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忍耐”中丧失东三省得到的是“李顿调查团”的一纸空文，而国联对日本的公开挑衅除了抗议和谴责外，只能摊开双手对中国政府无奈的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救自己，但要救“自己”是需要庞大的组织机构和政治理想做为前提的。 “9.18”事变之后，东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春夏，义勇军发展迅速，人数最多时达30万之众。1931年11月，设在北平的东北社会名流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分散在东北各地的救国军、自卫军统一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并将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支队长，派出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军队的管理是严密的等级流程，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以达到作战目标的过程，管理中纪律和执行力尤为重要，一腔热血的管理方式极容易让一支部队走入死胡同。轰轰烈烈的义勇军由于在组织领导上存在很多问题，以至日本军队采用个个击破的方式，在一年的时间就将这支部队分片瓦解。 我们今天，作为事后诸葛，可以对义勇军的失败做一个完整总结，而不用去承担历史责任，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当初义勇军的生存现状和国家的现状，无法了解深层次的问题。日军绞杀义勇军的部队并不多，也就5个师团和一个铁道守备队，兵力不过5万人，所利用的伪军3万人左右，并没有采用后来对付抗联那类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的残酷手段。但用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器的意志去对付一群以自发为主的民众力量来说，日军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一支军队失去国家的支持时，其作战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义勇军的主力是原东北军的省防军，省防军本身就是东北军中的二流部队，人员复杂，加之番号取消后，供给成为了困难，东北军的将领其行动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对日准则为标准的，一面抗战，一面保存实力，也将希望寄托与“国联”的裁决。江桥抗战时，马占山的通电中曾说：“日军攻击江省，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苏炳文在撤离东北时的电文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尽”。
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在军事上采用保守的阵地战，为了能得到有效的补给，义勇军主要的攻击目标还是以城市为主，过分的暴露实力。收编的胡匪，进入县城后，无纪律约束，将百姓的马匹抢光，见到行人强换鞋帽，甚至强拉妇女成婚。甚至，许多地方民众一听义勇军来了，整村逃避一空。
各部义勇军之间，不能相互配合，没有统一的指挥，相互掣肘，马占山江桥抗战时，李杜、丁超等部按兵不动，而哈尔滨保卫战时，兵员损失惨重的马占山部队成为日、伪军“围城打援”的目标。甚至义勇军之间常有相互火拼，遇到杨靖宇和赵尚志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还继续围攻。
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抗日烽火历经一年有余被扑灭了，但国难当头，这些义勇军志士的爱国热情应该记录下来。当时的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四处割据，国、共两党对立，未形成统一抗战的共识，义勇军在组织、军需、枪弹、纪律等诸多方面的缺失，造成义勇军未形成统一指挥的军事集团，这应该是义勇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义勇军的失败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坚持14年的游击战和8年抗战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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