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在争夺辽东与迁都平壤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摆脱中原政权控制的欲望，并且对此类政权的正统地位产生了怀疑。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南北对峙的时期，期间南北互称索虏、岛夷，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观、正统观已然被颠覆。何志虎就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西晋有过 20年的统一之外，我国处于割据时期。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大为不同，没有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中国的词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意义”。而这产生的复杂意义就是单一中国观的沦丧与二元中国观的兴起。当时分治南北的北魏与南朝政权均以中国正统自居，这也就是二元中国观的具体表现。高句丽作为长期臣属于汉王朝的属国，自会对中原政权的正统性格外关注。
高句丽攻取辽东、迁都平壤后，其开始奉行对南北二朝平行朝贡的策略。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高句丽对南北双方的朝贡态度、时间等存在时间上的异位。即高句丽早期对南朝亲近，对北魏疏远；后期则对北魏亲近，对南朝疏远。如果单从数据上看，高句丽对南北二朝的朝贡次数，确实存在着某一时期的此消彼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在高句丽亲近北魏时期，其与南朝政权也保持了密切来往。北魏孝文帝时，高句丽长寿王就曾派遣使者朝见南齐，被北魏拦截于光州。孝文帝为此痛斥高句丽，“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北魏认为高句丽不守藩臣之义，恰恰是高句丽外交的真实反映。高句丽向南北二朝分别朝贡，实则反映了高句丽在此时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一元中国观，不再承认某一政权的唯一正统地位。既然天下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权威，高句丽如何定位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笔者认为，高句丽在迁都平壤之后，在依旧承认大中国观念的同时，也开始构建自身的小中国势力范围。高句丽承认大中国观念，具体的行动表现就是向南北二朝分别朝贡。高句丽构建小中国意识，具体的行动表现为确立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高于其他国家的独霸地位。
高句丽所建立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百济、新罗、契丹、扶余、靺鞨，也包括辽西地区的北燕政权。在这个势力范围内，高句丽不允许任何势力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换句话说，在东北亚各国、各民族普遍承认（或单独承认）南北二朝的正统地位下，高句丽希冀在东北亚获得一种超然于中国藩属之外的政治地位。以北燕政权为例，高句丽一直将北燕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以控制。在北燕建国之初，高句丽就派遣使团，用“且叙宗族”的方式，拉近北燕与高句丽的关系。
在北燕亡国在即之时，高句丽竟出动数万人护送北燕国主冯弘东归。而这次行动不单单是冯弘个人的逃亡行动，反而具有举国迁徙的意义。史书记载，“五月，燕王率龙城见户东徙，焚宫殿，火一旬不灭。令妇人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居外，葛卢、孟光帅骑殿后，方轨而进，前后八十余里”。为此，高句丽是冒着与北魏开战的风险而进行的。高句丽方面拒不向北魏交出冯弘，一度让两国边境局势剑拔弩张，“世祖怒，欲往讨之，乐平王丕等议待后举，世祖乃止”。而当冯弘向南朝刘宋政权称臣，想南下建康时，高句丽也断然拒绝。高句丽甚至不惜得罪南朝，“王不欲使弘南来，遣将孙漱、高仇等，杀弘于北丰，并其子孙十余人”。
高句丽不惜同时开罪于南北二朝，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高句丽认为北燕是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任何政权对其染指。同样，在对待势力范围内的其他政权和民族时，高句丽也扮演了上邦的角色。长寿王五十六年（468 年），高句丽攻伐新罗，所动用的兵卒就是属国的兵力，“王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隋文帝在责备高句丽的诏书中就明确写道，“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屈逼靺鞨，禁锢契丹”。
由此可见，高句丽不惜以得罪中原政权，来稳固自己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在尊奉中国的旗号下，又单独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东北亚格局。百济之所以极度渴求南朝赋予其朝贡地位，除去文化上的认同和需求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南朝的中国正统意识，以此来压制表面上同属朝贡体系内的高句丽。然而，出乎百济意料的是，南北二朝虽然对高句丽在东北亚独霸状况均有不满，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高句丽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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