回英国的故事)


对于老一辈来说(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现代化教育,自尊意识薄弱,即使贫富差距大,频频受辱也可以忍耐,但对于在城市长大,还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尊意识极高,对于一丁点的侮辱都非常敏感。

在今天,西方的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二代穆斯林,他们意识不到西方给予他们的恩惠,而只看到西方人对他们的歧视与隔阂。同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很大一部分是海外留学生,他们之所以激烈的反对西方不是因为西方不若他们想的那样发达,而是在国内被视为天之骄子的他们却不被西方人重视,甚至被西方人轻视,被迫形成一个个文化孤岛,这种对自尊的伤害让他们更为厌恶西方。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一方面现代化迅速发展,贫富悬殊,年轻人口、高学历人口大幅增加,一方面,政府又无力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消弭这种差距。。致力于现代化的旧制度从两个方面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经济危机之下,这股宗教民族主义的逆流,既毁灭了巴列维的政权,亦铸造了霍梅尼的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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