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近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大会上做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在北京大学勺园北侧草地上有一个2.35米高的塞万提斯铜像，这是1986年3月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后，马德里市政府赠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北京市政府决定把这尊铜像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马克思曾经说过：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高于其他一切作家的小说家。恩格斯也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的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一个令人愉快也使人深受教育的宝库。法国作家法朗士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我们听从的是桑丘，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称塞万提斯是“现代小说之父”，狄更斯也曾经这样说过。米兰·昆德拉则说：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
塞万提斯能获得大咖们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是因为他的巨著《堂吉诃德》。这本书出版40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地影响着无数的读者和写作者。直到现在，这部著作依然散发着光和热，依然让我们常读常新。我想，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的重要日子里，重温一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许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启示。
塞万提斯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他出身贫寒之家，童年时期跟随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深刻地体验并接触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长大后当兵参战，立过战功，但导致左手残疾。后来被敌人抓去关押在监狱里，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被营救回国。回国后，他抱有被重用的愿望，但实际上国王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只让他担任低级的税吏。他好几次蒙冤被抓进监狱。总之，他的人生非常凄惨，这一切都为他创作《堂吉诃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感受和洞悉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并确定了思想倾向，从而使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获得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地位。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要想写出能反映时代本质并超越时代的作品，作家应该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多地深入社会底层，与普通人感同身受。当下，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生活在基层的人们依然有着种种不如意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应该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和社会意义。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堂吉诃德》之所以不朽，当然是因为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是世界文学长廊里光芒四射的典型形象。我们在《堂吉诃德》之后的许多小说里，也读到过很多与堂吉诃德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我们在历史的记录中和现实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如果要认真地审视一番，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一个堂吉诃德，也有一个桑丘，他们在时隐时现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我去年出版的小说集《晚熟的人》里就有堂吉诃德的“后代儿孙”。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仿制一个堂吉诃德，但是我们要能触类旁通地写出像堂吉诃德一样具有鲜明个性和某种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为此，我们要知难而进，认真阅读，尽可能多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尽可能强化自己的推己度人的准确性和化他人经历为自己人生经验的能力。我们要特别注意写人物与讲故事的辩证关系，讲故事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通过讲故事来塑造人物。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必须把握好。这也是老生常谈，但越是常识，越容易忘记。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一个作家要勇于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塞万提斯写过许多诗歌，也写过数十个剧本，尽管他的诗歌与戏剧创作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和声誉，但是这种多文体写作实践对他的小说创作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堂吉诃德》中的大量诗歌和小说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戏剧性情节，正是他的多文体写作实践所带来的复合效应。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四个启示是：必须牢牢地记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尽管我们读到的《堂吉诃德》是译本，但翻译家的卓越劳动成果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原作的风貌。《堂吉诃德》真正做到了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人物经历相匹配。这种语言的万花筒般闪烁变幻的丰富性，正是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时代特征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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