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起源甚早,至晚唐大盛,五代黄筌父子取得突出成就,流传至今的黄筌《写生珍禽图》可以看作最早的“鸟类图谱”。徐熙、赵昌、崔白、徽宗赵佶各领风骚,使北宋花鸟画达到巅峰,元、明时期代不乏人,但“图谱”式花鸟画没了踪影。清初耶稣会郎世宁等传教士来华为宫廷服务,把欧洲的图谱方法在清宫院体绘画中发扬光大,留下了诸如“鸽谱”“牡丹谱”“菊谱”等等装为册页形制的系列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既有别于欧洲的科学图谱,也不具备宗教色彩,但康雍乾三朝,“图谱”类绘画的确风靡一时。晚清时期,耶稣会二度来华,在中西科学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新的角色,他们在上海创建了一座被遗忘多年的历史博物馆----上海徐家汇博物院,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Marie Heide 1836-1902)1868年抵达中国,负责建立该博物院。韩神父广泛收集标本,加以整理、研究、发表,用三十多年的余生奉献于这项事业,1902年在上海去世。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对世界范围的动植物进行标本采集和图谱绘制,意图最大程度统计上帝创造的所有物种品类,中国地大物博,经过来华传教士的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上海的徐家汇博物院建设成为“亚洲的大英博物馆”,标本之丰富收藏享誉世界。1877年前后,保利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这套《中国鸟类图谱》绘制完成,整套图谱艺术水准高下有别可以看出是由一个三至四人的团队共同完成的,其中大约百页左右水准最高者应为法国传教士亲绘,其他则很可能是教会土山湾画馆的中国年轻教士们完成的。从内容上可以判断这项图谱并非是临摹作品,而是完全原创针对标本的写生之作,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些鸟类缺乏标本而参照其他更早期已出版的鸟类图谱的可能。在技法上,这套中国鸟类图谱与当时西方的博物志图版并无二致,而迥异于西画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东西画法混合之作---例如郎世宁的宫廷西洋画、广州口岸的贸易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自然史的发展历程中,法国传教士有着最为活跃的身影和最大的影响,阿尔芒.戴维在1869年发现大熊猫,1879年法国传教士发现扬子鳄,而后不久还是法国人发现了滇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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