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京韵小说｜三击掌（下）

 

叶广芩，女，1948年出生，北京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家庭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采桑子》等。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没有日记的罗敷河》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原载丨《当代》2007/03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呆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丫头变成了几个字被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丫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意思)，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下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降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亲)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我的哥哥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

　　

王阿玛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也不理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运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五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老张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千块了，还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烘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黏稠的糊。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看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阿玛把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阿玛问老张是不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钱了。王阿玛说这得让管账的算，就叫来了管账的老张。管账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在丹枫已经有了237股。看门老张问237股是多少，王阿玛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阿玛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下，盖三间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阿玛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儿就不行了呢!

　　

王阿玛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王阿玛说，丹枫的股东多啦，我不在乎你的237股，要想抽股得递交申请，我这儿不是你们乡下的储金会，你想怎的就怎的……

　　

两人正在磨嘴，仆人说有军械局的人来找。老张赶紧起身告辞，被王阿玛拉住说，你就坐这儿，抽股的事我还没给你话儿呢。

　　

老张说，我在这儿不合适。

　　

王阿玛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来的不是皇上是流氓。

　　

一官僚和一军人进来。官僚姓赵，军人姓程，官僚留着锃亮的大中分，军人穿着笔挺军服，好像都挺有来头。官僚谦恭地递上名片，军人脚后跟一碰行了个军礼。

　　

王阿玛介绍老张说，这是老张，丹枫的股东。又对老张小声说，虽然没几股。

　　

老张没经历过场面，汗也下来了，诚惶诚恐地说，我那叫什么股东。

　　

赵官僚看在“股东”面上，跟老张点点头，欠欠身子，把老张弄得屁股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溜下去。好在赵官僚没太在乎老张，对王阿玛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局势王三爷想必也知道，战争越打越紧，南边、北边还有东边，几路人马各不相让，北京这块风水宝地，谁占住了谁就是王。咱们的军队，武器是没的说，人家湖北那边供着家伙，可这火药还得咱们自个儿出，我们是想，您的丹枫生产火柴跟生产火药是一码子事，您要是改了火药，那利润是翻着倍地往上涨，这是一笔大生意啊，王三爷。

　　

王阿玛看着老张说。是啊，现在他哪儿不打仗呢?打仗比笼火做饭还家常便饭!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阿玛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阿玛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阿玛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阿玛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阿玛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阿玛说他明天跟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阿玛说后天商会在东安市场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阿玛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阿玛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阿玛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他往外走。被我母亲拦在门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乱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丫头家的不许往那儿跑。三姐坚持要去，三姐的脾气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不让三姐出门。那时候我们家的人都还不知道她偷偷加入了组织，只是觉得这个三丫头有点儿邪性，不着家，爱在外头交朋友。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王利民也过来帮忙，他自然是帮着三姐逃脱母亲的阻挠。母亲指着王利民说，王少爷，你跟你爸爸怎么斗争我不管，你不能往我们家里掺和，让我的闺女也跟我摆谈判桌……

　　

王利民说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明天，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母亲把“为了崭新的中国”的王利民推了个跟头，从门里推到门外，脑袋重重地磕在石头门墩上。王利民坐在台阶上，半天没清醒过来，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用锁锁了。三姐在屋里嚷嚷，还喊口号抗议，母亲一概不理。王利民过来力争，母亲索性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外，母亲有的是时间，尽可以和他们耗。

三姐在屋里说了很绝情的话，说母亲不是她的亲娘，没权利管她。母亲说就是你的亲妈活着，她今天也得关你!王利民说母亲是封建专制，是腐朽没落，关得住三姐的人，关不住三姐的心。母亲对他自然也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

　　

王利民很失落地走了，过了好多年，看门老张还对我说，我母亲那天厉害得像只母老虎。

　　

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锁三丫头一个月!

　　

憋了几天的雨在半夜的时候终于下下来了，凶猛如瓢泼，夹裹着隆隆的雷声，将天地混为一体。一道道闪电在瞬间闪烁爆裂，划出狰狞的蓝光，继而是振聋发聩的巨响。

　　

我们家的南房漏了，老张和老王上到屋顶盖苫布，一声闷响，震得房上的人差点儿没掉下来，玻璃哗啦啦碎了好几块，狗阿莉吓得从窝里蹿出来，在雨地里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房上的老张说一定是发生了地震，老王说不是地震是爆炸!

　　

轰隆隆的声响接连不断，东边红了半边天。

　　

父亲披着衣裳站在廊子下往东看，东边爆炸声和雷鸣电闪响成一片。老张说这响动让他想起了当年神机营军火库的爆炸。母亲说，还没到过年，怎的就放起了焰火?

　　

父亲说，这响动可不是什么好响动。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醒目头条：“丹枫火柴厂爆炸，厂房夷为平地，炸死工人12名。”

　　

父亲扔下报纸就往箍筲胡同跑，到了王家，谁也没见着，看门的说王太太昨天半夜犯了紧痰厥，送到医院去了，现在醒过来了，半边身子全没了知觉。父亲又赶到医院，在医院的仆人说，听说火柴厂炸了，王老爷天没亮就从医院奔了丹枫，现在大概还在火场。父亲问少爷哪儿去了，仆人说有大半个月没见着影了……

　　

父亲从医院赶到丹枫，远远就看见王阿玛呆立在还冒着烟的废墟上，一脸茫然。整个工厂已经找不到一间整装房屋，车间变成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工厂的围墙塌了，附近数十间民房也遭了殃，厂子的里里外外一片狼藉。父亲来到王阿玛旁边，王阿玛没有说话，周围扬起的灰烬带着残存的余热将他们包围，王阿玛满身满脸烟土，看着自家工厂的遗骸，语不成声地说，四爷，我早知道，它爆炸是早晚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父亲劝慰他说，国甫，咱们从头来，咱们从头来还不行吗?

　　

王阿玛说，我有多少家当，经得起这么炸啊……

　　

王利民领着一群工人赶了来。王阿玛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看也不看儿子。父亲说，利民，你看看这……

　　

王利民说，爸，怪我，我和工人们没把厂子保护好，让敌人钻了空子。

　　

王阿玛说，你斗争去吧，你罢工去吧!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是吧!?

　

六

　　

日本人来了，一切秩序全乱了，包括我们家的生活。

三姐自作主张，把正在念的大学也退了，谁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鬼鬼祟祟地出去，鬼鬼祟祟地回来，常有些说不清来历的人找她，人来了就插上门在房里叽叽咕咕地谈话。母亲说三丫头越来越不听话，举动越来越不正常，早晚会给她自己和这个家招来麻烦，要论根底，源头还在王利民，没有王家那小子，三丫头不会走得这么远。

　　

王利民成了我们家不受欢迎的人，他到我们家来，母亲没了笑脸，老张也显得冷淡，因了火柴厂的爆炸，老张总认为是王利民搞斗争不保护工厂的结果，任王利民怎么解释也不听。有一天，王利民领来一个姓黄的生意人，跟我三姐在屋里谈了大半天。姓黄的一走，日本人就来了，三姐溜了，日本兵不容分说将父亲架上了汽车，呜呜地开走了。我们家的天立刻塌了，首先是我的母亲，充分显示了她“母老虎”的本性，领着我的几个哥哥来到了王阿玛家，母亲将一包砒霜拍在桌上，口口声声指责罪魁祸首王利民的不是，王利民不把那个姓黄的往我们家带，我的父亲不会让日本人弄走，中国人进到日本宪兵队，不死也得掉层皮!母亲让王阿玛到日本宪兵队去要人，要不回人她就死在王家。

　　

王太太刚刚出院不久，哪里经得住这阵势，哆哆嗦嗦说不出一句话来。王阿玛也很气，说要把王利民杀了，说要断绝父子关系!

　　

还没等王阿玛去宪兵队，老张就跑来了，说我父亲已经回家了，原来宪兵队主事的小田一郎，也是东京帝大毕业，念的也是“古典讲习学科”，小田看在帝大校友的份上，自然给了情面，其实他们也是没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后来为这事三姐说我父亲是汉奸，父亲说，我怎么奸啦?我也没认贼作父，我也没出卖你们!

　　

母亲愤愤地说，你这丫头说话不着边际，难道日本人非把你阿玛杀了他才不算汉奸?

　　

王利民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39年的三月，天气乍暖还寒，遮天蔽日的黄沙把北京弄得混沌一片，弥漫的土腥气呛得人喘不出气，北京历来的春天都是这个样子。

　　

那天先到我们家的是王阿玛，王阿玛明显瘦了，身上也没了逼人的锐气，用母亲的话说是，“整个变了个人”。王阿玛让我父亲协助他办点儿事，当个证人。父亲问证明什么，王阿玛掏出两张纸递过来。父亲才看了一行脸色就变了，对王阿玛说，国甫，这万万不行啊!

　　

王阿玛说，我的脾气你知道，只有我说了算的事，没有别人说了算的事，要不，丹枫也不至于落那么一个下场。

　　

父亲说丹枫是丹枫，这事是这事。王阿玛说，甭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到时候你在证人那儿签个名字就行啦。

　　

父亲说他不签!

　　

厢房传来三姐的歌声，父亲说，国甫你听听，你别以为就你的儿子是孬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王阿玛要跟他的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让父亲当证人，爷儿俩闹到这一步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母亲听到王阿玛这个决定，将一碗茶全洒在桌子上，惶惶地说，三爷，儿子不听话归不听话，您不能因为上回那件事再跟孩子计较了，我们家老爷全须全尾，毫发无伤地从宪兵队回来了，那些过头话就再甭提了……

　　

王阿玛说不是为宪兵队的事，是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了的心是再活不了了。父亲问王阿玛，王利民知不知道这个决定，王阿玛说，他当然知道，我让人把话带过去了。

　　

正说着，王利民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三月的天气竟然跑得满头大汗。王利民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爸，听到这称呼，我的母亲眼圈一下红了。王阿玛问他让老李捎的话带到了没有，王利民说带到了，他要跟父亲好好谈谈。王阿玛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谈的了，用你的话说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既然不可调和咱们干脆索性了断，免得双方都别扭。

　　

王利民说，阶级是阶级，血缘是血缘，咱们再怎么对立您走到哪儿也是我爸爸！

　　

母亲赶紧说，孩子说得对，三爷您得好好斟酌。

　　

王阿玛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往后，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再不是我的儿子。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

　　

王利民说他爸爸不能这么干，王阿玛说，如果你是一般人，领着人跟我对着干，我或许还能接受，或许还会敬重你，佩服你，可一想到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从心里凉到外头……我这辈子干的一件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有你这么个儿子!

　　

王利民说，爸，您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骄傲!

　　

王阿玛说，骄傲也罢，后悔也罢，都过去了。你在这上头签字吧，断绝父子关系，往后咱们谁不认识谁。对了，再不许你姓王，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王利民说，爸……我还有妈呢……

王阿玛说，父子不存在了，母子自然就没了。

　　

王利民死活要见他妈，他把他的妈当成了救命稻草。王阿玛提出，要见你妈也不难，要让我收回断绝书也不难，条件是跟我回家，在家老老实实呆上半年，和你的无产阶级断绝一切来往，做到这点跟我走，做不到，签字!

　　

王利民问他爸爸能不能换个条件，王阿玛说不能!

　　

王利民显得很为难。母亲说，孩子，你还犹豫什么，跟你爸爸回家呀!

　　

桌上的座钟滴答滴答，谁也不说话。王利民脸憋得通红，看得出王阿玛内心有些小得意。父亲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怎么办才好。母亲想把那两张纸偷偷抽出来，被王阿玛一把按在桌上。

　　

谁也没想到王利民作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决定，他低声说，我……签字。

　　

声音不大，却如同一声惊雷，王阿玛浑身一哆嗦，看着王利民，脑子转不过弯来。父亲喝了一声，王利民!

　　

王利民表示他不能回家，在事业和家庭不能平衡的时候，他会选择前者。王阿玛气急败坏地说，你签，你签，你给我签!

　　

在王阿玛的威逼下，王利民很冷静地在断绝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大约是再不让他姓王的缘故，签字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省去了“王”，只写了“利民”两个字。

　　

这一来，王阿玛立刻陷入了被动地位，王阿玛顾及面子和尊严，沉着劲儿，毫不在乎地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字据推到我父亲面前，让我父亲在证人上签字。我父亲当然不签，说王家爷儿俩不能逼着他干这事!王阿玛说，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你签与不签，我跟他都没关系了。

　　

父亲突然脾气大发说，那也不签!你们爷儿俩的事，我不管!

　　

王阿玛不理会我父亲，对他的儿子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吧!走之前把你身上的衣裳扒下来，这是我花钱给你做的，你得把它还给我。

　　

王利民还有些犹豫，王阿玛一声断喝：脱!

　　

看得出，王阿玛是气得很了，手不停地颤抖，嘴角抽搐。王利民见他父亲这模样，一声不敢吭，赶紧将西服、裤子脱下。王阿玛说，还有衬衣!背心!袜子!鞋!

　　

王利民脱得只剩下了一条裤衩。

　　

王阿玛让王利民走，王利民只好向门口走去。母亲说，三爷，您这是何苦?您还没瞧出来么，孩子他不愿意走。

　　

王阿玛闭着眼不说话。走到房门口的王利民突然折身回来，快步走到王阿玛跟前，扑通一下跪下了，刚才一直绷着的脸此刻变得无比生动，眼泪簌簌地流下来。王利民说，爸，您就是不赶我走，我也要走了，只是没想到是这样一种走法。不管您认不认我，我永远是您儿子。我走了，您就当我……死了……您跟妈多多保重，您年纪大了，到了该用儿子的时候，儿子不在跟前了……爸，我现在只有往前走，不能后退，前头是火，是血，我也会走到底，绝不回头。

　　

母亲说，快别说了，这是什么话呀!听着让人得慌!

　　

王阿玛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永远也不会想起你!

　　

王利民给他父亲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低着头光着身子走出去。母亲说……你说你们这爷儿俩啊……

　　

父亲站在房门口喊道，老张，老张!

　　

老张其实早就在二门里窥测正屋的动静呢，见父亲叫他，赶紧跑过来，问父亲有什么吩咐。父亲让老张上老大的屋里给王利民找身衣裳。老张看着王利民的模样直乐，揶揄地说，王少爷，您真跟我们家三格格唱的一样了，“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父亲说，老张你给我住嘴!

　

七

　　

王利民走了，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有一段，王阿玛到我们家来得很勤，也没什么事，就是笼着手和父亲围着火炉呆呆地坐着，半天跟父亲说，这茶是雪毫龙芽。

　　

父亲说是雪毫龙芽。

　　

彼此再没有言语。炉子上的铁壶哗啦哗啦冒着白气，萦绕的水气中曾经在雨地里共同挨过浇的两个男人变得沉闷低落，王阿玛吭吭地咳，那咳来自肺腑的深处，一声声敲击着人们的心扉。父亲用手帕擦汗，严寒的北京冬季，不知怹老人家何故会有汗液渗出。

　　

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王阿玛的造访是受了太太的催促，来打听儿子的下落，毕竟我们家有着他儿子的同志———我的三姐。

　　

可惜什么消息也没有。到最后，连我们的三姐也消遁得无影无踪了。

　　

《三击掌》里的王宝钏同样是扒了衣裳走出家门，与父亲誓不相见的，可人家后来还是见了，父女又重归于好了。那是当了西梁王的王后，荣华富贵了，把爹与娘接了去，在金銮殿上一通显摆。“金牌调来银牌宣，苦寒窑来了我王氏宝钏……”可惜，王阿玛却没有等来这份荣耀，他的儿子1941年元月死在了安徽一个叫百户坑的地方，据说王利民是新四军的教导员，带领部队在转移过程中遭遇伏击，一场恶战，几千人命丧黄泉……所谓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就是说的这件事。

　　

王阿玛接到王利民死亡的噩耗已经是五年以后了，那天是我的周岁生日，母亲请王阿玛夫妇过来吃打卤面，母亲为这个生日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是我们家女孩中的老七，小而贱，属于垫窝、拉秧的那种。“垫窝”是指母猪下的最后一个崽儿，瘦小衰弱，不成气候，多数生下便被弃之，即不必为此耽误工夫。所谓“拉秧”，是说瓜种完了，将瓜秧清除，留在蔓上的残瓜，这样的瓜会是什么成色可想而知。一个贱丫头过生日之所以能惊动王阿玛，是因为父亲的别有用心，依父亲的意思，王家没有孩子，想将我送给他们，以解老两口膝前的寂寞。父亲的心思只有母亲知道，母亲不愿意也得愿意，她知道，跟父亲没有商量的余地。生日那天，母亲将我仔细地打扮了，特意脱了北京小孩子通常穿的连脚裤，穿上了一双扎着鼹貘虎(蝙蝠，老北京话)的红鞋。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屁股后头系着的棉屁帘也被解了下来，总之，父亲要把我装扮成一个利利落落的小姑娘，让王家的人看着喜欢。

　　

那天，王太太因为腿脚不方便，没有过来。王阿玛也来得晚，竟然是走着来的，一鞋的土，一脸的灰。大家都觉着一向讲究的王阿玛今天特别邋遢，胡子没刮，衣裳没换，手帕皱巴巴的脏成了一团，捏攥在手里像是擦桌子布。

　　

母亲将我抱了出来，父亲自然说了我不少好话，比如皮实、乖巧、听话、好养活，听那口气不是介绍女儿，完全是在介绍一只小狗。王阿玛却有些失神，一双眼睛直瞅着窗户棱，仿佛窗户上有什么必看的物件。父亲将茶杯搁在王阿玛面前，招呼他，国甫，国甫……

　　

王阿玛突然回过神来问，啊，你说什么来着?

　　

母亲接上说，他在夸家里这个七丫头聪明喜性，您瞧，她在朝您乐，向您讨好呢……

　　

王阿玛根本没看一眼正向他讨好的我，就是说根本没把我这个贱货放在眼里，他的眼睛依旧看着窗户，毫无来由地说……这些年，我救国，发展实业，想让国富民强，到了，究竟是怎么个结果呢?国也没富，民也没强，我自个儿倒闹个……

　　

父亲说，国甫，我看你有心事。

　　

王阿玛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说，四爷，瞒谁也不能瞒你，看看这个吧，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妈交代……

　　

那是一张辗转了五年的死亡通知，王利民死在了百户坑。

　　

父亲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王阿玛说，还记得吧，那天他是打你这儿走的，走的时候让我扒得精光……我现在一闭眼就看见他光着身子叫我，爸爸，爸爸……你说，他要是跟日本人打仗，让日本人打死，也算是为国捐躯，可他是让中国人给打死的……自个儿打自个儿……我想哭，我连眼泪都掉不出来……什么事儿啊这是，让我说什么好?这孩子签字据的时候，他签了“利民”俩字，我不让他姓王，他故意把王字省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样不完整的签名压根就不能算数!孩子是给我留着面子呢……

　

母亲劝王阿玛别太难受了。王阿玛说，你们日子再拮据，再不好，可你们还有儿子、闺女!我呢，我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织布厂的牌子被摘了，门口戳了两个岗楼，站着两个戴钢盔的美国兵，变成了美国兵营……丹枫，那个丹枫，改成了跑马场……

　　

王阿玛没吃打卤面，走了。

　　

父亲也没有提出将我送给他的话，时机不合适。不知怎的，这个话题后来竟然再也没被提起过。

　　

王阿玛走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很郑重地将王阿玛送出大门，目送着他向胡同口走去，黄风掀起他的棉袍，吹乱了他的白发……

　　

老张无声地哭了。

　

百户坑在安徽的什么地方颇让人挂念，我父亲后来和王阿玛翻遍了安徽地图也没找到百户坑，一直到两人去世，成了他们一个心结。

　　

2000年我到安徽出差，在泾县城郊一个叫水西山的地方，见到了当地政府为“皖南事变”牺牲的烈士修建的纪念碑。我在碑前久久伫立，想念着那个从没有谋过面的王利民，他的魂灵应该在这里得到了安息。我虽然没有过继给王家，后来却是认认真真给那两个孤苦的老人摔了盆、戴了孝，充当了孝子的角色的。这些本应该是王利民所为。

　　

我告诉了王利民三姐的结局，在碑前停留的那一刻，我的心灵似乎和冥冥中的某一点得到了沟通。

　　

也是一种慰藉。

　　

父亲死后，将犯错的孩子赶出家门也成了我们家的避讳，甚至在教育孩子的几十年中我从没有对孩子说过“滚”字。我的哥哥们也从未有过将儿子们脱光衣裳赶出家门的举止。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发生了变异，用不着赶，他们自己就会出走了，我的孩子从上小学到高中，竟然不辞而别离家七次，他走得理直气壮，走得毫不负责任，走得毫无道理，有一回让我不得不动用了公安局，满城寻找。

　　

这些大概是王利民想不到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