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检查点抑制剂和过继细胞疗法在内的癌症免疫疗法可操纵免疫系统识别并攻击癌细胞。 这些疗法具有在多种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中诱导持久应答的潜力，因此已经改变了多种肿瘤的治疗方法。 癌症免疫疗法根据其作用机理，导致独特的毒性谱不同于其他癌症疗法。这些毒性通常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其中包括类固醇和免疫调节疗法，并且已经发布了共识性指南。
2020年1月16日，Lucy Boyce Kennedy等人在顶级神刊CA（IF=223）在线发表题为“A review of cancer immunotherapy toxicity”的综述文章，这篇综述将集中于检查点抑制剂（CTLA-4/PD-1）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如CAR-T)的毒性，包括病理生理学，诊断和治疗。
免疫系统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检测和根除癌细胞。这些途径可以防止恶性肿瘤的发展，但也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选择，从而避免宿主的免疫反应。癌症免疫编辑的概念突显了免疫系统在防止肿瘤生长的同时发挥双重作用，同时也塑造了肿瘤的免疫原性，它描述了肿瘤发展的过程，它涉及三个步骤：消除，平衡和逃逸。在消除阶段，宿主的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系统识别并响应肿瘤特异性抗原。一些肿瘤细胞存活下来并进入平衡期，在此期间，适应性免疫系统阻止肿瘤的完全生长，但对其余恶性克隆施加选择性压力。当肿瘤细胞对抗肿瘤免疫反应产生抵抗力时，它们就会逃逸。已经描述了多种机制来解释这种逃逸的演变，包括抗原的改变或丢失，细胞因子表达的操纵以及免疫检查点蛋白的上调。
基于对肿瘤逃逸机制的研究而开发的癌症免疫疗法可操纵免疫系统，以重新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并克服肿瘤逃逸的途径。癌症免疫疗法的早期方法靶向细胞因子来影响免疫细胞功能。例如，大剂量白介素2（IL-2）和干扰素（IFN）α-2b会导致多种下游效应，并已被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和肾细胞癌（RCC）。随后对免疫系统进行了研究，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过继性细胞疗法，溶瘤病毒和癌症疫苗。
免疫疗法改变了多种实体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方式，但具有独特的毒性特征，其毒性随免疫疗法的类型而异，并且与特定的作用机制有关。细胞因子（例如大剂量IL-2）会导致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受到多个下游影响，进而导致毛细血管渗漏和败血症样综合征。在严重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多器官衰竭，这在历史上一直限制了细胞因子治疗的临床应用。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包括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的抗体及其配体PD‐L1会抑制T细胞抗肿瘤功能，从而导致明显的器官特异性炎症副作用。
另一种免疫疗法是对患者T细胞进行体外修饰以产生特异性抗肿瘤药。具有反应性的过程，称为过继细胞疗法。例如，被设计用来识别肿瘤相关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被用于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并且正在多种实体瘤类型中进行研究。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CAR-T毒性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ICANS。由于这些毒性，使用癌症免疫疗法进行治疗需要严密监测，毒性通常需要进行特殊管理。随着免疫疗法在癌症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针对ICI和CAR-T毒性管理的指南也已制定。
在这篇综述中，研究人员讨论了与癌症免疫疗法相关的毒性的病理生理学，表现，诊断和管理。
总的来说，包括ICI和CAR-T在内的癌症免疫疗法已经改变了多种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临床试验继续扩大这些疗法的适应症，并探索利用免疫系统治疗癌症的新方法。免疫疗法的临床应用不断增长，突显了认识和管理其独特的毒性特征的重要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开发风险分层模型并表征导致毒性的病理生理学，这将改善当前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毒性管理的基石通常是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并且正在进行的研究正在评估免疫抑制对抗肿瘤功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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