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商鞅的变法，几年后，秦国就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秦孝公八年(前354)，也就是商鞅变法的第六年，秦国和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了胜利。十年(前352)，商鞅率兵包围了魏国的安邑，安邑划入秦国的版图。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兵打败了魏国，俘虏了魏国公子卬。二十四年，秦国和魏国作战，又俘虏了魏国将军错。此前秦国和其他国家打仗，虽然是胜多负少，但也有失败甚至是重大失败，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几乎就没有失败过。这一时期，秦国没有出过名将，但士卒能战，这不能不说是变法带来的巨大变化。
变法还带来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变法十年，秦国百姓都感觉到了他的好处，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家家富裕。人民勇于为国家作战，不敢为私利争斗，社会秩序安定。人人都在自觉遵守着法律法令。后来公子虔告发商鞅造反，商鞅出逃，想住旅店，竟然没有人敢收留他。那个理由更是对商鞅一个极大的讽刺：“商君有令，没有证件不能收留。”
在秦孝公执政第十九年上，周天子送来了霸主的称号，第二年，天下的诸侯都来朝拜秦国。这样的荣耀，是秦国历代国君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得到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变法所赐。这些功绩虽然都是秦孝公所获得，但国家得到好处，作为太子的秦惠王是看得见的，他没有理由不要这样的荣耀和尊崇，而使自己复归平庸，再回到西域那个犬戎一般的弱国中去。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修造了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城修好后，秦国迁都咸阳。这个门阙的修建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所有国人都来遵照执行;二是让新法成为一种国策固定下来，子孙后代只能执行，不能更改。秦惠王当然知道这个门阙的意义，他不会也不敢废除新法!如果他敢废除新法，就是违背了父亲所定的国策，真要那样，他的执政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又何谈治理国家称霸天下?如果说，整个封建社会都在实行商鞅所制定的法，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历代秦王不敢废除这个法，就必须加上秦孝公建造法令门阙这个告示意义。
迁都咸阳同样有两重意义：政治中心东移，这样可以更快地对中原各国用兵，从此以后，秦国作战的间隔明显缩短;另外也有摆脱旧贵族束缚的含义。既然变法的内容之一是行政官员由世袭制变为任命制，秦惠王不会废除新法削弱自己的权利而增加自己的束缚。后来，秦惠王任用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后来又在十年(前328)任用魏国人张仪做了相国，都是新法给予君王权力带来的便利。否则，这些职位只能是为秦国公室贵族所占有。秦惠王懂得什么是对他有利的。车裂灭族，作为君主制下的臣子，商鞅是悲哀的;新法不废，作为政治家，商鞅又是幸运的，他的名字永远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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