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存在未必一定合理,事实上,那种氛围中成长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识读并无进步,目前社会的所谓国学水平,在常识层面上,我敢说还不如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因为当时在国家的精心组织下,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比较多,也比较可靠,有兴趣者倒还能通过自学打下一点基础,出版商业化后便每况愈下了,连可靠的常识也不甚易求。最近出了一套“文化纠错丛书”,其中有《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中国最易读错的字》、《中国人最易误读误用的成语》等等,编者的意思就是要用以纠正误称“令尊”为“家父”,把外文中的“孟子”回译成“孟休斯”之类的低级错误。我觉得,对于传统文化,这才是最该做的事情,提倡国学、儒学者,最应该补上的恐怕还是这类常识。于丹的《〈论语〉心得》固然讲得动听,但读者如果不拿杨伯峻《论语译注》之类打打底,也是难免要被误导的。
章培恒尊崇鲁迅,对曾与鲁迅交恶的顾颉刚很不以为然,他在访谈中提及一事:顾颉刚读到清人文章有说曹寅“会董织造驻吾吴”,先是报告胡适,说这位董织造是曹寅的后任。后来翻书查不到此人,直到看到叶燮集子里有“董治上方会服之事”一句,才恍然大悟“董织造”的“董”“莫非是个动词,不是姓”。顾颉刚在70年代初甚至主持校点过二十四史,现在来说,自然是“国学大师”了,他读近世文言文尚且要闹这样的笑话,我想现今的后学者,还有底气来妄谈国学吗?喜欢传统文化的,还是以平常心读点注解可靠的古诗文,以增加常识,提高自己的文化语言修养,如此而已,岂能另有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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