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8年，重庆钓鱼城，南宋守将王立，打开城门，向蒙古人投降。
元军打了36年，才将堡垒吞下，按照蒙古人的尿性，必然会屠城。
然而蒙古人没有杀一人。
百姓能安然存活，得益于王立的周旋，是一场平等谈判后的结果。
不过，王立的人生并未因此受益，投降之后，命运几经颠簸，从授职封官，到最终被赐死，结局与文天祥并无本质不同。
不同的是，文天祥是作为俘虏被杀，而王立是作为降将被杀。
文天祥死于不仕元廷的气节，而“贰臣”王立，作为全活一城百姓且一度被元廷接纳的大将，为何又最终死于非命？
1276年，忽必烈派遣大军进攻四川和重庆，并在掌管军事的枢密院之下，又分东西行枢密院，以合丹、阔里吉思领东院，主攻王立坚守的钓鱼山，以不花、李德辉领西院，主攻重庆。
两院合攻，两年后，坚守36年的钓鱼城军民，开城投降。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并未向主攻钓鱼城的东枢密院投降，而是转降了攻占重庆的西院。
钓鱼城之战油画
其间，西枢密院副使李德辉引导了这一投降进程。
李德辉是通州潞县人，此时担任元安西王、忽必烈之子忙哥剌的王相，主攻重庆的他，原无机会参与钓鱼城之战的事务。然而某一天李德辉抓获了王立派去成都的十二名情报人员，这让李德辉看到了劝降、邀功的机会：
既而合州（今重庆合川，此处指王立）遣李兴、张却十二人诇事成都，皆获之，释不杀，复为书纵归，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而辞益剀切。
李德辉不光放了12名俘虏，还写信劝降王立，“辞益恳切”。
在钓鱼城中抗击蒙元多年的王立，此时亦有降心，然而，“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与主攻钓鱼城的东枢密院有夙怨，担心投降之后被杀，所以，“即使兴等导帅干杨獬怀蜡书，间至成都降”，约定不杀城中一人，便将降书交给了与钓鱼城之战八竿子打不着的西枢密院，即李德辉手中。
李德辉不费吹灰之力，攫取了本属于东枢密院的功劳。
王立与李德辉达成的投降共识为何又快又好？除了约定不杀一人外，另一原因便是与主攻钓鱼城的东枢密院人有夙怨。
统领东院的合丹、阔里吉思，是元蒙哥汗的旧部，“行东川院者则宪宗带御器械哈丹、库哩济苏二人”，钓鱼城是他们的伤心之地，1259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围攻钓鱼城，最终死于城下。
更让王立担心的是，“东川枢府，犹故将也”，钓鱼城下俱是长期以来跟随蒙哥汗围攻的蒙古士兵。
可以说，面对东院，投降也好，被攻下也好，王立总是逃不了要被诛杀以报仇雪恨的命运。
歌剧《钓鱼城》，右一为王立
几经权衡，王立向更为温和的李德辉投降，起码能获得一线生机。
而李德辉这一边，至元十三年“辛酉，安西王相府请颁诏招合州张钰，不从，”亦早有招降王立的意思。
这次，二人一拍即合。
西院争功、仇人没死，看在眼里的东院，能咽得下这口气？合丹、阔里吉思等将领，很快将此事上报枢密院，状告李德辉“争功”，而王立“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蒙哥汗），宜杀之。”并立即将其“下长安狱”。
前线战事正酣，将领不宜内讧，考虑到这一点，枢密院接东院奏报后，立即告知忽必烈。
忽必烈自然知道东院将领的用意，但面对这个特殊敌城的守将，想必也是犹豫不定，恰在此时，一支“暗箭”，飞向王立。
原南宋大臣李谅向忽必烈揭发王立，“讼立前杀其妻子，有其财物”，王立杀了李谅的妻子，并占有其财物，这让忽必烈顿感王立不仅同蒙元有仇，在宋人中亦声誉不佳，于是当机立断，“遂诏杀立，籍其家赀偿谅。”
朝廷说要杀王立，李德辉震惊了，便向当时远在六盘山、他的主子安西王请示。
安西王忙哥剌是忽必烈第三子，至元九年或十年封王，驻于六盘山，在各种史料中，忙哥剌被塑造为一位有才干的皇子形象，据马可波罗说，“此忙哥剌善治其国，颇受人民爱戴”。
忙哥剌在诸王中的地位十分特殊，“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他还有节制方面的军政大权。
收到奏报后，安西王可能与王立达成协议，由他出面确保其安全，当忽必烈的处决敕书来到时，安西王以自己的权力阻止了长安狱对王立的行刑。
当然，整个事件中，安西王本人一直远在六盘山，处理此事的应是安西王集团的成员。
安西王能得手，说明皇帝敕书与安西王之教在川渝地区具有同样的权威，足见其权力之盛。
有学者认为忙哥剌怀有政治野心，若这一观点成立，“王立事件”表面上看是东西行枢密院在争功，实际上可能是忙哥剌与其父角力。
忽必烈看到了安西王的政治力量，便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安西王。
虽然王立暂免一死，但毕竟没有获忽必烈旨意赦免，安全还不够保险。
安西王府遂派官员吕前往大都，为王立做“无罪辩护”，几经辗转，找到了一位蒙古化的汉人——贺仁杰。
贺氏深受忽必烈信任，无疑是最佳人选。
而此时，忽必烈对于杀王立一事并未下定决心，之前的诏令，更多是出于情急。
当时，忽必烈迫切想结束西南地区的战事，巴蜀战事正紧，前线将领竟然越权争功，“上怒”，遂连续向长安狱发出三道诛杀王立的命令。
忽必烈
与其说这是忽必烈因王立而大怒，不如说是皇帝变向地严厉警告老部下李德辉，何况，若贸然杀掉王立，则不仅可能使已到手的钓鱼城再次起兵抗元，还会坚定其他尚未投降的宋军将领不降的决心。
想到这里，忽必烈杀王立之心有所动摇，然而处死的诏书已经发出，若再改动，无疑又宣布自己食言。
皇帝有赦免之心，只是需要一个台阶。
贺仁杰带来的“无罪辩护”，就是一个大台阶。
据贺仁杰墓志铭，安西王方面的说辞是，“立若诛，则钓鱼人皆当为俘虏。”
换言之，王立一旦出事，后果恐难以预料。
这一判断正中忽必烈下怀。于是，皇帝立即召枢密院官员加以斥责：“汝等以人命为戏耶！今召王立，立生则已，死则汝等亦从之。”赦免了王立。
最终，王立来到大都，谋了一个官，似能善终。然而，历史给他开了个大玩笑，1301年，忽必烈的继任者——元成宗将他赐死。
王立降元时年仅28岁，赐死时是50岁，立于元廷二十二载，为何在这时横遭惨祸？
笔者暂未发现说明这一原因的直接史料，但不妨据当时的形势，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1301年，元成宗治下的元朝，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西北战事大捷，多年与元朝为敌的海都去世；
二是年初，段丑厮鼓动百姓反元，后被处斩；
三是西南土官起兵抗元。
后两件事虽然均被朝廷镇压，但元成宗开始非常担忧西南地区，当时反元力量依旧存在，包括王立在内的南宋降臣，自然也会招来猜疑。
元廷担心的是，这些人一旦被反元势力拥戴，即使并不会真正参与其中，但在百姓中的影响力却足以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
偏偏在这个时候，昔日钓鱼城末代守将王立上表辞官。
对于一个武官来说，50岁仍是壮年，其长于武略，又曾担任抗元名城的守将，一旦在不稳的西南地区生事，灾难性后果难以估量。
面对这样一位敏感人物，辞官的举动，让皇帝起了疑心，为维护稳定，赐死他，最为保险。
而此时，那位愿意保王立安全的安西王集团，经忽必烈打压（忙哥剌在钓鱼城投降后不久突然去世，死因不明，一说为“尝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已经势残力败，元成宗动起手来，更是毫无顾忌。
王立之死，让人想起南宋另一名俘虏——文天祥之死。
作为俘虏的文天祥，忽必烈屡次劝降，未果，遂死于刑场，王立则是文天祥死后18年，以“贰臣”、降将的身份丧命。
王立之生，生于元廷内部的政治角力，王立之死，某种意义上说，死于其南宋降臣的身份以及抗蒙的经历。
这些“人生”资本，放在元廷，可以是笼络人心的样本，也可以是政治隐患，而其在错误的时间辞官，更扩张了“隐患”的版图。
与文天祥相比，全活一城百姓的王立，选择了一条在宋人看来最为不可取的投降之路，并没有在后世留下赞誉。
文天祥为气节而死的光芒掩盖了王立之功，他对忽必烈的态度及其死亡，成了后人内心判断彼时南宋臣民对待元廷的样本，乃至政治正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