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中，无一不渗透着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古代汉民族人相信神的存在与力量，他们往往以世俗生活的经验对待、供奉神，赋予神以血肉之躯与情感的形象，并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加以固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世代传承。这一鬼神文化影响着各地区的民俗和社会思维模式，甚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如新春佳节中的桃符对联、年画上的门神、抑或孩童所喜好的压岁燃炮，其一习俗背后依旧是中国人文化根源中的神灵观念。然而，相较于其他国家与民族，中国汉民族在对神的信仰与崇拜背后，又有着些许微妙的不同。
1、 造神
中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那样子的宗教专统时代，因此对来源于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神都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特别是在唐朝，儒释道并行，唐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态度，创造了有利于鬼神文化繁荣的环境。中国人创造了大量的神，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神。
古人造神有三种途径，一是'神'化上古神话中的英雄而造出众多人格神，如盘古、女娲，三皇五帝等；二是敬畏未知的自然现象而造出的自然神，如日神、月神、风伯、雨师、雷公、土地神等；三是为加强宗教的心理补偿功能而造出许多新的人格神灵，成为宗教帝祉，如道教的'三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
从本质上说，人类造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
就中国而言，处于上层的帝王之主需要借神的信仰发挥文化控制的功能，如《明史·礼志三》中朱元璋建国之始，大封城隍时，其对大学士宋濂之言论：'朕立城隍城，使人有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而另一方面，底层民众则需要借神的崇拜作为精神信念的支撑。底层民众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竭尽一生为生计奔波，加之古代教育的垄断使其于精神层面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幻想与希望寄托于信仰与崇拜之中，又从信仰与崇拜之中获取力量，寻求生活之路。
因此尽管民间百姓对神灵献上祭品，进行祭拜活动时，内心是非常虔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虔诚的宗教徒。事实上，多数中国汉民族人信神是有条件的，很少有无条件的信仰。如戏曲《目连救母》中目连的母亲，本来是信佛的，但后来由于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便宣布不信了。
总之，在古代帝王的支持推动下，中华汉民族人共同建构着自己的鬼神文化体系，将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结合为人的心理补偿，补偿人们于现实中匮乏的精神生活，慰藉人们现实中的愤慨与创伤。
2、敬神
中华汉民族勤于祭祀，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敬神祭神的香火终年绵延。各式各样的神的诞辰，都能引得善男信女前往庙宇，献上祭品花果，对之诵经上寿。人们诚惶诚恐地礼佛，请求神的庇佑。
神在中国古人眼里是极其权威的，其神可福可祸的能力致使人们在敬神祭神的过程中有很多规矩和禁忌。如宋范成大《祭灶神》中描绘的宋代祭灶风俗：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对古人来说，灶神的权威在于其决定着一家人的贫贱富贵的命运。他会记下人一年的善恶之行，上报天庭，一旦被告发罪状，便会减寿损命，即'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因此在神上天之前，人们会规规矩矩地供奉好灶神，好吃好喝款待着，好让他们'莫闻''莫嗔''勿复云'。而在敬神的过程中，则有'切不可对灶吟咏及哭，秽言恶语，烧不净柴，禁厌秽物，免至触犯''不可用灶火烧香，谓之伏龙屎'等禁忌。
敬神的规矩和禁忌，可以说是人们信仰和崇拜神的一种行为表现。神的权威在于对福祸的掌控，而人越是对未知福祸有敬畏感，则越是能在敬神行为上体现出繁杂的限制与规定。与其说是敬神的规矩与禁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倒不如说是对神的信仰崇拜制约了人们的思想。正如《占有还是生存》所言：'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
3、戏神
中国汉民族的对神的信仰与崇拜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重大传统节均离不开敬神祭神的活动。但以旁观的态度来审视这些祭祀活动的步骤，便不难发现在中国人虔诚的背后，隐伏着戏神的反动心理。
如在传统阴历二十四的祭灶神习俗中，家家户户要'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大概是想把灶君灌醉就在天庭上报家庭的罪状。此外，还要请灶君吃'胶牙饧'，鲁迅《送灶日漫笔》中有所描写：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中国汉民族戏神的背后，是对神既敬畏又想跳脱出某种权威和束缚的微妙心理。其本质在于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崇拜带有一种功利性目的。如《大唐传载》所载，唐代的一些茶商，'陶为陆羽像，谓之察神'，'有交易则以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有生意的时候就以茶水敬神，没有生意的时候就用热水浇神像，其敬神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
此外，对于中国的女性神更是在虔诚中还隐藏着些许轻薄的戏神心理。中国古代的女性神大都是皮肤嫩白，体态丰盈，宫祥装饰，端丽雍容，符合古代女性的审美标准。如《封神榜》中的女娲圣像，'容貌端丽、瑞彩翩翩，国色天姿，婉然如生；真是如蕊宫仙子临凡，月殿嫦娥下世。'竟使纣王一见，'神魂飘荡，陡起淫心。'
又如《水浒传》中的九天玄女，本是位颇谙军事的女神仙，鸟身人头，但在小说中却被描绘成如一位雍容华贵的后妃：'当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鬓，唇似金朱，自在规模瑞雪体。犹如王母安瑶池，却似嫦娥居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由此可见，就中国汉民族务实性的敬神态度而言，戏神的反动心理恰恰根植于人们对神权威的敬畏，越是敬畏则越是潜藏着叛逆的因子。古代汉民族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神，使得他们将神看作同是有血肉之躯与情感的形象，而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则在使得他们在虔诚中又或多或少带着对神的戏谑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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