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一棵稻子是从父辈开始的。那时候，一株秧苗，通体绿油油的，像婴儿的身体，娇嫩且柔软。被盛在一只容器内，坐上土篮，经过一根扁担的平衡，一路顺风抵达田地。田喝足水，水面迎着蓝天白云，偶尔有大雁掠过，燕子盘旋。田大大方方泊在原地，新娘子似的，等着人来梳妆。秧苗一朵一朵，从一双结着泥土的手掌，兴奋地跳进水里。水被溅起一片一片浪花，最后，一朵朵苗儿，排列整齐，站在田里。风一吹，苗儿摇晃一下头。雨一落，周围瞬间安静。
那时候，父亲种植的杂交水稻，产量很高。父亲不知道高产的稻子，从何而来。他骑自行车去乡农业站购买稻种，卖货员向他介绍，杂交水稻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研究出来的。父亲望着籽粒饱满、金灿灿的种子，心里说不出的温暖，他明白，一切与粮食有关的人事物，都是尘世最美的烟火。父亲小心翼翼地捧回稻种，并让它在地核萌芽，破土，抽出嫩叶，直至在水田中尘埃落定。父亲像伺弄他的孩子，细致入微，面面俱到。刮风暴雨的天气，父亲扛一把铁锨，守在稻田上。水涨了，将堤坝挖一道口子，引水出去。禾苗倒了，父亲弯下腰，扶起。累了，父亲跪在田里，一步一步朝前挪移。在父亲的眼中，庄稼就是他的世界，而一棵稻子，从出生到交付于一柄月牙镰，中间的过程，繁琐又细节。父亲被一棵稻子训练成一名庄稼医生。
稻棵萎靡，父亲清楚，它患病了，该用什么药治愈？雨一场连着一场，叶片上住着绿色的虫子，它们吃稻棵的叶儿枝儿，寄居的虫类，父亲也起悲悯之心，一只一只捉住，放在一空瓶子，到原野上放生。父亲一边和稻子窃窃私语，一边念着一个人。他不会说漂亮的语言，唯有用行动在和一个大爱之人，进行交流。一粒米被塞入一个大海碗，一粒又一粒米，给人打牙祭。空乏了很久的肚腹，终于经不住一碗米饭的香气。父亲很有仪式感，斟一杯米酒，洒到地上，敬拜苍天与大地。吃米饭时，父亲说，要牢记这丰收的大米是谁给的。我和弟弟点点头，风卷残云一碗米饭。我们在父亲庄重严肃的神情中，懂得一粒米来之不易，它和一个人息息相关——袁隆平，没有他，大家的饭碗是干瘪的、枯瘦的，一粒米里渗透着他一生的挚爱，几世的深情。
后来，我读书离开村子，离开稻田。在别人的城市，我想家，想念一粒米，想一汪碧水盈盈的稻田，微雨缠绵，想此刻的父亲。一定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守护他的田地。雨滴斜斜地落尽池内，苗儿青青，父亲与禾苗对视，这份默契，胜过世间所有的辞藻。
即便是回去，我已不像过去，赤脚下田，浑身泥水，干得热火朝天，而是变得谨小慎微，怕虫子上身，怕石头扎脚，怕脏了衣衫，我与稻田拉开了一道距离。田地是父亲的、村庄的，它与我渐渐陌生，尽管我熟悉咀嚼在唇齿间的米，熟悉故乡的味儿、泥土的味儿、父亲的味儿。父亲，叹口气，凝眸着他的稻田、沉默的村庄，自喉咙挤出一句话：什么都可以忘，但养大你的米是从哪来的，不能忘！父亲蹲在院子里，仿佛一棵弯着腰的稻穗。那一幅画，自然天成，不必修饰，时常在梦中呈现，也动不动把我从异乡的床上喊醒。
当我像一棵稻子，历经风雨，慢慢长大成熟，我才吃惊地发现，我吃的每一粒米都是父辈的杰作；走过几座城市乡村，遇见的任何一片稻田，全和父亲的田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长在中国的大地上，朝气蓬勃，繁荣丰腴。以前我总是记不住袁隆平的名字，终日只知为生计奔波，为一张嘴忙碌，全然忽视了对一粒米的探究，忽略了这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人。后来在他乡的炊烟中，我吃着同样的一碗米饭——它们有着和父亲一样的气息，和我熟悉的田地如出一辙的气质，规规矩矩，不张扬不媚俗，就那么执着地活在民间。而现在，我却只能缅怀那些村庄和稻田。父亲越来越老，皱纹满脸，像一条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他的几亩稻田被改种苞米。村子里的稻田消失了很多年，它们成了风干的记忆，睡在书本里，就连父亲吃的稻子也是在镇里议价粮店购置的，上面赫然写着盘锦大米、庄河盐碱地大米。父亲指着碗里的米说，要记着，米和一个人有关，没有他，城市和村庄吃米都困难。父亲说这些，呷一口米酒，抹一下泪。父亲愈来愈沉默寡言，他像一棵低着头的稻子，又深邃得似一口井。我吃掉的每一粒米，几千斤的分量，和着父亲的话语，沉甸甸地横在我的心间。
两个月前，我回老家探望父母，父亲伫立在门口。一下车，父亲就急着对我说：袁隆平走了。刚说完，父亲就哽咽了。不知为何，我也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是的，这个让我们吃饱米饭的人走了，从此后，世上再无袁隆平。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对我的孩子说，记着我们吃的米饭是袁隆平给的，以后做人做事也要像他那样，永葆一粒米的温度，摸着良心行走人世。张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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