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徐萧
2014年年底，诗人余秀华横空出世般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当时有人不免担心：她会不会和很多红极一时的人物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隐没，徒留一阵喧嚣。
时隔一年半，余秀华依然活跃。
这一年半里，她成为了地方文联副主席（尽管没有编制，也没有工资），离了婚，参加了连她自己都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她一直在写，刚刚出版了第三本个人诗集。而人们对她的关注和热情也没有消退。
上个月底，为了配合出版社宣传新书《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来到上海言几又书店，像之前无数次一样，她出现在一个“搭建”好的场景和语境中，但并没有刻意扮演那个人们期待中的诗人。
而在活动之前，将近大半天的长谈中，早报记者看到了离婚和经济独立带给余秀华的自由，也看到了成名之路上的焦虑，但更多的是她不为环境所扰、依然真实的自我。
余秀华在上海言几又书店 胡荣 图
成名与作秀
如果说成名带给了余秀华什么，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自由。她终于有机会告别困扰她20年的失败婚姻了。
为了这个自由，首先她得不自由。整个2015年，她的档期排得满满。她被各大高校邀请前去演讲，参加朗诵会，上脱口秀，还有她最讨厌的研讨会。尽管其中不乏真诚的活动，也会遇到让她快乐的人和事，但余秀华清楚其实大都是“作秀”。
大部分时候，余秀华都会在积极配合的同时，努力保持着真实和坦诚。比如说，在这次上海言几又书店，她解释为什么她的诗歌会引起共鸣时说，是因为相比于陈先发、雷平阳等诗人，她的诗歌水平层次要低，而读者恰恰是欣赏不了更高水准的作品，吓得主持人赶紧转换话题。她也告诉早报记者，也曾有让她感到不愉快的“秀”，“就是在言几又，成都的”，主办方安排了一群肌肉男熊抱她。
“当时事情发生的太快，我也没反应过来，就当成一个游戏。但是事后很多‘装逼’的诗人说这说那，我就很生气。”
“你要把事情做好，你就要接受娱乐化，但你也得做好接受别人指责的准备。这里面很为难。”
成名与自由
不过实实在在的，在这些活动的合力下，余秀华得以持续被关注，甚至还拿下了《诗刊》2014年度诗人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奖等奖项。
更为重要的是她最初的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手上》得以畅销，后者更是加印四次，销量突破10万册，成为近3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的诗集。
诗集畅销，余秀华获得的稿费就相应增加。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让她终于可以下定决心结束她的婚姻。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藏了将近十六年。
2015年1月，第一次见到余秀华时，问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是什么，“结婚”两个字不假思索来到了嘴边，而最想做的事则就是“离婚”。在她眼里，这段婚姻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几乎没有带给她一丝快乐。
“在婚姻里，我和他都是暴君，都残忍。它给我的好处远远没有一朵花给我的感受多。”她进入诗歌，很大程度上也是将其作为逃离愤懑日常的出口。在诗中，她是自由的，她获得再度去爱的能力。
但是余秀华从没放弃寻求现实自由的努力，只是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尹世平在外打工赚的钱从不贴补家用，只是在儿子读高中以后，才开始支付部分学费，但是离婚仍然需要经济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心里上的安全感。
成名带给余秀华一定的安全感，但她知道，如果名气不能转化为实际的力量，那这名气也只是虚名。
但当她拿到数目可观的稿费时（也只是相对于其他诗人的诗集来说），余秀华觉得自己积蓄够了力量，立即提出了离婚。“我真的不是说想结束一段婚姻而寻找新的感情。我就是想从心里把（对这段婚姻）恐惧感去掉。”
但是前夫尹世平说，离婚可以，但是他在余家这20年，相当于做了20年长工，得给他100万长工费。余秀华很愤怒。
几经协调下，2015年12月14日，余秀华终于拿了离婚证书，代价是把几乎所有的稿费都给了前夫，给他搞一套房子。
虽然觉得“折磨了我20年，还让我给他钱，亏死了”，但看得出来，余秀华对于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还是满意的。半个月后，她去了一趟美容院，花了一两千元，做了纹眉和染唇。
2015年早报记者采访余秀华时，在她家的房顶上，还可以看到鱼塘。 徐萧 图
成名与焦虑
能够离婚是成名带给作为女人的余秀华最大的礼物，然而对于诗人余秀华来说，成名带来的东西则复杂得多。
“我发现找不到春天了。”
2015年2月，余秀华居住的横店村开始筹划新农村建设，迁村腾地，她家周围的鱼塘没有了，草树被建材取代，每日都是机器嗡嗡作响的轰鸣声。整个春天，她没有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在以前传统乡村即景是她诗歌最主要的题材和对象之一。但现在，她推门出去，看不到她印象中了春天了。
这种新农村建设虽然是当下农村发展的题中之义，但在横店村多少也和余秀华的成名有那么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规划中，只有余秀华家被保留，它将被建设成一个书院。“听说要建一旅游区，品牌就是我们家。到武汉有个黄鹤楼，北京有天坛公园，到横店就是余秀华的家。”父亲余文海打趣道。
不能写春天就不写春天，还可以写别的，比如爱。最新的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被出版社打造成情诗集，余秀华被安排和同样刚出了情诗集《春盛》的廖伟棠一起搭档宣传活动。
“里面有20多首诗，编辑从我很老的博客里挑出来放进去，我都不太愿意，但他们觉得好卖，有卖点。我说这水平很低，但既然他们觉得好卖就算了呗。”在市场的语法下，余秀华有些不情愿地选择了妥协。
尽管在豆瓣上这本诗集的评分不低，但也有读者感到失望：“有多喜欢《月光落在左手上》，就有多糟心这一本。憋着看完了三分之一，难受。单调的句式、烦人的排比、一成不变的意象，请问这是我认识的余秀华吗？之前的想象力和力度呢？抱歉我不能闭着眼睛说好，因为知道她能写得多好。”
但是余秀华也有自己的无奈，不出诗集就拿不到稿费，没有稿费就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收入来源。儿子上学要钱，母亲的治病也要钱，之前攒的又都给了前夫。
“有时候真的很难，又想好卖，又想诗歌界认可我，真的好难。”
余秀华当然也想在取悦市场和写作立场之间找到平衡点。但在当下，诗集能卖钱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能在这个前提下，保持一定的水准，就更是奇迹了。
这种两难成为诗人余秀华最大的焦虑。说到底，她还是坚持认为作品才是诗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她告诉早报记者，她想要获得诗坛上的认可，写出更高水准的作品。
2015年，余秀华在自家院子里接受采访。 徐萧 图
成名与形象
一个月前，北京女诗人酒吧邀请观众摸胸事件一度成为热门。早报记者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其和余秀华联系起来说，“余秀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女诗人甚至是诗人的正面形象，又给毁了。”
但问题是，余秀华的形象除了励志、草根的正面形象之外，也在往另一个方向发展，和身体、欲望有关的暧昧形象。或者说，从一开始她的走红就不单纯是诗歌本身的胜利。尽管有着大量真诚热爱她诗歌的读者，但是作为集体的公众对她的关注还是聚焦在诗外的。
而对于诗歌，学者给她的诗起了个名“荡妇体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余秀华和摸胸女诗人一样，仍然无法摆脱性别的标签。她被最多的表述是“女诗人”。
所以她在私下的那些“绯闻”会被津津乐道，无限放大，一个个男诗人的名字被反复在文本之外被提及。到最后，她自己都说越来越“花痴”。
但当那些小鲜肉、老鲜肉扑过来时，她又退缩了。去年在广州出席活动时，一个18岁的小男孩向她表达了爱意。他扶着她走路，给她梳头，这些亲密的动作让她害怕。
“我不能伤害别人，这是最基础的。”
离了婚，在外界眼里，余秀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她可以把诗里的爱搬到生活中来了，但是她自己清楚，自己不能打开这个缺口，“一旦开了头，我怕我控制不住。”余秀华说，“我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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