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朝代，但是军事实力却十分的虚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宋朝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让当时的武将非常难混。
杨家将、岳家军、水浒英雄好汉等，这些家喻户晓的英雄事迹都是发生在宋朝。然而杨家将、岳家将、水浒英雄多以悲剧收场。
杨家将是高级军官，但结局很是凄惨，血战金沙滩、十二寡妇征西、太行山隐居等等。杨家将总算是战死沙场，岳家军干脆是被自己人搞垮的。《水浒传》中108将中很多是朝廷中下层武官。
武官为匪，表明当时的社会有不正常的地方。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就曾经提倡武将要读书。
宋太祖对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结果，“左右不知所对”。这句话对宋人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寓示着：太祖当时希望通过读书改善武臣参与治国的方式。
在五代时期，节度使和高级将领篡夺皇位的情况经常发生，宋太祖自己就是以用这种方式取代后周的。因此，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宋太祖定下了重文轻武的家法。
他在太庙寝殿里立下一条家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
宋太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朕欲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人。”
所以，在他看来，任用文人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因此，宋太祖对于“读书以通治道”的认识及倡导，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了从上至下的积极反响，对官员有着明显的宣示与警劝作用，整个宋代社会都盛行读书风气。
宋代的两次削兵权。第一次是众所周知的“杯酒释兵权”。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一方面要求武将读书，明白上下尊卑；另一方面抓紧削兵。
宋太祖听从赵普的建议，明白要“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
他先罢免了掌握禁军的武将，把禁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又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免去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禁军职务。
第二次削兵发生在南宋初年。
南宋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对外要应付南侵的金军，对内要平定流寇集团和流民叛乱。而其军事力量已被女真铁骑摧毁殆尽，仅剩的几万兵力，难以支撑这种危局。
因此，宋高宗对当时承认其正统地位的武将，是极力支持和鼓励他们招兵扩军。这一时期，朝廷倚重武将，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
当时的武将有很大权力，主要表现在：(1)财政权，地方财政的一些收入可以自由支配。(2)人事权，所管辖地区的地方官由镇抚使任免。(3)军权，节制辖区州县官兵，战时可以便宜从事。(4)司法权，在辖区有一定的司法权。(5)身份保障权：爵位可以世袭。
南宋初年，武将的军事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力都有所提高，武将拥有了较多的军事指挥权和较固定的地盘。
当时的武将不仅在政治上是新贵，而且在经济上是地道的暴发户。刘光世、张俊、韩世忠、杨存中等将领拥有大量田产。此外武将还凭借自己的实力地位，干预朝廷决策。
比如，岳飞就对朝廷立储提出自己的意见，而立储一向被认为是皇帝的家事；在对金和战问题上，武将们有很大的发言权，从绍兴八年到十年，拥兵大将反对和议的呼声很高，对朝廷造成很大压力。
第二次削兵权，始于绍兴七年罢刘光世兵柄，终于绍兴十二年罢张俊枢密使，前后将近六年，经历了三个阶段，张浚、赵鼎、秦桧分别辅助高宗进行。
第二次削兵权完成之后，南宋初年武将骄悍跋扈、拥兵自重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南宋政权的格局重新回归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旧轨。
几百年来，后世普遍认为，第二次削兵权是投降派为了和议的政治需要而策划的丑剧;岳飞之死是第二次削兵权必然导致的悲剧;兵权削，岳飞死，绍兴和议才告成立，从时间顺序上也可看出民族投降是第二次削兵权的根本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削兵权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妥协投降和宋金和议，而是赵宋家法与武将势力的矛盾。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岳飞之死有其“必然性”。
宋太祖提倡武将要读书，主要是为了提高武将的素质;削兵权，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藩镇割据现象。但是到了宋太宗时代，抑制武将已经发展成为家法。
宋代统治者利用文臣制约武人的努力，促使了两个集团的分离，并且加深了彼此的相互排斥。
由于朝中职位的任命越来越多的同科举挂钩，军人被任命为高级文官变得非常罕见。当宋孝宗皇帝对武臣表现出一丝的同情和尊敬时，丞相史浩的脸马上变得铁青，他劝诚道:“夫二帝三皇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履之士。”
文臣对王朝事业支配权力的大大强化，将最终扩大文臣与武臣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南宋时期，通常由丞相掌握军事机构的大权，偶尔他们还率领部队投入战斗。像韩侂胄、史嵩之与贾似道都是这种例子，这些不懂军事的文人利用军事去积累个人政治资本，换来的只能是宋朝的加速灭亡。
朝以文抑武的表现有:
(一)文贵武贱
宋代以武举来选拔武将，但是武举并没有受到朝廷重视，而且还一度废除。北宋武举共开科取士28榜，取士868人，平均每榜不到25人，还不及一榜文举取士之多。
在授职时，武举优等初授官职是正九品;而文举进士是正八品。在升迁方面，武将是七年一升迁，而文官是三年或四年一升迁，虽然武将后来改为五年一迁。
(二)不信任武将
宋太祖于“杯酒释兵权”后，任命心腹大将张琼代替其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统领御前禁军，并宣布:“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非琼不能统制。”可是当有人诬陷张琼时，他马上被宋太祖赐死。
后来，又有人密奏殿帅韩重贇“私取亲兵为心腹”。韩重贇是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为拥立太祖立下汗马功劳，但却几乎被一条没有经过证实的罪证害死。
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当时诸路盗起。可南宋政权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朝廷中的大多数文臣对武将还是不信任的，不愿意对这些将领授以重兵。
(三)以文抑武
宋朝抑制武将的首先表现为中央兵权机构逐渐被文臣控制。枢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机构，枢密使自后汉开始就基本上由武将担任，到了北宋文官却逐渐控制了枢密院。
南宋的君权基本被控制在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手中，以至于上前线带兵打仗、出谋划策的都是文官。虞允文、贾似道、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例子。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响
通过对武将的抑制，使藩镇割据不复存在，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这成为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国策，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
由于政府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政策与措施，使宋朝社会形成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社会心理:认为当文官有出息，当武官没前途。
因此很多人以读书当官为荣，以习武从军为耻。宋朝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一开头就写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等，唯有读书高。”
民间流行的俗语则是“做人莫从军，做铁莫做针”。这种风气与唐末五代“及第不必读书，做官何须事业”已截然不同。
在“与土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文官队伍不断膨胀，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
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
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要考武艺，又要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崇文抑武的倾向。
由于崇文抑武，宋朝史书对武将的记载不多，从一些武将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发现武臣对文臣的压制普遍不满。正因为如此，南宋末年守城武将纷纷降元，而殊死抗元为国捐躯，甚至自杀多是文臣。
以文抑武政策还表现在土大夫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的丧失。在汉唐时代，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把建功立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汉代班超虽然是文吏，但希望“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但到了宋朝，由于重文抑武，致使宋代士人在个人价值取向上发生了整体转变，立德替代立功成为人生价值的首要选择。
汉朝士大夫投笔从戎与唐代边塞诗人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与精神状态已不复存在。
王安石高呼:“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这表明了宋代士大夫对人生价值观的普遍态度。安于现状，不思建功立业的精神与重文轻武的风气结合在一起，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宋至清，人们对外在功名观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缺少尚武之风。梁启超曾形容此:“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以致列强称“中国人是不武之民族，孱弱之病夫”。
宋朝社会出现了不同前代的重大变化，“武”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消退，习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正如《水浒传》中的史进，“从小不务正业，只爱刺枪弄棒。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
所以，从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军事家。武将叛乱割据的事件少了，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治，但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内向化模式，旦出现外在威胁，这种模式就会暴露出极大的弊端。
两宋都是被外族所击败，明朝也是被外族所灭亡，清朝在外敌入侵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总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武将地位的下滑，对宋朝乃至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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