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诗人

    汪国真很久以前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诗也不再具有当年的影响力。他的故去让人们重新评估他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发现，在曾经特殊的时代，汪国真让一代年轻人感动，让他们获得了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后来，人们觉得他的诗太清浅，缺乏巨大的精神力量，于是迅速将他遗忘。诗人晚年的命运令人感慨：经常受到诗歌界的嘲笑讥讽，逝去前最后一次重返公众视野，竟是由于一个他开火锅店的不切实报道。

    汪国真的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与在文学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的记忆的“朦胧诗”或“新诗潮”的诗人们是同代人，也是在“新时期”被社会的开放和新变激发了创作热情。但和他们不同，他错过了“新时期文学”狂飙突进的年代，到80年代后期才在一些非主流的青年刊物上发表诗歌。那时还没有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分野，关于“朦胧诗”是否“看得懂”的争论只是新与旧的问题。那时，现代主义的文学尝试被视为新鲜事物，而关于“主体”的解放的大叙事，是个人从计划经济的结构中脱出的主流表达。在这样的背景下，汪国真自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90年代初，汪国真的诗突然和电视剧《渴望》一道流行起来，成为当时文化的最重要的表征。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1990年5月出版后立刻成为最红的畅销书。《渴望》主题曲“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凭借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发现，成了成年人的最爱；而汪国真的诗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则是年轻人的最爱。汪国真诗歌的流行，其实是后来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诗歌与大众最重要的一次“相遇”，这次相遇恰恰是在大众文化和纯文学分化的临界点上。

    汪国真的诗歌，让90年代初的青年在青春的感伤中流连，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日常生活的微妙，回到个体的悲欢中体味生命。他的诗没有朦胧诗的现代主义的维度，而是把大叙述层面上的关切，化为细小真切的浅吟低唱，化为普通青年能够理解的小感悟、小启迪。这其实是让80年代凌空蹈虚的宏大的“主体”化作真实具体的“个体”，赋予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具体的生活的能力。他们借助大众文化发现了自我，不再只是大历史的一部分，这有益于他们应对急剧变化的全球化的世界，平稳地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

    汪国真的时代很快过去。到90年代后期，年轻人有了更成熟的大众文化，不再把他的诗作为生活的必需品，而纯文学界不认同汪国真。让我感受到这尴尬的是他参加一次主持人大赛，那次大赛中出了诸如许戈辉、张泽群这样的著名主持人。汪国真坦然参赛，但我看到他现场似乎一度手足无措，他的主持也未必适合电视。他被淘汰了，落寞的身影，似乎喻示了这位夹缝中的诗人未来的命运。

    今天看来，汪国真被低估了。他的诗虽然清浅，但也有些意味；在文学史上未必能成家立派，但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自有其意义；他试图将古典意境和当前情绪结合起来，对新诗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