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勤毅1，2，朱华东2
(1．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53;2．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淮河文化的形成源自史前时期，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以及建筑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字、音乐、宗教等则是当地精神方面的典型表现，这些文化因素不仅起源早，且发展程度高，为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淮河文化的形成与其易于受到南北文化影响分不开，不仅为各地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反过来促进了各方文化的交流，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可以说淮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淮河文化;文明起源;文化交流;贡献
淮河古为一条东西流向，拥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是为“四渎”之一。其流域范围东至黄海，北至沂蒙山和黄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覆盖了当今的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近半面积，以及鲁南的大部地区。淮河流域地理气候条件接近，在地貌上以广阔的冲击平原为主，除江淮之间的局部区域外，基本属于开放的地理环境;流域内的语言、民俗与物质文化面貌较相近，具有较明显的文化同一性，故可以将淮河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来研究。淮河流域面积较之黄河、长江流域相对有限，但其所处地域却位于中原腹地及其周缘地带，自史前就是沟通南北方的重要区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域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淮河流域史前考古学资料对该问题作尝试性探讨。
淮河流域由于处在南北文化交汇地带，所属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较为复杂，可以依其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9000-7000年间，上游有裴李岗文化、中游和下游上段有小山口-顺山集类型文化，下游其余地段文化暂缺;第二阶段为距今7000-5000年，上游有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游有双墩-侯家寨类型文化，下游偏北区域依次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南部为地方类型龙虬庄文化和青墩文化;第三阶段为距今5000-4000年间，在其早一时段，淮河流域上游有相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中游、下游基本为大汶口晚期文化类型分布范围，有尉迟寺类型和花厅类型。至其后一阶段，则基本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上游有王湾三期文化、中游有王油坊类型文化、下游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在下游南部区域还有少量良渚文化分布。
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
距今7300年，高9.2厘米、面宽8.4厘米
“淮河文化”是一个较新生的名词，类似的名称还有“淮系文化”“淮河流域文化”“淮文化”等，是由淮河流域本地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率先提出，在九十年代以后其研究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参与力量主要以历史学者和地方从事经济、文化研究的学者为主，成立了相应研究机构，并有相应专刊出版。
考古学界对淮河文化的关注实际可以追溯至三十年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淮河流域有限的材料，就曾指出“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古代文化”，而这一推论今天看来，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1〕但出于材料的限制，淮河古文化还未有一个明确的提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淮河上游贾湖遗址、中游皖北片史前遗址的调查，一批新成果使得学界对淮河流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由苏秉琦先生倡导于1990年在合肥召开了“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淮河流域文化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相关的学术会议又有持续的召开〔2〕，为史前淮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重新研究的平台。参与的考古学者开始关注淮河文化的内涵研究，尤其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淮河文化”或“淮系文化”，并关注淮河流域史前文明的特征及其起源与发展脉络。
其中一些考古学者和先秦史专家对史前淮河文化关注较早。陆勤毅〔3〕曾就新石器时期淮河中下游考古资料，提出过“淮河文化”的概念，认为淮河中下游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作出过贡献，说明淮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并且发挥了促进中国古代文明早日诞生的催化作用。周崇云〔4〕也以淮河流域的原始经济资料考察了当地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李修松〔5〕综合运用了考古和文献材料论证了先秦至秦汉期间淮河流域在全国的历史地位。高广仁〔6〕则从考古学资料出发系统论证了“淮系文化”存在的意义，简述了先秦时期淮夷文化发展脉络及淮系文化的成就，并最终融入到夷夏共同体之中。文中强调了裴李岗文化是形成史前淮系文化群的主源。《郑州大学学报》于2005年第2期辟出专栏刊发了一组淮河文化笔谈文章，分别邀请高广仁、张居中、栾丰实、张敏、陈朝云等考古专家，就淮系文化的存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源头、淮河流域古代文明与海岱地区、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关系及夏商周中原王朝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影响和辐射等诸问题展开论证，从宏观层面探究了淮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其观点摆脱了早期对淮河流域文化理解的片面性，而将淮系文化确立下来，考量其在文明形成前所起的贡献。这组文章尽管较为简略，但其适时的提出，无疑为此后相关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十年来，学界以淮河这个特定地域为选题，对流域内的环境与聚落变迁〔7〕、史前文化与文明化进程〔8〕、原始社会经济模式〔9〕等专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一些个案的研究则更是数量众多，总体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淮河流域属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活动足迹，至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在淮河干支流沿岸定居下来，并不断繁衍生息，创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显露出多彩的文明曙光，为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突出表现在物质、精神文化和文化交流三个层面。
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及其所衍生的文化，是文明诸要素构成的落脚点，就淮河流域史前时期而言，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以及建筑则成为考察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
首先为农业。一般认为原始农业是构成判定是否进入新石器时期的标志之一，原始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可谓是文明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从石器磨光技术的推广，定居生活进一步的稳固，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进而会促进一系列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改变，最终促成文明社会的形成。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淮河流域原始农业出现很早，其栽培作物以水稻、粟为主，至龙山时期小麦也开始出现。但由于气侯变迁原因，在各个发展阶段又有所侧重，但史前时期稻作农业在淮河流域的大部地区始终为主要栽培农作物，这也是该区域农业有别于黄河流域的最明显特征。其早期阶段以裴李岗文化中的贾湖遗址〔10〕稻作农业最为典型。该类型遗址地处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河上游，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历次发掘都找到了大量稻米的遗存，经鉴定属于一种籼粳分化尚不明显，且含有野生稻特征的原始栽培稻，年代可早至距今9000年。而对人骨进行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也验证了当时的贾湖人食谱中存在稻米，而未出现粟、黍类植物踪迹。原始栽培稻在一万年前的长江以南地区曾有不少发现，但在稍晚一些时期的淮河流域被发现尚属首次，也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北端的栽培水稻，充分说明了当时淮河流域一带气候较之今天更加温暖湿润。由于当时的淮河以北地区除贾湖外，其他地区并无任何栽培植物的发现，因此贾湖人也被称为“长江流域以北最早的农人”〔11〕。在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稻作遗存则有着更多的发现，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几乎没有大的缺环，如距今8000余年泗洪顺山集遗址〔12〕、距今7000多年前蚌埠双墩遗址〔13〕、距今6000多年的高邮龙虬庄遗址〔14〕和距今5000年的驻马店杨庄〔15〕、蒙城尉迟寺遗址〔16〕等，栽培稻的形态逐渐与现代水稻一致。粟类作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定发现，在淮河上游一带大致为北方粟作与南方稻作农业的交错地带。小麦是当今淮河流域最重要的农作物，但在我国出现却要晚至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期，在黄河下游和上游发现较集中，但在淮河流域发现不多，不过蚌埠怀远的禹会村遗址〔17〕发现的几枚经过炊煮过的炭化小麦粒，则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发现。
农业工具的种类及数量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的农业发展程度。自裴李岗文化起，石制农具就占有相当数量，如石铲、石斧、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涉及到农业生产中的砍伐、翻土、收割、脱粒等工序，涉及到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程序。此外还有大量骨、蚌制农具的存在。
其次为手工业。这里主要以陶器、玉石器制作业和冶铜业为例来探讨。裴李岗文化大型陶器就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并开始使用陶窑烧制，温度达到900度以上，由于有效地提高了烧制温度，所见陶器质量明显提高。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这时逐渐采用轮制法制陶，器形控制更加规范。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时期，淮河流域的陶器制作业水平发展到一个巅峰，所出土的薄胎黑陶器是当时制陶业水平的典型代表。陶器制作中还对器物的口、耳、足等部位分段制作，然后组装成型，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器型结构，也说明当时应该存在一批专门从事制陶业的人员。在皖北的大汶口遗址中还有少量的白陶存在，系由高岭土为原料制成，并在炉温接近1200度的环境下烧制而成。玉石器制作业在淮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中也较为发达，如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萧县金寨遗址中出土过玉石制品数百件，器型有玉璧、玉刀、玉锥等，不论其成型、研磨、抛光、钻孔工艺均相当精细，这种现象在黄河流域并不多见。青铜冶铸在4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在郑州牛砦村〔18〕、淮阳平粮台〔19〕、临汝煤山〔20〕等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与冶铜相关的炼渣、炉壁残块等，在平粮台还出土过一件可能是青铜鬶的残片，说明当时已掌握范铸青铜器的方法，这无疑是中国青铜时代传统技术的滥觞。
再者为家畜饲养业。家畜饲养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狗和猪是本流域最早被驯化的动物，羊和牛也可能在7000年前就被驯化。贾湖遗址中狗骨架多数发现于单独的小坑或墓葬之内，墓葬中也有用猪的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至大汶口文化时期，羊、鸡、牛也被相继驯化和饲养，并用猪头(下颌骨)、牛头或整狗随葬，用牲数量已远超前期，在邳州大墩子〔21〕等遗址还发现饲养超两年的猪。猪饲养时间的加长和数量的增加，不仅说明当时粮食来源相对充裕，也印证了家畜饲养业的兴盛。
最后谈一下建筑和聚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建筑有着鲜明的特征，环壕聚落早至8000年前就已出现。其中泗洪顺山集是早期最大的一处环壕聚落，面积达17．5万平米。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聚落的布局十分清晰，在这十万平米范围的聚落周围有一条大型环形围沟。围沟近似椭圆形，南北跨度约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沟宽约20米、深4．5米左右，紧紧围绕遗址中心区，经过清理发现，最深处达9．65米，宽一般25-26米。在围壕内居住区目前发现大型成组的红烧土房基10余排，规划合理，错落有致，这些房子都是两间以上的组合形式，最长的由13间构成一排，长度为70米。这些建筑在围壕之内组成了一个分布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大部分基址门朝西南，朝着围沟出口方向，每排房由数量不等的房间组成，中有隔墙。各房间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近20平方米。这批房址，应是一处建筑群体的一部分。这批房屋的建筑风格统一，先挖浅穴地基，以保证居住面的水平，并对室内陆面进一步铺垫、夯实、抹泥、烧烤，以满足防潮的需求。并在基穴外挖槽，埋入木柱，以烧土块填实，在木骨间用细枝条等充实，其外逐层抹上掺和植物茎秆的细泥建墙。房门发现有木质的门槛，门两侧还用木柱支持以作为门框，推测当时应使用了推拉门。房顶也用类似墙壁的建筑方法铺设而成。在房屋泥工完成装上木门前，再一次点火进行烧烤，使得整座房屋的内外呈现出橙红的色泽。此类“整塑整烧”的连间房建筑显得较为特别，其规模宏大，属于距今5000年前后淮河流域富有特征的建筑风格。至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技术则迈向一个新的高度，除地面式建筑外，还出现了台基式建筑，如固镇垓下古城内一座方形台基高约1米，长度近20米。至龙山时期，一些建筑台基甚至长达近百米。在淮阳平粮台、永城王油坊〔22〕等遗址中还发现有用土坯作为建材，错缝砌筑墙壁的房屋。这些建筑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建筑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建筑技术的进步，距今5000年前后的淮河流域带有强烈防御意味的“城”开始大量出现。
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要素之一。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开始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较为重要的发现地点有郑州西山〔23〕、固镇垓下〔24〕、登封王城岗〔25〕、郾城郝家台〔26〕、临汝煤山、新密古城寨〔27〕、淮阳平粮台、连云港藤花落〔28〕等，其中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目前淮河流域发现最早的城址，也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而固镇垓下则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是淮河流域最为南界的史前古城。这些城址多集中存在于龙山时期的淮河上游一带，或是下游的北部地区，而淮河中下游沿岸一线及以南区域，目前经过确认的史前城址不多。
这批城址的布局多呈方形或圆角方形，城墙多为夯土版筑，少数堆土成墙。为便于防御，一般仅在南、北面各开设一座城门，城外四周围绕深壕。出现连体城址和多重城垣或壕沟环绕的现象。如王城岗城由东西并列的大小两座城组成，藤花落古城有内外两道城垣组成，而新密新寨城则带有三重壕沟。这批城址面积普遍较小，在5万平米以下，少数大者能到15-30万平米。城的面积虽小，但规划缜密，设施较为完备，城内普遍在地势较高处夯筑大型台基，以修建宫殿，如新密古城寨城址内发现呈凹字形的三面有廊庑的大型宫殿建筑，面积达到近4000平方米。所发现的廊柱磉墩直径可达0．8米，当时宫殿的规模可见一斑。藤花落古城址的小城内也发现了高规格房屋，并带有回字形廊庑。有的城内还发现以陶制管道构成的初级排水系统。其周边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普通聚落环绕，形成了三级社会结构，而城址则为各个区域的中心所在。从其面积和布局看，这时的城址明显存在由早一阶段大型环壕聚落演变而来的痕迹，但其功能又出现一定分化，由普通的居住区向特定人群专有区转变。
史前的淮河流域精神文化同样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相近的地貌和气候，使得淮河流域的文化有着近乎于“同俗并土、同气共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原始宗教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淮河流域相关遗存和遗迹发现不少，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在祭祀活动所举行的仪式和相应的活动等。例如在蚌埠双墩遗址、定远侯家寨遗址〔29〕的刻划符号中就发现了多件不同式样的太阳纹，其中间划出小圆圈，四周刻有放射性直线或三角纹;在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纺轮上也有类似放射状图案;蒙城尉迟寺遗址瓮棺上刻符一般解释为日、火、山，也可说明尉迟寺人对太阳的崇拜之情。对龟、鸟的崇拜也是淮河流域较突出的现象。《礼记·礼运》把龟列为“四灵”之一，早在史前的占卜活动中龟或龟形器就被大量运用，它们作为媒介将天与人沟通起来。贾湖、大墩子、刘林、花厅〔30〕等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晚期遗址中，均发现墓葬中有用龟甲随葬现象，并有数枚小石子包含其中，墓主多为男性。“淮”字甲骨文作
祭祀活动大量存在于淮河流域史前不同时期。《礼记·祭法》有“除地为墠”“封土为坛”“掘地为坎”一说。对于这些祭品的处理，主要采取燔烧、瘗埋或灌注的方法。其中用动物献祭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龟、狗、猪、牛等为最常见的用祭动物或动物组合。贾湖遗址有专门的龟坑或狗坑;而尉迟寺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小型祭祀坑4个，坑内多埋有陶器、兽骨、零星人骨、龟甲等，各坑一般置一具完整的家猪;平粮台城址内一祭祀坑内发现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至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活动的规模更加宏大，像在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的一处大型祭台，由灰、黄、白三色土人工铺垫而成，面积近2000平方米，其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祀坑、烧祭面等，并出土有动物骨骼和大量的陶礼器。
人牲与人殉是淮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新特点。在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8座大墓，共发现18具殉人，最多一墓殉葬五人，绝大多数为幼童和少年，通常置于墓主人头和脚的一侧，与猪、狗混葬在一起。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牲甚至是随意处置的“乱葬坑”现象更为多见。如永城王油坊遗址一座建筑基础的土墙下，发现用于奠基的三具儿童骨架，呈一字形顺墙排列。
原始宗教仪式活动的展开需通过某些法器进行。淮河流域普遍发现的内带小石子的龟甲，除兼具发声功能外，也可能与占卜活动有关，尤其是贾湖遗址龟甲内石子还有深浅两种颜色，被摇出龟甲的不同颜色石子的数量无疑具有一定表意功能。在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已经发现有卜骨，表面有火灼烧的痕迹，这当是占卜的结果。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的几件七足镂空陶器，造型奇特，也或被认为与祭祀所用法器有关。
第二是音乐的出现。中国传统乐器分为“八音”，在商周时期就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进而在西周时期发展至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在早期中华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套成熟的乐理知识的产生必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通过出土乐器来了解音乐的产生、发展，也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不能忽视的层面。淮河流域音乐滥觞甚早，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骨笛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乐器，也是乐阶最为完善的乐器之一。骨笛由丹顶鹤的翅骨制成，管上有数量不等的等距圆孔分布，最早期为五孔骨笛，后逐渐发展至八孔，分别可以吹出四至七声的音阶，甚至是变化音阶，达到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可以较好地通过乐曲表达思想感情。另一类乐器陶鼓，文献中称之为“土鼓”，是史前淮河流域多见的乐器种类，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淮河流域首先开始出现，较之其他地区的陶鼓，不仅数量多，且类型更加丰富、复杂。石磬也或是史前淮河流域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如《尚书》所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用之石，就是出自“泗滨”的“浮磬”。
第三为天文地理知识的掌握。淮河流域大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易受洪水侵袭，先民们在选址定居前，就已根据当地的地貌，因地制宜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居住模式。从目前发现的聚落类型看，淮河流域内的先秦时期聚落多为一种土台式结构，俗称为“堌堆”，现存高度一般在2-5米。其营建之初，一般会选址在离河流不远的地势较高亢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垫土为台，由于使用时间较长，土台被逐渐垫高，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见到这种独特的地貌特征。其内的居址门向也多朝南分布。城址的选址在普通聚落的基础上，也会有选择地根据当地地形，采用依山背水、坐北朝南的方式以避寒风向暖阳。如郑州西山古城，即北依西山、南临枯河，这种布局方式也为后世城市选址所广泛沿用。
第四为审美观念的出现。自裴李岗文化起就出现了一些动物或人物形的小型泥塑偶像，有羊、猪、熊、猴、人面等造型，其造型风格或抽象或较为写实。像淮河中游距今七八千年间的顺山集、双墩、侯家寨等遗址中，发现不少类似塑像，双墩遗址出土的一件泥塑人面像，就塑造出一副清晰的面庞，面颊还有纹面的痕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动物形陶塑造型更加生动活泼，这时常将陶器塑造成动物造型，如猪或狗形的陶鬶，此类做法在淮河流域较为突出。由于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彩陶在距今6000年后开始在淮河流域流行，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彩陶颜色丰富，有黑、红、白、褐、黄等，并用于绘制一些几何或植物类纹饰。距今6000年以后陶器制作技术的逐渐进步，使得淮河流域陶制品造型有了明显的改善。陶器器型逐渐规整、修长，诸如圈足等部位出现的镂空装饰、竹节形器座等设计无疑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至龙山时期的一些器物造型和纹饰已经成为夏商青铜器相应的母型了。
第五是文字的萌芽。淮河流域可以说是在甲骨文出现之前，早期文字和刻划符号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了，不仅时间早，跨度大，类型也十分丰富，在各个阶段都有着较强烈的认同性。早期以淮河上游贾湖遗址出土契刻符号为代表，该遗址发现14件刻划在龟甲、兽骨、石器或陶器上的符号，共有16例之多，以契刻单个符号为主，有一些与甲骨文写法类似。中期以双墩遗址及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刻符为代表，其种类更多，刻划符号发现600多个，大多刻划在碗底。从符号的刻划形状来看，可分为象形和几何形两大类，猪形、鱼形、杆栏式房子形、花瓣形、蚕丝形、太阳形较为写实，几何类则有横形、竖形、叉形、勾形、十字形、三角形、方框形、圆圈形等符号。有些符号反复出现或与其它符号构成复合、组合符号，有着强烈的表意功能。如组合符号的鱼形和双弧线形或与方框形组合等，三角形和鱼形、花瓣形组合等，方框形和蚕形、花瓣性、勾形组合等重弧线形和横线形或圆圈组合等，半框形和一道或二道横线形组合等，十字形和圆圈形组合等符号，形成了双墩遗址刻划符号自身的特征，与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符号有着鲜明的区别。学术界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字起源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大汶口晚期所出现的刻划符号和龙虬庄刻文可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淮河流域的代表。在莒县陵阳河、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遗址中，均发现有刻制在用作葬具的大口尊上腹部的符号，主要以
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为主要内容，淮河流域介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发挥着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淮河流域本身有着悠久的人文和自然资源，产生了卓越的本流域文化，并得以通过这个平台向外传播。正是这种良性的互动，才在史前的数千年间奠定了淮河文化的基础，在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淮河流域是南北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平台地位的形成与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自黄河流域南下，由于南北绵延的大别山脉的阻隔，将南下的通路自然地切割为两个区域，即西侧可通过汉水水系穿过狭长的随枣走廊，抵达长江;东侧则可直接通过淮河各北南线支流抵达江淮地区，并穿过巢湖到达长江，从而与长江中下游各区域有效对接，畅通无阻。比较而言，西线所达长江流域面积有限，四周又山地丛生，在历史上发挥作用有限。而东侧多为开阔的平原，交通更为便利。其次是环境上的优势，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更新世以来这里就是南北动植物群的交汇地，生物多样性程度高。在史前时期这也经历了一个升温、高温、降温的过程，尽管略有波动，但平均值仍较今天略高，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较之北方其他地区更加温暖舒适。
诸多优势使得史前时期的各地先进文化更是往这里辐凑，并通过这个平台向四周继续传播。这个过程可能通过具有一定规模人群的迁徙或文化的间接传播形成。所见淮河流域的稻作文明就是一个鲜明的人群迁徙的例证。淮河流域在几乎整个史前时期，在其各流域段都不同程度发现种植水稻的迹象，甚至以水稻作为唯一的农作物。其源头可以追溯至距今9000年前淮河上游的贾湖一期遗存。有学者认为水稻种植和相应成熟技术的出现，绝非淮河流域本地起源，应该与南方水稻技术有关。从相应时段的贾湖人所用的陶器类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在长江流域从事稻作种植的人群向淮河流域迁徙所带来的结果。花厅墓地则可见两种不同文化人群剧烈碰撞的现象。墓地所处的地域和年代，当属淮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北区墓地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所占比重已远超正常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幅度范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区墓葬皆为大汶口文化典型墓葬，但年代略早，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这种奇特的“文化两合”现象，被认为与当时一支来自南方良渚文化的族群，北溯江、淮，进而到达大汶口文化南界，即今天苏、鲁交界之处，并与当地大汶口文化势力有过或温和的影响或激烈的冲突〔32〕。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是该文化强势扩张时期，其族群不仅直接出现在皖北地区，发展成为尉迟寺类型文化，其影响范围也扩张至长江以南地区，如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造型的鬶、盉、大口尊等。鲁南地区流行的拔牙风俗在这里也可看到。
除了人群的直接迁徙，强势赋予当地文化以新的特点外，淮河流域也是四方文化沟通的重要通路，是文化北上和南下的必经之路之一。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彩陶对淮河流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所见江淮地区诸多遗址中也有相应彩陶纹样的出现。凌家滩文化发现的一些玉器造型，如玉龙、玉人、玉箍形器等，均与来自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玉器接近，这种雷同不可能被解释成两地的独立创造，而只可能为文化交流所造成。从现有资料来看，凌家滩玉器技术和特殊器型应该源自红山文化，其传播路径目前还暂不清楚，不过通过淮河流域南下至巢湖当属于最便捷的通道。良渚文化的北播除了该族群向北扩张外，其文化辐射力也远达晋南、陕北地区，如陶寺遗址中部分陶、石、玉礼器和纹饰与良渚文化同型器或纹饰有很强的可比性。由于在安徽江淮、皖北地区以及河南的豫南地区皆发现良渚文化陶器、玉器，说明良渚文化或许存在一条向中原传播的路径。〔33〕尉迟寺陶纺轮纹饰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相似，而一些瓮棺葬竖置的方式也是长江中游一带流行的做法。
第二、淮河文化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催化剂。首先，淮河流域的人口、资源是其基本保障。淮河文化在这片土地自孕育、形成直至发展壮大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同时，淮河文化又促成并加速了各地文化间的交流，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并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古代先民是创造淮河文化并推动与周边文化交流的主要力量。淮河流域是孕育现代人类起源的主要地域之一，淮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除大量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或人类生活遗址外，远古人类也有不同程度发现，像淮河上游的南召猿人、许昌人，淮河下游的沂源猿人、下草湾人等，分属于直立人阶段至智人阶段，其材料对探讨中国现代人的起源有重要意义。至距今一万年后的新石器时期这里更是人类居住的理想居所，所见人群在各区域大量分布。以单个聚落为例，据推算贾湖聚落日常活动人口可达260人左右，而尉迟寺聚落在同一时段居住人口可达300人以上〔34〕，而其周边属同时期的较小聚落则有数十个之多，当时淮河流域人口数量可见一斑。淮河流域土壤肥沃，农业经济起源早，农作物品种多样，在史前数千年发展中逐步丰富，达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史前淮河流域文明化发展程度高，与淮河流域丰富的物产有着密切关系，《尚书·禹贡》和《诗经》中对此已有相关记载。〔35〕
其次，淮河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点是有效推动南北交流的核心因素。从新石器时期各时段各大流域史前文明来看，尤其是在距今6000年前后，几个重要的地域文化分别在辽河上游、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壮大起来，而居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淮河流域，尤其是其核心地域，并未出现过像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这样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淮河流域的地域文化更多的是介乎这些强势文化的交叉影响范围之下，并努力地汲取其养分，使得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改善、持续进步，并以此为基础，将地域文化因素向周邻地区辐射，促进了南北文化间的交流。
中华文明也称华夏文明，其起源呈现出多元化、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各个区域的文明由于各种自然或政治因素，并非都能直接进入文明社会，长江中下游诸文明如石家河、凌家滩、良渚文化皆为其时当地的发达文化，盛极一时，并对中原和淮河流域产生过影响，但这些地域其后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发展，文明犹如一夜消失一样，无法继续寻觅。但这样突然的断裂并未出现在淮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自距今一万年以来未曾有过大的断裂，尽管没有出现过独树一帜的强大文明，但却保持着一个持续的、较为强劲的文明进程，并推进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这一点则得益于该流域的地域优势和文化特点。
淮河流域是孕育早期国家的重要地域。早期中国的一些传说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集中在淮河流域。如伏羲氏是古代传说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发明了占卜八卦，创造了文字。其所居“太昊之墟”，或被认为与淮阳平粮台古城有关。〔36〕《水经注》记载“颍水经其县城(阳城)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而禹所都“阳城”被认为就是登封王城岗古城。大禹治水活动范围也在淮河流域，大禹的这些活动使淮河流域与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发生密切关联。大禹通过治水的成功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奠定了夏代成立的政治基础。近年来发掘的蚌埠禹会村遗址，所发现的祭祀遗迹规模宏大，造型复杂，陶器多非实用器具，且文化风格多样。从禹会遗址的地望、所处的时间及相应历史记载来看，这里则很有可能与“禹会诸侯于涂山”这一重大事件有关联。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也较早在淮河流域出现。在整个北方地区城址首先在淮河上游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是高等级建筑建设，及伴随而来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在郑州西山古城、王城岗城址出现了用人奠基现象，花厅大墓出现殉人，尉迟寺龙山文化地层出现的乱葬坑等皆为明证，对于讨论当时淮河流域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重要价值。
淮河流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的重要地域。文字的起源是淮河文化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从贾湖、双墩、尉迟寺至龙虬庄，所发现的这些刻划符号从简单至复杂，从个别到众多，从单个、组合符号到成组的文字的出现，并已出现了一定区域内对符号表意功能的集体认同现象，如双墩和尉迟寺刻符。组合文字的书写流利，出现了典型的竖行排列现象。这些符号或文字显然是探索中国古代文字渊源的重要资料之一。淮河流域也是最早出现乐器的地域，有骨笛、陶鼓等。而三足鼎也最早见于本地区，是其后常见的炊煮用器。这些器物皆为中华礼乐文明可以探索的前身。龟灵崇拜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典型例子。龟与龙、凤、麟合称“四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阴阳五行学说的水德以龟为形象，占据着方位上的北，象征着品德中的智。二十八宿中，龟则为居北的玄武。史前的淮河流域则是一个普遍流行用龟、崇龟的区域。自贾湖时期起，其行为就包括随葬用龟、奠基用龟和祭祀用龟等，并可能利用龟甲占卜。这与商代经常利用龟甲占卜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淮河文化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早期科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农业技术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现在可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最北线在淮河上游一带，在原始时期整个淮河流域都有较广泛的水稻种植。而粟类粮食植物，则多作为辅助作物来种植。稻作农业的出现或许与南方人群的迁徙有关，但作为生活习惯能被保留数千年，则说明在当时的环境和气候之下，稻作农业的产能远胜过旱地作物，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口粮，也可以为越冬提供更充足的粮食储备。在稻作农业的滋养下，淮河流域的人口逐渐增长，文化发展有了充分保障。建筑技术的进步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城堡和地面高台式建筑大量涌现是原始社会末期淮河流域一个显著特征。淮河流域是最早出现围壕聚落和城址的地域之一，城堡的数量在这里有较密集的分布，其布局与建筑技术也十分先进，除了出现罕见的王城岗三城并列现象外，更有面积颇大的新密新砦城址的出现。这些城址内发现有陶排水管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尤其是有用土坯为建材错缝砌筑墙壁的现象，并使用石灰石烧制石灰，出现在地面铺设木地板的现象。这些新式建筑方法的出现，对夏商周三代城址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铜冶铸业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社会出现的主要标志，淮河流域原始社会末期有较多相关遗物的出土，是中原地区青铜制品发现最密集的地域之一。尤其是青铜范铸技术的出现，为中国青铜时代典型技术手段的缘起找到了线索。
上述文字主要通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对原始时期的淮河文化的重要特征逐一梳理，可以看出，淮河流域史前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淮河文化构成的基础和源泉。正是由于淮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淮河文化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平台作用才得以发挥，这一作用或通过人群的直接迁入或文化的间接传播得以实现，而淮河文化同时又在广泛吸取各地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不断向外输出，进而加速了各地文化的交流。有鉴于此优势，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稻作农业较早传播至此，并得到了推广和普及，为淮河文化发展进步打下物质基础;青铜冶铸业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并与城址、高规格建筑、人祭、人牲等阶级分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结合在一起，是孕育国家起源的重要地域;淮河流域所发现的刻画符号和早期文字资料丰富，用龟习俗特殊，礼乐制度起源较早，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淮河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并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释:
〔1〕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1978年第3期。
〔2〕2003年济南举行了“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徐州举行了“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其后又联合黄河流域几省份成立了黄淮七省考古论坛，并定期举办会议。
〔3〕陆勤毅:《中国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周崇云:《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关于淮河流域原始经济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5〕李修松:《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高广仁:《析中国文明主源之一——淮系文化》，《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64页。
〔7〕如黄润等:《安徽淮河流域全新世环境演变对新石器遗址分布的影响》，《地理学报》2005年第5期;卢建英:《皖北地区的古文化与古环境》，《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8〕杨育彬等:《淮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华文明》，《东岳论坛》2006年第3期;张之恒:《秦岭至淮河一线史前文化的特征》，《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范芳芳:《从史前用龟现象看黄淮—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原文物》2008年第4期。
〔9〕张爱冰:《淮河流域史前动物驯化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解华顶:《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采集与渔猎经济的观察》，《华夏考古》2013年第1期。
〔10〕以该遗址及其周边具有类似文化面貌的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或被称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或贾湖文化。
〔11〕ZhangChi;Hsiao-chun Hung，Jiahu 1:earliest farmers beyond the Yangtze River，Antiquity，Mar 2013．
〔12〕南京博物院:《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
〔22〕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文物》1978年第1期。
〔2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24〕王志:《固镇“垓下”淮河流域史前第一城》，《大众考古》2013年第4期。
〔25〕方燕明、刘绪:《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2003-2004年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发掘收获》，《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
〔29〕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30〕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31〕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
〔32〕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33〕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34〕乔玉:《尉迟寺遗址人口及相关问题》，《蒙城尉迟寺(二)》，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04-417页。
〔35〕《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36〕《左传·昭公七年》:“陈，太昊之墟也”;《史记·五帝本纪》:“帝太昊伏羲氏，成纪人也。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丘。”
作者简介:陆勤毅，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朱华东，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考古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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