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当代文学,要说标准丧失也不尽然,所谓“汉学化”就未尝不被当成一个“标准”。若问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向哪里看齐?哪些研究主导着现当代文学的“话语生产”?在一些学者那里,恐怕就是海外汉学。这不是很正常的。现当代文学本来是很鲜活的学问,与现实密切关联,但现在似乎太过强调研究立场的超然了。许多文章都把本来很鲜活的文学现象硬是作为干巴巴的“知识”来“考古”,强调所谓“价值中立”,远离文学审美分析,主要对研究对象的形成做社会的、文化逻辑的阐释,这样的论作可能显得别致,毕竟又是隔岸观火,无关痛痒。这种趋向就跟外来影响有关,是对海外汉学经验的生吞活剥,一味模仿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思路,盲目地以汉学的成绩作为研究的标尺,失去自己的学术根基。我们可以把这种盲目性称为“汉学心态”。
毫无疑问,海外汉学有其优长,也有许多坚实而有创意的著述,而且现代文学研究的复苏也曾得益于汉学的“刺激”;然而汉学家,包括许多生活在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华裔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理路与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并不可取。现在常常读到“仿汉学”的文章,乍看别致新鲜,也可能开启思路,但仔细琢磨,总觉得缺少必要的历史感与分寸感,也就是学问上的“隔”吧。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汉学价值的意思,我们对
于海外汉学的研究还很不够,适当吸纳消化肯定会有所获益,只是担心盲目跟进的“汉学心态”会助长“隔岸观火”的路数,失去
学术研究的标准与活力,到头来销蚀了我们自身的研究。
说到心态,总是跟学术生态密切相关。标准混乱助长了不良学风,学风浮泛又制造大量学术泡沫,学术生态就被破坏了。现在每年出版发表的论著很多,报刊上借学术“做秀”的也不少,然而真正有学术推进意义,能够引起学界关注的论作又有多少?人文学科是要讲积累、讲“知识增量”的,但现在学术“
消费”更受重视,甚至只求消费,不讲积累了。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些学者仍然是在认真做学问的,他们发现某些问题,花费长时间扎扎实实的功夫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大量“短平快”的学术泡沫却马上充斥其左右,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反而给淹没了,治学心态也破坏了。到书店看看,书出得那么多,相当一部分是出版社“策划”出来的,五光十色,似乎题目都给“做尽”了,可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有多少?这就是所谓学术生态问题。杂草稗子疯长,庄稼需要的生长空间和阳光水分就被挤占了。
现代文学的学术泡沫化、平面化,跟学术生产的体制不无关系。现在要在书桌前静坐下来并不容易,各式各样会议活动太多,评什么博士点呀、重点学科呀、基地呀、优秀课程呀,还有这个奖那个奖,这个人才那个人才,真是目迷五色,应接不暇。也许初衷都是为了促进竞争与发展,现在教育和科研的规模大了,有些量化管理手段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如果一刀切,用理科的规范来约束人文学科,学术评价主要靠指标量化,那能不伤害学术?尤其是跟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职称和岗位等级评定,也都主要计算项目成果的多寡,结果这些评比就是指挥棒,大家都疲于奔命去完成学术定量,被所谓“创新”的要求所追赶,泡沫就大量涌现了。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因为泡沫化、平面化已经消释了学术的庄严,败坏了做学问的感觉。我们有责任抵制不良学风,改善学术生态,但也要有思想准备,这种状况短时期是难于好转的。‘只有充分估计并正视这种情况,才能拥有承担意识,尽量减少和排除困扰。
前辈学者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要求放到现在似乎有些苛严,不容易做到,但这种精神还应当“心向往之”:学习和研究现代文学也好,做其他学问也好,当然也会有实际的打算,比如通过答辩取得学位,或者为了提升职称,为了评奖评博士点,等等,不考虑也不行。特别是青年学者,要站住脚跟,不能不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行事,必要的“损耗”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学问中人还会珍惜那治学的“过程”,尽可能优游浸渍其间,通过完整的学术训练或著述过程能体验做学问的感觉,即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以发扬”,也就是培养起一种学术的尊严感,一种认真、求实和追求真理的心志与涵养,让生命充实,人生的境界提升。总之,不把学问看得太重,动不动就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也不看得太实际,免得完全陷于利禄之桎梏。这样,对时代转型和学科的“边缘化”就能保持一份清醒,也就能更好地摆脱困扰。
二 再谈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
接下来再谈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这也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构成困扰的问题。两三年前我曾就此发表过文章,想不到几年过去了,又重新引起讨论,这里虽是旧话重提,却也希望有更认真的探讨。
我当初提出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并非如一些论者所猜想的就是要回归“
纯文学”的理想。其实我对所谓“纯文学”并不欣赏,特别是当今文坛在市场化推进下日益陷于媚俗、玩世、虚无的泥潭,所谓“纯文学”的呼唤容易给人以小
市民犬儒主义的错觉。我也并非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脱离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因素”的考察,更无意非此即彼,把文学史与思想史对立起来。我只是提醒认真反思当今文学研究中的偏至现象。这种偏至在改变着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格局,带来某些负面的东西。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出现了某些不太正常的情况。不少学者抱怨学科“拥挤”,纷纷改换门庭,要走出学科。许多文学研究的文章其实“文学味”很少,满眼都是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概念。而到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感觉就如同是在哲学系、历史系或者社会学系,学生最热情谈论的不再是文学,而是政治、哲学、文化,甚至经济学。每年的文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大都往思想史靠拢,即使有一点文学,也成了填充思想史的材料。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在受到“思想史热”潮流的冲击,逐渐失去它立足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