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

    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后怕了，因为之前杀汉使的西域诸国王，后来基本上都被汉朝的勇士在西域执行了“斩首行动”。在郅支单于准备继续西迁时，康居国的使者到了。

    康居与乌孙接壤，属于游牧行国，乌孙人不断的进攻康居，康居无力对抗，就想着与匈奴结盟以对付乌孙。

    当时，乌孙的小昆弥是乌就屠，大昆弥是星靡，叔侄关系。但是关系不好，常有内斗，为草场，为属民。总的来说，汉朝支持大昆弥多于小昆弥。

    星靡是解忧公主的孙子，性格软弱，时任西域都护的韩宣曾建议罢免星靡，任命星靡的叔叔大乐为大昆弥，大乐是解忧公主的第三子，时为乌孙大将。宣帝时代提过，元帝时代也提过。

    为了避免造成乌孙内乱，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朝廷采纳。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汉元帝刘奭的性格也属于温顺敦厚之人。宣帝时代，父子曾有过一段关于治国的对话。当时，太子刘奭认为父亲刘询重法轻儒，就劝多提拔儒学人才。宣帝刘询听后，脸色突变，气恼地训斥太子刘奭道：汉王朝以王、霸之道相辅治国，不能重儒轻法，那些儒生凡事不切实际，习惯于以古说今，借古讽今，总强调今不如昔。搞不清“名”“实”之分，怎么能赋于重任？气怒之余，长叹一声，骂道：毁我汉家基业的就是你小子了！这之后，宣帝曾打算改立性格与自己相似的次子淮南王刘钦为太子。但念患难之妻许平君的旧情，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都护韩宣关于罢黜星靡的奏折其实是揭了汉宣帝刘询和汉元帝刘奭的伤疤，所以，两代君主都未同意。

    从史料记载的事件分析，大昆弥属地距西域都护和康居国近，都护府在南，康居在西，而小昆弥属地距郅支单于近。也就是说，小昆弥属地夹于郅支与大昆弥之间。小昆弥属地也与康居有所接壤。

    乌孙大、小昆弥与康居的关系都很紧张，三者之间，时有争斗。

    康居国王与贵族为此很焦虑，于是就想联合郅支单于共同对抗乌孙的大、小昆弥。计划是迎郅支单于至康居国以东，用匈奴的势力阻挡乌孙。当时，郅支单于的北匈奴算是“鸠占鹊巢”，在坚昆的领地。这个计划对于郅支单于来说是送上门的好事。于是，盛大的宴会之后，郅支单于率本部向康居国开进。时值冬季，迁徙途中冻、饿、病、逃了不少，到达康居境内时，郅支单于的人马大减。

    郅支单于的到来，康居国王很高兴。为了加深感情，送给郅支单于驴马骡驼牛羊，帮助匈奴人恢复生产。之后，北匈奴与康居“换亲”。郅支单于娶康居国王的女儿，康居国王娶了郅支单于的女儿。互为女婿和老丈人。这种“和亲”方式在中原地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乱伦事件。至此，北匈奴与康居的联军不断地攻击乌孙，抢掠财产、牲畜、人口。乌孙曾一度无力反击。   

    呼韩邪单于的部落在塞外几年，得以休息生息，势力不断壮大。这些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回到匈奴王庭所在地，因怕郅支单于反攻，就在河套地区的汉匈边境地带游牧。那一带的黄羊、野兔之类野生动物让匈奴人连年捕捉几乎绝迹，北匈奴已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听说郅支单于率部落已远至康居，南匈奴的贵族就劝呼韩邪单于返回匈奴故地。

    既然已送回了郅支单于的侍子，为了显示汉王朝一视同仁对待南北匈奴单于，于是，在谷吉出使的第二年，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来长安觐见时，汉元帝刘奭决定也送还呼韩邪单于在长安的侍子。

汉使谷吉一去不返，汉王朝觉得凶多吉少，多次派人打探司马卫谷吉使团的下落。并发文呼韩邪单于协助打探。

卫司马谷吉出使要途经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领地，路线也就是进入现在的蒙古草原，然后向西到达阿尔泰山所处的西域地带。

后来就有从郅支单于部落逃回投降的北匈奴人告诉汉朝受降官员：谷吉一行汉使已被郅支单于所杀。

    送呼韩邪单于侍子的是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

    张猛是张骞的孙子，有匈奴血统，长安长大，师从光禄勋周堪，当时已是元帝时代的重臣。光禄大夫主要负责朝议，属于皇帝身边重要的参政。

    到达匈奴后，韩昌、张猛又多次打听谷吉的下落，并确认谷吉已捐躯西域。而此时，呼韩邪单于已决定北返匈奴故地。

    韩昌与张猛担心呼韩邪单于北返，势力壮大后，脱离汉的管辖，再次危害边境。于是两人决定与呼韩邪单于歃血为盟。

    这一幕是这样的，在匈奴地诺水之东的一座山上，杀白马，取其血，融于酒。呼韩邪单于将镶金的宝刀置于血酒中，然后用留犁（金质的汤勺）搅匀，舀出血酒，盛于百年历史的月氏王头所做的酒碗中，然后向天盟誓，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代不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互通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谴责。世代子孙遵此盟。”

然后依序饮下血酒。

    盟誓这种仪式，是一种契约，但似乎只能约束弱者，从不约束强者。

    刘邦曾与诸侯“白马之盟”，两条，一是国以永存，施及苗裔，意思是只要汉帝国存在，盟誓者的后代永保荣华富贵。二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意思是非刘姓不能封王，无军功不得封侯。但是刘邦坐稳江山后，誓言就成了谎言。吕后当政时，当年盟誓的诸侯多半被杀，而且大封无功无绩的吕氏家族成员为王为侯。

    韩昌、张猛确实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才做此事。回到长安后，也将此事向汉元帝及朝臣进行了报告。但，很多时候，好人未必有好报。朝中位居高官者善于用舌头解决问题，纷份指责韩昌、张猛擅自行事，拿汉朝世代子孙的未来与匈奴人赌咒立盟。何况，匈奴人已臣服强汉，即使回到漠北，也对汉不构成威胁。言外之意，如果汉朝这边未做周到，匈奴就可以向上天诅咒汉朝，使中原蒙辱受灾。

    众官员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治罪，韩昌与张猛出使匈奴，办事不妥，有损国威，犯“不道”之罪。“大逆”与“不道”都是“十恶”的罪责，赦天下时，“十恶不赦”。汉律：杀一家三口的罪就是“不道”。这明显要置韩昌、张猛于死地。

    二是解除盟约，派使者去匈奴找到呼韩邪单于，再一起去盟誓的诺水东山，祷告上天，取消盟誓。

为什么原本是一件好坏，会有这种结果。因为当时宦官石显把持着朝政。对正直的官员周堪、张猛等人恨之入骨。刚好那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发出青光，石显跟外戚许、史两大家族，坚持这就是周堪、张猛等人当权引发的天变。

石显的岗位是中书令，就是司马迁受腐刑之后的位置。相当于皇帝身边秘书长的角色，大臣的奏折要先经过中书令分类呈报。当年司马迁接到朋友任安的信，请司马迁利用这个岗位之便多给国家举荐人才，而司马迁认为他的工作不是举荐褒贬官员，只是皇帝身边的文书，且受刑之人不便多言。但这个石显可是将这个岗位职权利用的淋漓尽致、登峰造极。构陷官员、打击报复、谄言媚语无所不能。可见人品是为官的基本要素，即便是宦官，可见任何一个官位都可能祸国殃民。就这么个宦官逼害而死的高官极多，包括元帝的老师、辅政大臣萧望之。官场多有左右逢缘之人。石显得到皇帝的宠信，自然一群没骨头的文官就跟着他摇旗呐喊。

好在汉元帝还不算一个昏君，对韩昌、张猛盟誓之事，并未深究，只是作罚款处理。交钱赎罪。也不解除与匈奴的盟约。这便是刘奭所把握的中庸之道。但当年，在石显等人的构陷下，周堪、张猛被贬出京城，三年后，周堪病故，再次回京任职的张猛还是被构陷，为了保持士大夫的气节自杀。

呼韩邪单于回到匈奴故地后，匈奴人逐渐归附，匈奴汗国安定下来。

可是，引狼入室的康居国遭殃了。因为借康居兵压制了乌孙，郅支单于在康居立住了脚，骄气不可一世。这时候康居王后悔不已。开始疏远匈奴人。

郅支单于性格特点，一是气量小，二是脾气大，看出康居王的不满，于是，把嫁给自己当妃子的康居王的女儿杀了解气。此外，多次斩杀康居国的高级官员、贵族、百姓，多达数百人，且手段残忍。将人肢解后，直接抛到赖水中，连个全尸都不留。并抓捕康居人为他兴建单于城，每天征发500人，历时二年，单于城方才建成。又派出使者前往奄蔡国、大宛国强迫进贡，邻近的西域诸国苦不堪言。

对于汉朝，郅支单于还不敢得罪，西域都护管理的天山以南诸国相对安全，没有受到北匈奴的盘剥。汉朝前后派出三次使节，寻找谷吉的下落，郅支单于对汉使百般侮辱，对元帝的诏书，嗤之以鼻。且使出两面性的伎俩，通过西域都护上书汉元帝称：西域环境困苦，愿意归降中国，听从调遣，而且还打算送侍子去长安等等，这也许是郅支的缓兵之策。

《史记》中，司马迁写下这样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谷吉捐躯西域第十年时，西域都护是甘延寿，副手叫陈汤。

陈汤没有忘记谷吉的死，在为谷吉报仇之后，甘延寿、陈汤下写的奏折，至今都让中国人豪气冲天，荡气回肠：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于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