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拉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这样的问题：“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从其科学属性来说，生产土豆与制造卫星缺乏严格的可比性，但是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在解决农业问题上，走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发生初期，就通过农艺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把农业作为科学与工业进程的一部分。
中国的农业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最先进的，但是，在纯粹农业发展数千年后，农业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结构而存在着，面对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业没有汇入工业的发展之中，而是与工业“滞后式平行”的方式循着“两条轨迹”发展着，这是中国农业之所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就农业本身而搞农业，这一方式在中国奉行三千多年。但是，在现代社会把农业置于工业发展之外，作为传统的国家“两部门经济”的存在形式，使农业只能是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进化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质”的飞跃。
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都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走进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提高都市化水平→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创造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体系→这一社会与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与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相辅相成→最终使“乡村人”成为“都市人”。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方社会的历史是乡村都市化。乡村都市化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没有了城乡差别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就没有了属于乡村的农业。为此，应该创造并选择“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中国农业一直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虽然沿海都市及地区的农业在近代以来有一部分开始踏入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中，但是始终处在“商品经济的边缘”。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农业已经不可能成为“独立靠天生存的自然系统”，而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关系，依靠工业与高科技为发展基础的经济系统。如果能确立这样的认识前提，中国农业社会的转型才不仅仅是站在都市社会之外，而成为都市社会转型的“不大转动的外围”。
近几年来，由于市场关系中人们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不合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弃农经商”，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也存在。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工商业的低投入高产出；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自身的“比较贫困的概念”。
从理论与实际需求的关系来说，越是发达地区，越需要良好的农业条件作为其发展、生存的前提。因此，无论本质关系上还是理论认识上，加快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都市化进程和水平，是在整体上转变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摆正农业与都市工商业发展关系，尽快使农业形成“工业农业模式”。
其基本的理论认识及方式选择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1.都市社会结构变迁最终是以实现城市化和都市现代化为目标。加快社会整体的城市化、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为中心构建农业经济，形成四种模式：一是大都市圈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如上海地区的农业，可称典型的大都市农业；二是都市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主要指大中城市郊县农业，可称为都市所属农业；三是城镇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城镇农业经济；四是商业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规模性的商业农业经济，以各种各样的农业经济公司、农业经营的服务公司和托拉斯为其主体形式。
这些可归结为一个总体概念，即“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这一目标的发展指标之一，是在未来50年内使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都市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50%以上。
2.为了适应发达地区都市的高速发展，发达地区应该尽快形成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工业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和结果，没有规模农业，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能力。
3.要尽可能地加速农业的商品化和经营集团化、托拉斯化的进程，并形成专业性农业经营模式，至少在发达地区可以首先实行这一经营形式。使经营土地的人成为懂得商品经济规律，懂得高科技的社会群体。这样可以少走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使农业生产者不仅是农业经济的生产者、创造者，而且也是都市经济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同时又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
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作为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
4.创造都市型结构农业。值得理论界思考的是，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再用传统农业方式创造新的传统农业，即用落后创造新的落后。有些学者仍然在用传统的方法指导现代农业，甚至用现代的方法装点传统农业，这犹如在一双传统的“三寸金莲”上绣上现代符号，或者是在“三寸金莲”上装上一个集成电路。但是，这样让被束缚的“三寸金莲”腾飞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打破旧的结构关系，创造新型的结构与功能，才能使传统农业走向新生。
在与西方发达农业比较中，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把中国的农业放在都市经济的结构框架中来发展，最终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生产形式，而形成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
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创造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并构建布局合理的区域发展中心，即区域“发展极”，使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形成区域性社会协调机制，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工程。
应该说中国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的地域社会结构关系正在形成，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的重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在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着作用。
当前的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应该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性原则，即在政策上创造区域性“发展极”是中国农业经济及乡村的特殊需求。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之一。但是，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够自然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都市，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城镇与都市并行了数千年。
中国乡村都市化的理论问题，应该走出原来的理论误区，很多小城镇不具备“累积循环因果原理”，因此相当多的小城镇，只是在原有水平上“停滞维持发展”，不增长，也不扩大，进而不能形成有利而合理的地域生产力布局。
所以，有的地方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也与地域结构的生产力布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小城镇才具有都市的“循环累积”发展的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人把工业化和都市化严格区别开来，西方学术界把都市化与工业化看作是“有区别的同一过程”。
从现实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过程，小城镇要成为都市必须具备多重条件，虽然学者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不一，但有一点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即在大都市经济辐射圈——区域“发展极”的功能覆盖下，小城镇发展为都市的速度要快得多。
因此，在一定区域内，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成为都市，只是其中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城镇才能发展成为都市。无论是中国历史上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当代中国小城镇的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是地区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区域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极”的合理关系。
“发展极”作为都市群的主体部分，往往是一定区域最新成果和创新集团的发展区，往往是一个都市群的创新区，经济发展最前沿区，有着某种示范作用，必然会不断地向市场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及新生活方式等，只有小城镇成为大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结构构成部分，区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与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而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结构在区域空间意义上的扩张，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城镇能够成为都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通过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创造“乡下人”走进都市的社会机制，创造抛弃旧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