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崇明了
陆文彬
我乘坐的轮船，驶过吴淞口、进入长江，约行驶了一小半的行程，然后转向北驶崇明岛，大概到了新开河江面后转向西，沿崇明岛岸线驶向南门港码头。
抵崇明 轮船靠上南门港码头后，上了岸，一出码头的门口，门前两边站满了接人的人群，以及高举着手招应顾客的车夫，嘴里喊着：“车子要伐？到某某地方（车夫自家附近的地方）的车子（崇明的独轮木手推车）要伐？”当时的个体运输，主要是木制独轮车和“二等车”（即脚踏自行车，在车后载物架上安装一块木板，再铺上垫子，就是载客的“宝座”了）。
忽然听到有人喊我说：“小彬，车子要伐？”
我一看，原来是海棋哥，我说：“海棋哥，我现在是一位军人了，坐人力车不合适吧！”从他的眼神里，很想做成一笔生意，但他很理解我，故相互寒暄了几句，就道别了！我小时候，海棋的副业天天割牛草卖给我家，我父亲忙不过来时，还请他到我家的磨房里帮工，吃住都在我家，我还跟着他到湾港的滩涂上放过牛，所以很熟。从记忆中，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随着下船的旅客人群走到汽车站，候车室里已挤满了人。
当时交通落后，公交车少，在船上相遇的那位同镇的小朋友对我说：“我们走吧，买到车票，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上车。”
我想，我的东西不多，就同意了。那条路过去在县城里的崇明中学读书时，从来不是乘车，都是靠走的，说走就走，到了县城的“南门”口时，碰到了我们镇上的一位小姑娘，她与一位老妈妈合叫了一辆木制独轮车。（下图的木制独轮车我参观崇明博物馆时拍摄的）
我对她说：“小妹妹，能否帮我的旅行袋带到浜镇？”
我看她一脸迷惑，大概心想：“我不认得你。怎么叫我带东西？”
我说：“我是某某啊。”
她笑着说：“噢，是你啊！认不出来了！”她是镇上名医龚惠堂叔叔的女儿，她的姐姐是我的同学。那个老妈妈一听我讲的情况后，也说：“我认得你家的，我姓扬。”一讲，她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在南京读书。扬家，也是我祖母的娘家的同族人。
车子一步步地向前推行，我们在后面一步步地跟行。道路两傍的庄稼被阳光一晒，显得格外绿油油的诱人。田野地蒸发着土香、土香、土香……
车子上坐着两个人，“吱呀、吱呀”地发出吃力的响声。车夫戴着一顶鸭舌帽，热气不断地从帽子里散发出来，汗珠从脸颊上淌下来。小姑娘突然从车上下来，车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向一方歪去，车夫用力把车子平衡好后说：“你怎么这样下来！”
小姑娘说：“我坐得腰都酸了。”
老妈妈说：“还是坐车省力。”
我对车夫说：“你推一个人省力，还是推两个人省力？”
他笑着说：“当然推一个人省力。”
我说：“那你就推一个人好了。”这样一来，走路时我可顺便问问小姑娘有关家乡的情况。
她说：“镇上河南那边的凉棚（店家门前供顾客避雨防晒的走廊）都拆了，现在很凌乱，浜镇河正在疏浚。”
车子在田间的弯弯小路上吃力地推行，绿油油的麦苗十分可亲可爱，它在微风的吹拂下摇头晃脑，好象在欢迎我们的归来。龚家小姑娘因从上海回来，衣服穿得较鲜艳，所以使我感到与她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固然不出所料，一些认得扬家老妈妈的就好奇地问她：“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她答：“是亲戚。”问的人很多，就变换着回答说：“邻居”、“朋友”等等。
车子到了龙王庙向东弯时，那位老妈妈对车夫说：“把这个旅行袋送到浜镇去。”
我说：“这儿离镇上很近了，旅行袋也不重，我自己拿吧。”随后我拿出两角钱（我昨天住一晚的旅馆费用为一元五角半）对车夫说：“买包烟抽抽吧。”
车夫笑着说：“现正在过年，同志能否稍微客气点？”
小姑娘说：“不要给他，车子是我们叫的，车费由我们给你。我的车费是四角钱。”
车夫尴尬地说：“那太少了一点。”
她坚定地说：“我又没多坐你的车！”
车夫恳求地说：“你少坐我的车，是体谅我。姑娘，请求再加点吧。”
小姑娘有点生气地说：“叫你讲好价钱，你不讲，现在来这一套。我给你四角，老妈妈给四角，不是八角？现在他给你两角，不是够客气了吗！”车夫也不讲了，我们拿了东西继续往北向浜镇方向走去。
我问她：“你怎么与杨家妈妈合要一辆车？她又不到浜镇。”
她答：“在船上碰到她的，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后来她说，我们合叫一辆车吧。”
我说：“哦，我当你们是亲眷呢！”
一位与我们同行的小朋友也说：“我也当她们是亲戚呢！”
我们说好了，不从街上走，我穿了军装在街上走，认得的人很多，有点不大方便，到了便浜镇小学那边向东走过一条石桥，再向北走向浜镇。
经母校 浜镇小学是我的母校，走到那边时使我勾起了好多在小学时读书的回忆。1954年我参军走过浜镇小学时，见到墙上的彩色标语“一定要解放台湾”，仍然很醒目，再看看操场等等还是老样子。小龚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你才离别两年多一点，那有多大的变化呵！”
附图左：20世纪40年代末，乘客由南门港海塘石埂、栈桥、趸船上下船；20世纪三十年代的崇明客货轮“天赐”号。（照片摘自网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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