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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570号头版、“特稿”版
（2015年6月22日随《文汇报》发行）
叶芝塔楼
叶芝墓
智慧，随时间而来
2015年的春节晚会上，莫文蔚的一曲《当你老了》，让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这首诗作风靡中国，也将这位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次拉回人们的视线。
今年6月13日是叶芝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上海师范大学爱尔兰文学工作坊举办了专题学术沙龙以为纪念。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王家新回顾了叶芝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诗情澎湃的岁月。
其实，中国读者对叶芝并不陌生，也许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冷漠、消解和调侃”的日益盛行，许多人忘了初心，忘了诗歌“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今天我们重读叶芝，是为了证实那“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编者
“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
叶芝
茅德·冈
叶芝带来的深深“蜇痛”
叶芝是一位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的诗人，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可以感到他或隐或显的“在场”。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之后上大学的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我就是从那上面第一次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冯至译的里尔克，穆旦、赵萝蕤译的艾略特，袁可嘉译的叶芝的。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艺术的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更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尤其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让我看到了那颗照耀着我的星。
在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是《当你老了》和《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读《当你老了》，一读就意识到它已写出了我的一生！尤其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两句使我深受震动，仿佛就是在那一瞬，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疼心”，真可谓一字千钧。在诗的第三节，一个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遥远的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译文吗？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翻译叶芝这首诗时，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放进去了。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就印证了这一点。
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也正因为这种相遇，一个伟大的诗人从此永远进入到我的生活中。的确，有些诗人的诗句是带“毒性”的。曼德尔施塔姆曾有这样一首致阿赫玛托娃的诗：“蜜蜂习惯了养蜂人，/那就是蜜蜂成为蜜蜂的方式。/而我历数阿赫玛托娃带来的蜇痛——/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那么我也可以说，叶芝给我带来的深深“蜇痛”，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
正因为“中毒”太深，所以我充满感激。1992年我初到伦敦，一去就遍寻叶芝当年的踪迹。在伦敦北部生活期间，每次到住地附近的“林边公园”露天地铁站等车，看到那些黑色林梢和飞掠的鸦群，我都会想起叶芝《寒冷的苍穹》一诗那个著名的开头：
突然间我看见寒冷的、为乌鸦愉悦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
这真是写出了一种天启般的景象！
此诗，据说是叶芝得悉茅德·冈与他人成婚，在精神上经受重创后所作。但无论创作背景如何，这两行诗正如西穆斯·希尼所说，“是对意识的震颤……诗行间的震荡戏剧化了刹那间的觉悟。没有藏身之所，人类个体生命在巨大的寒意中得不到庇护”。（《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姜涛译）
对我来说也正是如此：这样的寒冰焚烧的天穹不仅具有彻骨、超然之美，它更是一种对诗人的激发，是丰盈生命的映现，它会唤起我们对生命中一种“更高认可”的冲动。它在震颤我们的同时也激发着我们去呼应它。
我一次次默念着这样的诗，因为它使我走出令人沮丧的现实屋宇，而把自己置于一种更高的生命尺度下。我感激叶芝，因为这是一位永不屈服于人世的平庸和混乱的诗人。“智者保持沉默，小人们如痴如狂”，这又是他的一句曾“蜇痛”过我的诗。也正是在时代的混乱中，他写下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雕塑》《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中间》等众多伟大诗篇。我难忘在翻译《雕塑》一诗时所经受的深刻激励。诗人首先从受惠于毕达哥拉斯黄金分割律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塑开始，进而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最后又回到了给诗人以终生影响的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至此，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出现了：
当皮尔斯把库弗林传召到他的一边时，
什么样的步伐穿过了邮政总局?什么智力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我们爱尔兰人，生于那古老的教派
却被抛置在污浊的现代潮流上，并且
被它蔓延的混乱狂暴地摧残，
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为了我们能够
去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
皮尔斯和库弗林都是殉难的英雄，邮政总局为起义事发点。在事过二十多年后，叶芝再次为这次历史事件所迸发的光辉所笼罩。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盛行的是冷漠、消解和调侃，但是，正是这种诗的提升使一个诗人有可能和精神的尊严重新结合在一起。饶有意味的，是“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一句中的“攀登”(climb)一词，它有力地逆转了“堕入黑暗”之类的修辞成规，不仅显示了一种向上的精神姿态，也使“黑暗”闪闪发光起来。
叶芝最终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使他的诗超越现代的混乱和无意义而向“更高的领域”敞开。这正是他非凡的力量所在。
这些，都对我走过那段艰难的时光产生了重要的激励。1994年初我回到北京，一个全民“下海”的时代席卷而来。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甚至，我们不得不在自己身上经历着人们所说的“诗歌之死”。巨大的虚无和疲倦重新降临在我们头上。
但是，也正因此，我要感谢像叶芝这样伟大的艺术榜样，是他们帮助我从暗夜中一直走到今天。1995年，我接受东方出版社的邀请，编选三卷本的《叶芝文集》，除了联系一些译者翻译，我自己也翻译了二十多首叶芝的诗。叶芝中晚期诗歌所体现的那种“精神英才的伟大劳役”，再一次深深地搅动了我。《黑塔》为叶芝一生最后写下的两首诗作之一，这里是它的一节副歌：
坟墓里死者依然笔直站立，
而风从海边阵阵刮来，
他们颤栗，当狂风咆哮，
老骨头在山岗上颤栗。
在翻译时，我所经受的身心颤栗真是难以形容。它告诉了我什么是一个诗人“黑暗而伟大的晚年”，什么才是我们历尽生死才能达到的境界。它也使我感到，正是像晚年叶芝这样的“老骨头”的存在，使现代诗歌“英雄的一面”在今天依然成为一种可能。
当然，随着时间的进程和经验的增长，我们不断从叶芝诗中发现新的东西。在早年的印象中，叶芝是一个激情的、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但后来我还感受到了一个“双重的叶芝”，一个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家，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争辩的反讽性形象。而他中后期诗歌中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这种矛盾对立及其相互的撕裂和撞击。歌德当年曾说过，“爱尔兰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群猎狗，穷追着一只高贵的牡鹿”，而叶芝对此甚为欣赏，并在日记中用来加以自嘲。然而，在这样的反讽中我们感到的却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而非意义的消解，是一个诗人所达到的精神超越而非角色化的自恋。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真实的激励，就因为他在坚持“溯流而上”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换言之，这种叶芝式的“英雄化”之所以可信，正如福柯在谈论波德莱尔时所表述的那样：“无须说，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
重要的是，叶芝就像他自己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但人的生命是思想，虽恐怕/也必须追求，经过无数世纪，/追求着，狂索着，摧毁着，他要/最后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雪岭上的苦行人》，杨宪益译）这种彻底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深深的激励。如他晚期的名诗之一《长腿蚊》，全诗有三节，每节分别写到“我们的主将凯撒”、燃烧的城楼和那张让男人追忆的脸孔、为了让青春少女找到她们心目中“第一个亚当”而创作的米开朗基罗，而每一节的最后都是这样一句诗：“像水面上的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中移动。”“长腿蚊”的意象出现得出乎意料，但又恰好与每一节的“正文”构成了极大的张力。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长腿蚊这种寂静的意象对北岛后期诗歌的启示。无独有偶，翟永明的《我策马扬鞭》一诗也化用了叶芝的诗句：“在静静的河面上/看呵，来了他们的长腿蚊”。这个最后被引来的长腿蚊，和上面的“我策马扬鞭”骤然间也构成了一种张力，并产生了深长的反讽意味。
这就是晚年的叶芝对我们的启示。他一直坚持对一个永恒世界的塑造，而又始终以现实和心灵的苦汁为营养。在他后来的诗中，他愈来愈深入地涉及到人生的难题和矛盾。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借他晚期的《马戏团动物的逃弃》中的诗句——“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的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来描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人的写作。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造就”：它移开了诗人们以前所借助的梯子，而让他们跌回到自己的真实境遇中，并从那里重新开始。
一个诗魂在中国的“分娩”、再生
以上谈到的是叶芝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如果真要展开“叶芝在中国”这个话题，还得从穆旦那一代诗人说起。穆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创作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等饱含民族忧患并带有“复调”性质的诗篇，显然就受到《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巨大感召和影响，而他在“文革”后期那种艰难环境下对英国现代诗歌包括对叶芝的倾心翻译，在今天看来，仍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不仅体现了一个饱受磨难的诗人对“早年的爱”的回归（的确，“爱就是忠诚于相遇”！正如巴迪欧所说），而且也正是对一种“更高呼唤”的响应——如按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中的说法，它出自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出于语言本身“未能满足的要求”，出自一个诗人对那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的献身。
不仅如此，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穆旦再次“被点燃”，在沉默多年后，他再次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穆旦晚期的《智慧之歌》中所包含的“叶芝式的诗思”——“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我在一篇文章中已有所论及；诗人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坦言他在《冬》一诗中是怎样采用了叶芝的“叠句”的写法，等等。重要的还不在于具体的技艺，而在于他从叶芝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把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与一种反讽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同时也与一种悲剧的力量最终结合在了一起。穆旦在那时对叶芝的翻译及其创作，成为他生命最后所迸放的一道最令人惊异的光辉。
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表达对穆旦、卞之琳、袁可嘉等前辈诗人译者的深深感激，因为不经过他们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也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穆旦对奥登的《悼念叶芝》的翻译，不仅饱含了他自己对一位曾影响了自己一生的伟大诗人的感情，而且把这种翻译本身变成了一种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说实话，很多中国诗人和读者心目中的叶芝的“诗人形象”，就来自于穆旦这篇卓越的译作。至于叶芝自己的诗，穆旦译有《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和《驶向拜占庭》。穆旦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纪念碑式的力作的翻译，让人的情感在一种巨大的悲悯中升华，有一种让人泪涌的力量。而他对该诗中那一长节“副歌”的翻译（“许多心只有一个宗旨，/经过夏天，经过冬天……”）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其译文令人惊异，让我不禁想起本雅明对荷尔德林译文的赞叹：“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感觉就好像风触及风琴一样。”它深刻传达出来自汉语世界的共鸣。
至于《驶向拜占庭》这首名诗，在中国已有多个译本，而穆旦的翻译，其理解之深刻，功力之精湛，今天读来仍令人叹服。在叶芝早年，他曾幻想了一个“茵纳斯弗利岛”（袁先生对该诗的翻译十分动人，他不仅精确地再现了原作的质地，也为原诗在汉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曲调”），而在晚年的想象里，他置身于拜占庭城堡的神火中，在那里，“智者们”从嵌金的壁画中“旋转当空……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叶芝向往的“拜占庭”，是一个超越了人世变化的所在，它寄托了诗人对永生的渴望。而从翻译的角度看，一个“拍手作歌”的灵魂不是来到拜占庭神圣的城堡里，而是远渡重洋来到穆旦的汉语里。正是在穆旦艰苦卓绝的语言劳作中，一个诗魂得以“分娩”、再生，当“（语言）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的时刻，也是原作的生命在译文中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的时刻！
令人欣喜的，还有卞之琳先生晚年对叶芝几首诗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如他自己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也影响了很多中国诗人和读者：“身体的衰老是智慧，年纪轻轻，/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长时间沉默以后》），这样的译文，已被广泛传诵。而卞先生对《在学童中间》的翻译，则更令人惊叹。该诗描述的是诗人晚年去修女学校考察的情景，他边走边问，在学做算术、练习唱歌和剪缝的孩子们中穿过，而在“我冥想一个丽达那样的身影”这一行诗后，诗人的一颗诗心被完全唤醒了：
想起了当年那一阵忧伤或愤怒，
我再对这一个那一个小孩子看看，
猜是否她当年也有这样的风度——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就会承担
每一份涉水飞禽遗传的禀赋——
也有同样颜色的头发和脸蛋，
这么样一想，我的心就狂蹦乱抖，
她活现在我的面前，变一个毛丫头。
这样的译文，堪称大家手笔！我们不仅因“因为天鹅的女儿也就会承担/每一份涉水飞禽遗传的禀赋”这样美丽动人的诗句而欣喜，而且从“这么样一想，我的心就狂蹦乱抖，/她活现在我的面前，变一个毛丫头”这样的译文中，感到了一种语言的活生生的力量。（对此请对照原文：“Andthereupon my heart is driven wild：/Shestands before me as a living child.”）这样来译，真正传达了一种生命脉搏的跳动。
更重要的是，在卞先生晚年的翻译中，体现了生命与语言的转化、提升和重新整合，不仅“字里行间还活跃着过去写《尺八》《断章》的敏锐诗才”（王佐良语），而且有一种雄姿勃发之感，成为对他过去偏于智性、雕琢的诗风的一种超越，用他翻译的叶芝的话来说，“血、想象、理智”交融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向“更高领域”的敞开：
辛劳本身也就是开花、舞蹈，
只要躯体不取悦灵魂而自残，
……
栗树啊，根柢雄壮的花魁花宝，
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
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
卞先生晚年，他一生的“辛劳本身”也到了“开花、舞蹈”的时候了。这一节译诗，从总体上看，情感充沛，语言和意象富有质感，音调激越而动人，“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叶芝以此来表达他对生命和艺术至高境界的向往；而卞先生自己，在译这首诗之时，也趋向了这种译者与诗歌、舞者与舞蹈融为一体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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