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铜铡神鬼寒”
以包公为主角的包公戏，是公案类戏曲中最主要的剧目。而包公戏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包公那三把大铡刀。这是包公戏的符号，如京剧《铡美案》开场，包公上场诗：“铁面无私坐南衙，文臣武将胆战麻。任他皇亲并国戚，犯法难逃虎头铡。”《花蝴蝶》一开场，包公上场自表：“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一路上断了些个无头案，捉恶霸，断土豪，灭却赃官。黑驴告状真奇案，夜断乌盆伸过冤。只因错断颜查散，地府阴曹铡判官。十里长亭铡包勉，那屈死枉魂速来伸冤。”
▲开封府大堂和三口铡刀
包公戏总是以“开铡”这一声怒吼而进入剧情高潮，于是很多戏曲直接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河南豫剧就有“四大铡”，即《铡赵王》《铡美案》《铡郭嵩》《铡郭槐》四个经典剧目，梆子戏里也有这样“四大铡”的剧目合称。湖北汉剧的“四大铡”略有不同：《铡美案》《铡包勉》《铡判官》《铡国舅》。
在戏曲的影响下，包公和铡刀就成了不解之缘，有包公史迹的地方，一定要摆出复制的三口大铜铡。比如河南开封“开封府”景点，不仅陈列有三把大铡刀，还作为旅游节目，天天有演员扮演的包公和他的手下，在“开封府”里“开铡”。合肥的包公祠，也陈列着三把大铡刀。
包公和铡刀，在这些普及度最高的文艺形式的推广下，也就成为中国民众最熟悉的古代法官与法律的标志物。只是遗憾的是，这是完全主观的依附性想象。
作为养马工具的铡刀
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刑具的。先秦到宋代，从来没有铡刀行刑的记载。秦汉时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体俯身趴在“锧”（也写作櫍、礩）上，用斧子砍断罪人身躯。因此有“斧锧”连称代表死刑的说法。后世死刑制度几经改革，最后在隋朝确定五刑制度，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是以刀斩首；绞，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脖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以后唐、宋两代都基本沿袭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绞，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才特设“凌迟处死”（碎割罪人身体使之痛苦而缓慢地死去）。
因此在包公所处的北宋，是没有铡刀刑具的。甚至就是“铡”这个字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东汉的《说文解字》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是极难寻找。
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的时候。建立元朝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字右边部分“则”，按照《说文解字》，“等画（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明代学者梅膺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解释“铡”字，“铡草也”。可见铡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元代作家马致远创作的著名散曲《借马》，描写马主人不舍得将马借给朋友使用，又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只好百般向朋友交代“注意事项”，其中就有一句“软煮料草铡底细”，请求朋友仔细铡草喂马。杨景贤编写的杂剧《西游记》，木叉向唐僧介绍白龙马的好处：“白日莫摘青丝鞚，黑夜何须水草笼，料槽铡刷不须用。”可见料槽、铡刀、刷子，是当时人认定的养马必备器具。
元朝人很熟悉铡刀的用法和技巧，因此元曲中常见“轮铡跳塔”的形容词，表现身怀绝技，机巧过人。比如王晔散曲《水仙子》中，形容风月场老手“风流双渐惯轮铡，澜浪苏卿能跳塔”。关汉卿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里形容鲁斋郎的权势，即便起诉告发也难以拘拿到案，“被论人有势权，原告人无门下，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轮铡，哪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提起他名儿也怕”。
元杂剧中的“势剑铜铡”
铡刀本来只是养马工具，可在元代杂剧里，已经将铡刀视为皇帝特赐的刑具，和“势剑”（尚方宝剑）并列。比如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包公请求审理疑案的全权，于是上级赵廉访答应，“与你势剑铜铡，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孙仲章《河南府张鼎勘头巾》里，张鼎被长官逼迫查案，“若问成了，我将你喜孜孜赐赏加官。若问不成呵，尝我这明晃晃势剑铜铡”。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说俺郑州滥官污吏较多，圣人差的个带牌走马廉访相公，有势剑铜铡，先斩后奏”。“势剑铜铡”也已经被描写为包公在开封府的排场，比如无名氏《叮叮当当盆儿鬼》，“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文卷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简乌纱”。
在有的元代杂剧剧目里，铡刀是用来砍头的刑具，比如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里包公的台词：“可知道为兄妹之情，两次三番，在公厅上胡言乱语的；若不是呵，就把铜铡来切了这个驴头。”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里台词：“说的是万事都休。说的不是，将铜铡先切了你那驴头。”可是在有些剧本里，铜铡也可以是腰斩的刑具，比如无名氏《冯玉兰夜月泣江舟》唱词：“若不是你金大人势剑铜铡，将贼徒分腰断颈，可不干着俺泣江舟这一段冤情。”
饲马工具铡刀演变为刑具“铜铡”，想来不可能是真的用铜做的铡刀，应该是用铜皮包裹了铡刀的木头铡刀床，防止血液浸透木头，便于洗刷。
尽管元杂剧里有这么多常见铜铡的情节，可是在元代法律里却并没有铜铡刑具。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两种，一种是斩首，一种是凌迟。在元代法律史料里，也找不到使用铜铡作为执行死刑刑具的记载。所以即便是元代确实曾有以铡刀执行死刑的事例，那也只是“非法”行为。
或许是因为元代权豪横行不法事例太多，有些贵族豪强，使用铡刀私自用刑，以至于在社会上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武汉臣编写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里，描写恶霸庞衙内，抢夺秀才郭成的妻子，又命令将郭成“就在他浑家跟前，着铜铡切了头者”。可是随从来报告，说是“小厮每（们）把郭成拿在那马房里，对着他浑家面前，他便按着头，我便提起铜铡来，可叉一下，刀过头落。那郭成提着头，跳过墙头去了”。在马房里行刑，说明就是使用的切饲料的铡刀。在纪君祥《冤报冤赵氏孤儿》里，奸臣屠岸贾唱词：“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称我削草除根。”
“失而复得”的大铡刀
包公的传奇在明代继续流传。在1967年出土的明成化（1471-1478）刊本《说唱词话》里，有六个包公为主角的公案故事。到了万历年间，所有当时流传的包公故事都被安遇时编纂的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网打尽”，全部纳入这本开创性的公案小说，包含了包公身世故事，以及整整一百个包公破案故事。恰如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所言：“包龙图——包拯——也是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成化说唱词话》和《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里，都没有了那个包公陈列在堂的法宝——“势剑铜铡”。前者六个破案故事、后者一百个破案故事里，包公没有使用过一次“势剑铜铡”。显然明朝时的艺人、读书人都知道当时的法定刑具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铡刀，朝廷也没有赐予官员能够先斩后奏“尚方宝剑”的制度。
《百家公案》成为明清两代包公传奇的蓝本，铜铡这个重要的道具也不再被强调。足足过了几百年，到了晚清时，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有关包公传奇的说书，被人改编为《三侠五义》小说，这时包公的铜铡又回来了，而且变成了三件套。
在《三侠五义》第九回“断奇冤奏参封学士造御刑查赈赴陈州”，描写了三把大铡刀的来历。说是包公被宋仁宗封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包公却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于是宋仁宗“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回衙后告知他的师爷公孙策，公孙策于是故意以“札”字当“铡”字，设计出龙、虎、狗三把大铡刀，并监督匠人连夜打造。包公第二天向宋仁宗报告：“臣包拯昨蒙圣恩赐臣御札三道，臣谨遵旨，拟得式样，不敢擅用，谨呈御览。”当场呈上铡刀，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法。”宋仁宗居然“龙颜大喜，称羡包公奇才巧思”。
小说作者特别说明，三把大铡刀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光闪闪，令人毛发皆竖；冷飓飓，使人心胆俱寒”。小说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还仔细描写了铡刀行刑的细节：“只见四名衙役将龙头铡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开黄龙套，露出金煌煌、光闪闪、惊心落魄的新刑。恶贼一见，胆裂魂飞，才待开言，只见马汉早将他丢翻在地。四名衙役过来，与他口内衔了木嚼，剥去衣服，将芦席铺放（恶贼哪里还能挣扎），立刻卷起，用草绳束了三道。张龙、赵虎二人将他抬起，走至铡前，放入铡口，两头平均。此时马汉、王朝黑面向里，左手执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将袍袖一拂，虎项一扭，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彪躯一纵，两膀用力，只听咔喳一声，将恶贼登时腰斩，分为两头一边齐的两段。”
将铡刀描述为执行腰斩死刑的刑具，而且描写如此仔细，看来《三侠五义》作者是亲眼看到过这样的行刑场面。可是清代法律来自于明代，除了曾对一些重大罪名恢复枭首刑、戮尸刑外，法定死刑仍然只有斩首和绞刑，以及部分罪名适用的凌迟，这三种法定死刑执行的刑具也从来没有规定为铡刀的。因此铡刀肯定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是一种非法的刑具。
那么非法的刑具为何成了《三侠五义》的主角？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说书底本流传的历史背景。《三侠五义》正式成书并出版已是19世纪末，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五年（1879年）。说书艺人石玉昆（约1810～1871），生活于晚清“乱世”。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廷于1853年开始实行对盗贼等重大犯罪“就地正法”制度，放弃原来全国各地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朝廷复审的制度，允许地方督抚有权直接向下属下达“就地正法”的命令。基层地方政府审理此类案件，也不必将被告、证人等“解审”（解送上级复审），可以书面上报督抚。在一些治安差的地方，滥用死刑的情况更为严重。那么可以想见，有些地方没有熟练的刽子手，为了方便执行死刑，很可能会用铡刀来代替行刑。说书艺人见到这样的情形并将之编入包公故事，也就是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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