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隔20年，中央再次表彰一批优秀县委书记，意义非常，说明中共深得“郡县治，天下安”之深意。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其实西周本无郡县，周朝搞的是分封制，但时间长了，天下之乱由分封而起，诸侯争霸，周室衰微，变成可怜虫。这前车之鉴诸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己要是再行分封制，就等于走老路、走邪路，那样分封下去，谁能保证被封者有一天不造自己的反，把自己当玩偶？为了吸取周王室的教训，各国诸侯不得不寻找新的统治方法，在夺得新的土地、人口时，不再分封亲贵，而是委派官吏去管理，分封制转变成郡县制。
在郡县制下，地方政令制于中央，郡守、县令等地方官员均由国君任命，并可视其政绩优劣随时擢升撤换。他们只是作为君主的代理人来暂管当地事务，并不具有该县的归属权，自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点形成盘根错节的私家势力。
通过郡县制削弱了地方贵族势力，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权力结构。帝王站在塔尖上，总揽权力，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官吏的德行政绩、提拔任免、奖罚升降最终由皇帝评判掌握，各级官吏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中央，不易出现分封制的诸多弊病。
“楚邦之法，禄臣二世而收地”。由于郡县制采取委派官员代理管理，不同于分封宗亲自治，官员的职位不行终身制，多数不世袭，可以防止权力固化，增加社会流动。“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这是一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中，皇权止于县政，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县政是一切政事的开端，“万事胚胎，皆在州县”；县制具有完整性、规范性、法理性和条文性等特征。“官治”的秩序和力量基本到此为止，行政机构的管理基本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那里主要依靠宗族特有的势力维系。“官治”能够做到县一级安稳，基本上可以保天下太平。过去，新科进士去赴任知县，皇帝要与之亲自谈话，对于干得好的县官，朝廷也会大加提拔重用。
二
县委书记在古代就相当于知县、县令，一县最大的长官。而一提起古代的优秀县官，似乎总绕不过海瑞。海青天在做知县的时候，如果要做全国评选，应该算是优秀的县委书记之一，可以拿奖的。
▲海瑞雕像
话说这海瑞在做淳安知县时期，不仅以清廉闻名，而且可谓一个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赢得了百姓的极大赞誉。
当时，每当朝觐之年，地方官都会“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这一陋习带来的费用都摊到老百姓身上，是一项不小的负担。比如淳安县民众为此每年额外增加负担白银400多两，另外还有许多不能以白银数量计算之米石、纸张、夫役等。海瑞到任后，取消了朝觐进奉京官的诸多旧例，他自己在淳安任职期间，两次晋京朝觐，一路旧服素食，路费仅用银48两，其他一概裁革。
此外，当时县衙陋规盛行，吃拿卡要之风已成积弊，老百姓找官吏办事，不得不奉献钱财，被称为“常例”，比如礼房吏的一种常例为“童生入学，每人三钱”，兵房吏的一种常例为“均徭每十两银一钱”。海瑞严厉地清查县衙六房积弊，革除一切陋规，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
他对于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不惜以民脂民膏结交上司的流俗也十分厌恶。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浙江总督胡宗宪，他是权相严嵩的党羽，势力很大，他的儿子胡公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横行乡里。有一次，胡公子冶游到淳安，因为驿站招待从简，胡衙内竟吊殴驿吏，砸坏驿馆。海瑞闻讯，即令捕快将其拿下痛打一顿，并没收敲诈渔利的全部银两。但是，胡公子毕竟是胡宗宪的儿子，打胡总督的公子，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海知县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修书一封，连同胡公子一起押解送给胡宗宪治罪。内称：此刁民胆敢冒充总督大人之公子胡作非为，明显违反胡总督关于“驿费务从简”、“体恤民瘼”之官箴，败坏总督大人的官名、家风，请求胡大人严惩。胡宗宪看完文书，再看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吃了哑巴亏，有怒不敢发。
海瑞后来调往兴国任知县，原兵部尚书张鳌退休在南昌颐养天年。其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以买材为名，到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气焰嚣张到“白日越货”的地步。有百姓告发，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张鳌上下活动，二人竟被宣判无罪。海瑞非常生气，将二人的种种罪行具状上报州府，并附信揭露张鳌“持贵”到处写信游说，为子侄开脱，“书谏无一衙门不重叠投递，过往赣州的士大夫无一不请脱求情”。还算州府开明，按《大明律》行事，使二犯伏法，海青天的形象自然也大涨一截。
如此一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仅自身清廉，又敢于整顿官场弊风的知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优秀。
三
有一个人叫郑板桥，读者都知道他是著名画家，却未必知道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知县。
▲郑板桥画像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由于他出身贫寒，做官之前，以卖诗文字画谋生，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所以特别能体味民间疾苦，处处为民着想。
他自己出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夜间去查巡，也不是随从前呼后拥，而是派一个人提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即可。因为他常常微服到“陇上闲眠看耦耕”，而不是坐在府上享清福，以致“几回大府来相问”，都找不到他的人。
他还时时处处都替老百姓着想，在主政范县时，村民曾将一对“伤风败俗”的青年男女扭送至县衙问罪。审讯才知道，男的是和尚，女的是尼姑，皆出身贫苦，年龄相当，真心相爱。郑板桥当场拍板，“令其还俗，配为夫妻”，成就一对美好姻缘。
郑板桥做知县，最为人称道的事，是在任潍县县令上干的开仓济民之事。他当时在潍县干了7年县令，居然有五年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民生涂炭。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僚属劝他不要贸然行事，等呈报上司批准后再作决断，他凛然答道：“待到层层报批，延误了时日，恐怕老百姓都饿死了，还要我这个县令干什么？”他的善意之举毕竟违反了规定程序，也因此得罪了上司，大户富豪对他也有意见，几方力量排挤，让他郁郁不得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苏兴化定居，继续以诗、书、画为生，直到终老，但他为政之优秀终被时间所证明。
四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个大政治家，可能不知道他也曾是个优秀的“县委书记”。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被派到鄞县做县令。他刚到任没多久，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实干精神，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他在《鄞县经游记》中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14个乡。
深入的调查，了解民风民情，为其施政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经济非常脆弱，农民穷苦，年成好时尚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害，就要靠高利贷度日，于是他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此，他实施了一件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即“贷谷于民”，就是当农民青黄不接时，可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后来王安石在朝中当政，推行青苗法，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可见知县的历练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非常大的帮助。
王县令做的另一件事是兴修水利工程，在抗风险极低的社会，发生干旱是要命的事。在鄞县任上，王县令就遇到“鄞县大旱”，他大胆提出组织民众“大浚治川渠”的施政方略，这一方略记录在他的《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在他带领下，各乡民众积极响应，兴起治水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的抗风险能力。
王安石还非常重视全县的教育工作，他在《慈溪县学记》提道，“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建议大兴儒学。当地没有师资，他就遍访山野硕老，找到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导下，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从那以后，鄞县文教之风大兴，开始出进士，大批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
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进行了兵农结合、加强治安等系列改革举措，这些实践，都成为他以后执掌中央，进行变法的“初稿”。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从政以廉，在鄞县时，他曾拒收别人赠送的一方砚台，留下了“纵得一担水，能直几何”的铿锵之语，确确实实是一个既能干又清廉的“县委书记”，这样的人后来被提拔为朝中大臣尽在情理之中。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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