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州军政分府是辛亥革命后，处州成立的第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依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是处州革命党人历经二十余年奋斗，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虽然其只存在了短短的半年时间，但它的成立开启了处州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兵不血刃 光复处州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1月4日，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浙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时处州在吕逢樵（吕东升）和魏兰、阙麟书等革命党人的苦心经营下，已积蓄了较雄厚的革命实力。杭州光复后，吕逢樵以缙云壶镇“半日学堂”和百步峋的武装力量为骨干，精选了300名青壮年勇士组成 “光复军”，在顺利光复缙云县城，协助光复永康县城后，又与丽水城内革命党人秘密据点“丽水利用织布公司”中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准备光复处州府城。此时，处州府城内驻有由管带李茂青率领的浙江后路陆师巡防营，此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拥有新式武器，成为光复处州的最大阻碍。因此，革命党人动员地方乡绅孙寿芝、项际虞、谭午峰等20余人，以保全地方为名，竭力劝导李茂青不要反抗，李茂青自知孤掌难鸣，大势已去，只得答应交出军装局，约束士兵，不与光复军为敌。
11月23日，吕逢樵率领300多人的光复军从壶镇誓师出发， 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五），光复军到达处州府城外时，处州中学的40多名学生在体育教员项华黻带领下早已等候在虎啸门（岩泉门）外，欢迎光复军进城。光复军列队进城时，市民空巷围观，欢声雷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项华黻、陈逸两位老人，头戴方巾，身着明代服饰，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光复军。光复军进城后，处州知府萧文昭依然留守在府衙内，其向光复军交出印信后，被赶出了府衙，处州府同知范传衣在任缙云县令时，已与吕逢樵结仇，此时，早已不知去向。光复军进城后，分驻府、县和旧总兵衙门，处州府城就这样兵不血刃地顺利光复了。
成立分府 颁布新政
光复军进城后，吕逢樵为尽快稳定处州社会，结束无政府状态，即与处州的革命党人和地方乡绅商议成立军政分府事宜，并很快确定了即将成立的军政分府的主要成员名单，随即在进城第三天，宣布成立处州军政分府。
根据浙江省军政府颁布的《浙江地方官制之规定》，通令省以下建立府、县两级行政体制，即于“各府设军政分府，置军政分府长一人，县设民事长一人”。
吕逢樵作为光复会在处州的负责人和光复处州的功臣，众望所归，被推举为都督，又任命孙寿芝为民政部长、项华黻为军政部长、毛养先为财政部长、叶庆崇为教育部长、陈逸为司法部长、朱光奎为民事长、李平为秘书长。从名单可看出，处州军政分府各部部长的人选，是各方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既有革命党人，也有地方学界人士，还有曾担任前清地方官员的遗老。
民政部长孙寿芝，字兰友，丽水县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历任仁和、瑞安、新昌等县教谕；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孙寿芝卸职回乡，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处州中学堂附设师范科学监。
财政部长毛蒙正，字圣功，号养先，遂昌县人，由监生例授江苏候补知县。
教育部长叶庆崇，字宗山，松阳县西屏镇北门人，清末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叶庆崇考取官费，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学日本期间，其加入了“兴中会”，开始投身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成回国后在处州中学堂任教，秘密担任“兴中会”浙江干事，后又加入光复会。
民事长朱光奎，字浣青，青田章旦横山人，清末秀才，与北山杜师业(冠卿)，南田刘耀东(祝群)，誉为青田三才子，名嗓一时。朱光奎陆师毕业后，又留学日本宪兵专科学校，回国后，曾任湖南陆军师范学堂测量教官，曾与蔡锷同事。
军政部长项华黻和司法部长陈逸都为在丽水具有较高威望的乡绅。
秘书长李平, 原名荣阳，又名造钟，字醉月，号越凡，缙云县五云镇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贡生，三十年(1904) 李平任嘉兴温台处会馆执事；次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加入同盟会，曾任丽水县崇实两等小学堂教师，与处州革命党人联系密切。
杭州光复后，即成立了浙江省议会，作为浙江军政府的立法机关，包并洲、李平、项华黻被选为议员，代表处州府参加议会。
处州军政分府成立后，都督吕逢樵即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安定民心，稳定社会，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巩固革命成果。
一是召开各界代表大会。1911年12月3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吕逢樵以军政分府都督的身份发布《处州军政分府通告》,请各县公选代表4人，于1911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在处州师范学堂召开全郡大会，共商大事，并特别提醒“事关桑梓休戚，诸父老兄弟，慎勿自抛权利，至要至盼”，表达了军政分府希望听取民意的迫切期望。
敬告者：鄙人率领义军光复括郡，当蒙我括诸父老兄弟公推鄙人为军政分府：顾鄙人不才，曷克肩此重任？惟以光复伊始，时局未定，兼之十年来，受我海内外皇华团体之委托，勉强担承，时常战战兢兢，惧或辱命。差幸兼旬以来，地方安谧，各项办事机关，亦蒙我父老兄弟协商组织，大局粗安，所亟应研究者，一切善后事宜也。自非仰仗诸父老兄弟出而协赞不可，因与省派代表王、杜、朱、吴四君议定，每县由各界公举代表四人，准于十一月初四日，齐集郡城(假座师范学堂)，开全郡大会，筹商一切善后事宜。俾我同胞得沾民国共和之幸福，鄙人亦得以卸仔肩。事关桑梓休戚，诸父老兄弟，慎勿自抛权利，至要至盼。特此通告。
吕东升 谨启
十月十三日
二是光复处属各县。早在1911年11月14日（农历九月廿四日）,处州府城（丽水县）尚未光复之时，处州各县就已接到刚刚成立的浙江军政府都督来电，通令革去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当年（1911年）即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来电还要求迅速组织县城乡镇的自治会，选举民事长主持县政。
大部分县在地方乡绅的主持下成立了自治会，推选出作为一县之长的民事长。各县公选的民事长中主要为这三类人，一为原地方官员；二为在地方上具有较高声望的乡绅；三为革命党人。
处州各县中最早光复的为缙云县，继11月4日杭州光复后，吕逢樵即派人与缙云知县汪志芳联系光复事宜。此前，汪志芳与吕逢樵有所接触，深晓吕逢樵的为人和目前的革命形势，自感螳臂难以挡车，因此，百依百顺。于是，吕逢樵派遣革命军一举光复缙云，不费一枪一弹。为谋光复处州大计，吕逢樵无暇顾及缙云县事，因而光复后的缙云县务仍由汪志芳处理。
景宁县在接到浙江军政府的通知后，即成立景宁城乡自治会推选乡绅季汝贤为民事长，而对省里指派的民事长刘耀东却不予承认，引起了省城与景宁县之间的一段风波。1911年12月27日的《申报》对这事还进行了报道：
处州杭垣政事部初六日接缙云，略称：处州景宁县城乡自治会奉札，于前月初九开联合会，公举季汝贤为本邑民事长，十六接印，十九任事，秩序已整齐。省派民事长刘耀东，全体暂不承认，并候电复景宁自治联合会公叩等语。当由该部立刻电复，谓刘民事已委派，毋庸公举等语驳回云。
庆元县时任知县谭嘉玉，得知杭州光复后，立即表态拥护革命，并召集士绅商谈，遵令执行，很快就成立了自治会，谭嘉玉在自治会上仍被推举为民事长，继续主持政务。
青田县推选乡绅杜师业为民事长，其早年曾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法科举人，任浙江公立法政学堂教授。
宣平县民事长为乡绅陶建勋，其为宣平陶村人。光绪三十年(1904)，中武举人，次年中武进士，钦点花翎侍卫，派乾清门行走。新学兴起，进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时局动荡，辞任还乡。
龙泉县民事长为留日归国学生李为蛟。李为蛟，字云腾，又名立宗，龙泉南乡毛山头村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魏兰创办的云和先志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创办龙泉“剑川学堂”和庆元“飞凤学堂"，推行新学。
松阳推选原县衙典史张铭新为民事长；处州军政分府委派云和人、留日归国学生饶翼担任云和县民事长。
自处州军政分府成立后，督都吕逢樵即派出光复军小分队赴各县吊销前清的县印，规定暂以民事长私章行文。
处州军政分府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发文通知各县民事长，告之新政府之职责，建立沟通渠道。如民政部长孙寿芝于12月3日（农历十月十三），向各县民事长印发《照会》，要求各县民事长“新政更始，务希克日就部各担专责，共济时艰”。同时告之处州军政分府民政部“以丽水县署为办公处，所有关于民政事宜暂行照常办理，俟改定新章再行公布施行，除民刑诉讼事件另有司法部执行外，拟合备文照会，嗣后关于民政事宜希与敝部直接商议”。可见因新政府成立伊始，各项新法规尚未建立，因此大部分事项还需暂时依照旧制办理。
二是招募新军，准备北伐。军政分府成立后紧接着就又向省城请求支援枪弹。11月下旬，陶成章为进攻南京，电告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吕逢樵令阙麟书、赵舒在丽水、青田、云和等地招募四五百名青壮年入伍，组织四营，由赵舒、吕嘉益、项友兰、陆明经任管带，并计划派赵舒率第一营参加浙江支援上海、征伐南京。后因南北议和，北伐取消，部队于次年遣散。
三是筹措经费。光复之初，原有旧政权的税收与财政体制不存，新政府无财政来源，因此，新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筹款，其中又以筹款维持教育一项，最为急迫。但本应各县分摊的学款迟迟没有上交，民事长朱光奎不得不发文要求各县尽快上交学款。发给处州各县民事长的《照会》中提出，“本郡各学校开办以来已及七八年之久，而一切教育经费全赖各县之官捐、串捐、货捐及税契、考试费等”，处州与其他府相比教育经费原本已相形见绌，量入为出，只能勉强维持，“现学校开学在即，学款无着，教育前途至为可虑”，经再三考虑，认为“经费虽属难筹，而教育断无中止之理”，目前“各县缮造册钱粮行将开征”，请各县民事长将“旧时应解官捐、串捐、税契、考试费等学款如算上交来郡，并将货捐内应提之学款仍由省中统捐局带捐以维学款”，同时，请各县对如何办理教育提出意见，“为维持教育起见，应如何办法，亦请一并示覆相备文照会。”
四是革新社会。辫子是满清王朝统治的象征，光复后，处州军政分府发布剪辫令等革旧布新。早在11月10日，浙江军政府就在致各属电中要求军民一律剪辫，限令在一个月内剪除发辫，否则剥夺其公民权利，同时要求各城镇广设剪辫会，善以劝导，以期一律尽除。各地县知事和大批士绅先带头示范，并在各要道路口设宣传哨，劝民剪辫，劝说不听就强制执行。处州军政分府对拒不剪辫的松阳地主黄秋光罚款银元55000元充作革命经费，在处州引起了重大社会影响。
各县自治会还组织人员上街宣传民主共和，并按上级指示，开始制度改革，不许前清有功名的人戴红顶帽，提倡自由平等，官员出衙不再坐轿子，百姓也无须“肃静回避”，还出告示限期剪辫。此时的处州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们情绪高涨，街头巷尾到处聚集着人群，谈论着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当时在庆元的民间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换了民国真自由，换了民国真自由。
剪了辫子剃平头，见官不跪不磕头。
青年伙子更快活，百姓人人都平等。
口衔香烟满街游，宅眷也好出街游。
分府撤销 惨遭迫害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曾通过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南京陆军部通令各省，取消军政分府。通令中说：“满清退位，南北统一，大局将底于和平，恢复秩序，整饬纲纪，实为目前要举，……军政分府多属无用，希贵都督酌量情形，将所属军政分府分别裁撤，以一事权。”浙江军政府即据此下令撤销所属军政分府，遣散其所编练之部队。浙江各军政分府均于1912年四五月间先后遵令撤销。3月间，各县民事长公署改称县公署，县民事长改称县知事。7月，由原处州军政分府秘书长李平接任丽水县知事。
在吕逢樵去职还乡之日，处州官吏绅士设宴饯行，百姓夹道相送。吕逢樵身虽返乡，心系国家大事，不甘失败，继续追随孙中山，开展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和维护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1913年春，国民党人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吕逢樵积极联络会党成员，并将在上海筹措到五百支枪运往缙云壶镇，藏在家中地窖里，准备待机起事反袁。
吕逢樵的反袁活动引起了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嫉恨，曾多次派人到壶镇盯梢搜查，终因吕逢樵的耳目众多，未能得逞。1913年9月，朱瑞借调解杭州同盟会内部纠纷为名，请王金发、吕逢樵赴宴。吕逢樵宴毕返回寓所，突然腹痛腹泻，经上海医院医治无效。吕自知身体已不能支持，立即返回壶镇老家，不久即病死在家中，时年仅38岁。王金发因故未出席，幸免无事。吕逢樵的逝世，使处州失去了一位革命中心人物。但曾任处州军政分府光复军哨官的黄桂芬和李春贤与革命党人碧湖阙麟书则奔走于南京、沪、杭间，继续策划反袁斗争。浙江都督朱瑞悬赏6000元通缉阙麟书，1915年4月2日，阙麟书被袁世凯密派的暴徒暗杀于上海的霞飞路。
同时，原处州军政分府的骨干和处州的革命党人遭到亲袁势力的迫害。原处州军政分府秘书长、丽水县知事李平于1913年8月被捕入狱。原教育部长叶庆崇也曾一度被捕入狱。光复会员、丽水利用公司经理何子华也因被怀疑为“反袁会党”，被逮捕入狱，气愤而死，其他人员大多或逃亡他乡，或隐退乡间。
处州军政分府就这样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今人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的档案史料中去还原那个短暂的处州军政分府和那些个性鲜明的革命先驱。
作者系丽水市档案馆馆员，丽水市政协文史专员。
■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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