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充满美学张力。
但是，如今的中学语文课堂对这篇文章有许多误读。嘲笑孔乙己的究竟是谁？鲁迅想批判的就是孔乙己吗？让我们跟随江苏南京的姚舜禹老师走进文本，理解鲁迅的讽刺之意和深切反思。
《孔乙己》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处于思想容量膨胀期的鲁迅经由对文化、传统、时代、历史的进一步思考，在芥川龙之介《毛利先生》的直接启发下，创作了这一凝聚着复杂思想和充盈着美学张力的经典作品。然而，如今的中学语文课堂对《孔乙己》存在诸多误读，教师或抽离历史语境，仅凭自身对于文本的表层认识，将孔乙己的形象简化为“应被批判的、深受封建科举制度荼毒的迂腐童生”，或直接引用孙伏园的叙述——“《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在对这种自我的、预设的解读的认同下，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嘲笑孔乙己的到底是谁？从文本的叙述话语来看，以“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类反问式话语攻讦孔乙己的人，不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修养的长衫主顾，而恰是缺乏教育、修养较差的“短衣帮”。那么，由此便又引发一个问题：“短衣帮”对于孔乙己的嘲笑能够成为批判孔乙己的有力证据吗？或者说，鲁迅是要通过“短衣帮”去完成对孔乙己的批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短衣帮”而言，他们对于孔乙己的嘲笑与讽刺存在两处硬伤。其一，逻辑的荒谬。相比于“原来也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懂得“茴”字四样写法的孔乙己而言，以做工为生的“短衣帮”无疑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并且缺乏教养的。他们嘲讽孔乙己的逻辑起点是：“我自己没有文化，你说你有文化，但你不能进学，所以你的文化没有用处，还不如出卖体力的我。”这正如乞丐去嘲笑一心向学却不幸名落孙山的寒门学子一样荒谬。此外，文中还写道：“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这里的“别人”当然不可能是指“长衫主顾”，显然是指要亲眼看着黄酒没有羼水的“短衣帮”，也就是说“短衣帮”试图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批判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自身却非道德的完人，即这种对于道德制高点的占据是一种“空想”。由此可见，这种批判并无信度与力度可言。其二，自身的卑劣。除去之前所言的荒谬与空想，“短衣帮”自身的卑劣还体现在精神的极度萎缩。文中写到“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那么“这么过”是“怎么过”？作为鲁迅笔下“帮闲”群像的典型代表，基于文本我们可以把“短衣帮”的行动事件归纳为以下三件：出卖劳动力做工糊口，花钱买酒菜满足口腹之欲，对孔乙己进行嘲讽。二十世纪初期剧烈的时代转换使得国民正常的精神气象悉数丧失，人性的沉沦、冷漠与隔膜在内忧外患的侵扰以及传统文化的断裂中明显突出。“短衣帮”的可悲之处在于，个人的缺乏教育与忙于谋生、时代重压的接踵而至遮蔽了他们的内在视域，使之变得极度萎缩，他们从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所以嘲讽孔乙己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唯一来源，而没有这一精神活动，于他们也无伤。综上两点，“短衣帮”对于孔乙己的嘲讽因逻辑缺陷、自身卑劣而无法成为批判孔乙己的有力证据。既然鲁迅不是要通过“短衣帮”的嘲讽完成对孔乙己的批判，那么呈示这样叙述话语的意图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乙己》像鲁迅前期其他小说作品一样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但其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从十二岁起”这样的时间标定扩充了由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带来的思想容量。一方面，童年视角淡化了冲突、拉远了“我”与事件的距离，使得“短衣帮嘲讽孔乙己，孔乙己回击”这一事件直观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另一方面，悬置的成人视角又为进一步的深入反思提供了可能。“短衣帮”嘲讽孔乙己的情节看似不符合文本逻辑，但鲁迅就是要通过这一形式（“短衣帮”的嘲讽）与内容（“短衣帮”嘲讽的逻辑缺陷）的张力构成反讽；也就是说，在这对矛盾之内，相比于落魄的孔乙己，鲁迅真正要讽刺的是不学无术却妄自尊大的“短衣帮”。而深层的反省往往是潜藏于反思之下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路。”鲁迅在《孔乙己》中熔铸了对“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压迫下，知识分子应依据什么生存”这一问题的深切反省，并希望能够振聋发聩。其反思之深入复杂，并非一句“批判旧文人，批判科举制”能够概括的。
（改编自2019年8月《语文建设》中学版文章《〈孔乙己〉中被忽视的两个问题——孔乙己形象再解读》，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姚舜禹；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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