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公车上书，是维新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演出的第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康有为在上书中，力劝光绪皇帝毁约开战，“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不少论者把它视作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变为实际政治运动的标志。但是，人们对于三年之后，即百日维新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则很少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梁策动的第二次上书，为整个变法运动定下了基调，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人心、振作士气的作用，同样具有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性质。但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本质弱点。本文拟据清代档案史料，对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予以剖析，试作论述。
（一）
1898年春季，正是戊戌科会试之期，各省公车（会试举人），云集京师。当时，中国面临着的瓜分豆剖的危机空前紧迫：自一八九七年底，德国出兵强行占领胶州湾之后，俄国又提出“租借”旅大，紧接着“英国要割长江，法国要割两粤，日本要割福建”。这种情形正象康有为在《外衅危迫，分割□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中所云：“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气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康有为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勾画出了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河溃鱼烂、朝不保夕的危迫局面。
面对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自皇帝以至满朝王公大臣咸感束手无策。光绪皇帝“临轩忧叹顿足，(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翁同和等“枢轴诸臣”，也只不过“流涕被面”(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而已。至于以慈禧为靠山的顽固派更是麻木不仁，他们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只图保全自己的禄位与权势，一味崇奉封建伦理纲常，把维新派的改革，斥为异端邪说，横加攻击。他们属于丧心病狂的卖国派，已无足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推行新法，实施改革，以期振衰起弊、挽救危亡，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上书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4、81页。)据《杰士上书汇录》记载，这一时期，维新派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频频上书，很短时间内总理衙门分别于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先后代递了康有为的五个奏折和他所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泰西史新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四部书，他们希望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光绪二十四年手写进呈本）。)发愤维新，“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趁万余名举人“云集辇毂”的机会，大力宣传鼓动，为变法大造声势。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康的用意在于“欲令天下人咸发愤国耻，因公车诸士而摩厉之，俾还而激励其乡人，以效日本维新志士之所为，则一举而十八省之人心皆兴起矣”。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深知士大夫“合群”的力量。认为面对着“瓜分之说，腾于全球”的危迫局面，“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取正视乎？”(《戊戌变法》（近代史料丛刊）中华史学会编，第四册。)而要使全国四万万人行动起来，必须从启发爱国的士大夫觉悟入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派非常注重做各省会试举人的发动工作，确信只有如此，方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戊戌变法》（近代史料丛刊）中华史学会编，第四册。)
因此，在百日维新前夕，康一直在寻找机会，策动会试举人上书。1898年2～3月间，当沙俄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湾时，康有为极力表示反对，他于3月12日（二月二十日）(此处日期据《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康南海自编年谱》谓：俄人索旅顺、大连湾，三月一日吾上折陈三策请拒之。”所记日期失误。)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的条陈，认为“拒俄则必存，与俄则必亡，倘诸臣畏惧失机，一时误割，则祖宗二百余年之天下，神圣四百兆之遗民，尽付强俄，皆为奴隶。”他一再劝告光绪皇帝“独奋乾断，坚拒俄请，专以开制度局、变新法、修战具为事。”言极激切。同时，康有为还策动举人与之呼应，自称“时门人麦孺博公车适来，吾口授一折……令孺博与龙赞修、况晴皋等百数十人，于初五日递都察院。”(《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但因为顽固派一意倚俄，匆匆画押，都察院拒不接受。此次上书虽未达到阻止沙俄侵占旅大的目的，但康有为并没有停止活动，仍在寻找机会，甚至“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孔广□等十七人《为残毁圣像，任意作贱，公恳据情代奏折》。)以便广联人才，开通风气，挽救世变。
（二）
1898年4～5月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康有为终于找到了一个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的机会。这就是武装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士兵骚扰即墨县文庙的事件。
这件事发生于1月22日（正月初一日），但直到4月22日才由参加会试的孔孟后裔孔广謇、孟昭武等十七人和山东举人黄象毂等一百零三人分别上书都察院，向清廷告发：“正月初一日有德国洋人率领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圣象四体伤坏，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孔广謇等十七人《为残毁圣像，任意作贱，公恳据情代奏折》。)任意作践，为情理所难容，“远近士庶，传闻此事，无不愤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闰三月初二日，黄象毂等一百零三人《据实陈明，恳请代奏折》。)都察院对此事很重视，并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全台列名，于初七日递给光绪皇帝。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闻讯之后，即亟起借机发难。据《梁任公年谱长编》所记：“德人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的事传入京师，一时公车非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86页，所记上书人数为十一人，误。事实上人数远远超过此数，详见下文。)梁启超等人还专为此事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动各省公车签名上书。据清宫档案查出，首先响应的是以康有为的弟子林旭为首的三百六十九名福建举人。他们在上书中综述了德兵的狂悖行径后，指出：“方今外警日至，吾上下犹有持以无恐者，非度支之充裕也，非备御之精坚也，君臣父子之伦，孝悌忠信之义，维系而不可解。爱国尊君，人人可用，所恃者此。然所以致此者，孔子之教也。教者，国所与立。故彼族利人之人民土地，则思以其教易人之教，教存则国存。波兰、印度之终受制于人者，教失也。故保教以保国。若吾圣教，彼夷犹所畏忌，故求逞志于中国，乃思快心于孔子前，此微词诋毁耳。今将见之行事，乃施其端，致其渐，觇我之人心士气，以审教之可亡与否。……应请饬下总理衙门，责问德使，令其惩办赔偿，应人心益奋，士气益振，大教不坠，中国幸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福建举人林旭、林庆禧等三百六十人《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公呈》。)
同一天向都察院呈递的还有湖北省举人李家群等一百六十五人、湖南省举人易顺豫等四十三人，以及安徽举人洪□、广西举人万祥□的联名上书，重申了林旭等人上书中的观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湖南、湖北、安徽、广西四省举人联名公呈。)而江苏省举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林旭等上书只隔了一天，5月4日（闰三月十四日）江苏省松江府举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向都察院递交了《即墨文庙一案，关系重大，请旨严诘德人，交犯惩办，以伸公愤》的公呈，内称“倘德人自知理屈，就我范围，则前此积弱之风为之少振，而英俄诸国，亦可少戢觊觎之心。万一豺狼性成，理喻不能，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见，则皇上乃为圣教而兴师……则孰不各勉同仇，枕戈待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四日，松江府举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联名公呈。)同日江苏省举人汪曾武、冒广生等二百零四人亦递了《为至圣像毁，乞饬总理衙门责问法驻京公使，迅速查办，以安人心》的公呈。后二日江苏省淮安府举人程人鹄等十七人，也向都察院上书，认为德国士兵“侮圣慢贤，实欲借欺蔑圣教之端，为挫折中国人心之计，非寻常欺侮可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江苏省举人汪曾武等人联名公呈。)要求清廷认真处置。
康有为除了策动各省公车上书都察院之处，还极力鼓动在京各衙门的官吏、士大夫呈递条陈。目前，清宫档案中所保存的有两份类似的条陈，都是由翰林院编修李桂林领衔递上的。第一份是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冈和徐桐于5月8日（闰三月十八日）代奏两天前翰林院编修李桂林、朱祖谋，修撰骆成骧，检讨阎志廉以及庶吉士林开□等二十四人的联名公呈。呈文称：“孔子之教，本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穷天地恒古今而不变。西土之稍明事理者，往往牵附圣言，援儒入墨……圣教猝遭横逆，纵使置若罔闻，譬如日月之明，尘雾暂蒙，久而必复。惟夫大义不伸，人心因此解散，其于我皇上宰世之大权，为患有至巨且速者，不可不查也。现在会试公车，咸集都下，语及此案，皆以为彼既毁我圣像，我何不可毁彼教堂，人人攘臂切齿，誓欲得而甘心，转瞬回籍，纷纷传播，势必借端雪恨，且将波及他邦。……伏乞饬下总理衙门大臣速与德使严切理论，责令将犯事兵丁，赶紧查出，置之重典，并与定约”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联名公呈。)云云。
另一份由李桂林领衔的言官上书是由都察院于5月13日（闰三月二十三日）代奏的。签名人员十分广泛，既有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又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国子监、光禄寺、都察院的司员，还有一些举人、拔贡，共计一百五十四人之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保国会的成员，如翰林院编修徐仁镜、礼部主事王照（礼部只有王照一人署名，其余各部人数则很多）、举人徐仁录等都参与了此次上书的行列。他们在呈文中指出：“去年胶澳之事，彼曲我直，不能遍告各国与之理论，友邦已共议其失机。今德人此举，行同盗贼，非但中国所同愤恨，应亦外国所共非议矣，我若能杖义执言，径相诘责，则各国知我人心不死，必有出而衡其是非者”，否则，“恐天下人心，无复知有亲上死长之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一百五十四人《德人残毁文庙圣像，请旨严行责问，以保圣教而杜隐患公呈》。)
在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签名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又最能反映维新派观点的是5月6日（闰三月十六日），由康门大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签名的公呈。今征引其要旨如下：“伏惟孔子道参天地，德在生民，列代奉之以为教，我朝列圣，尤加尊崇。今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庙祀皇皇，至巨典也。……自胶旅之事，习知吾国势极弱，尚不敢遽加分灭者，盖犹畏吾人心也。顷乃公毁先圣先贤之像，是明则蔑吾圣教，实隐以尝吾人心。若士气不扬，人心已死，彼即遍毁吾郡邑文庙，复焚毁吾四书六经，即昌言攻我先师，即到处迫人入教，若人咸畏势，大教沦亡，皇上孤立于上，谁与共此国者？……举人等私忧窃痛，实有难言，彼越数万里而传其教，稍不得当，则索地杀人，我在内陆而不能自保其庙像，夫复何言？……割胶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像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查两国和约，既保彼教，亦当保吾教。饬下驻德国使臣吕海寰责问德廷，责令查办毁坏圣像之人，勒令赔偿，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麦孟华、梁启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
这份由麦孟华领衔，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署名的上书至关重要，它反映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当时的真实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梁在政变之后所写的关于戊戌变法的论著中很少提及这次上书。经分析比较，可以发现这份上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这份上书流传十分广泛。先后刊登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的《国闻报》，四月十一日的《知新报》（第54期），以及《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掌故》上。此外，它还以公开信的形式广为散发。在发表这份公呈时，几乎都附有《公启附后》。它强调孔教之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声称“顷者公车咸集，宜伸公愤……凡我同人，读孔子书，受孔子教，苟忍坐视圣教沦亡，则是自外衣冠之种族。单到请书姓名，并注科分、省分，以便汇列附上。呈稿传览……事关公愤，非一二人之私也”。(《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打着维护孔教的旗号，广泛联络各省公车，向朝廷呈递条陈，施加影响。
其二，广东举人的这份上书，与林旭领衔的三百六十九名福建举人上书和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二十四人的上书，不仅内容上极为相近，且文句颇为相似，都把即墨事件，提到保卫孔教的高度，以此来耸动观听。
其三，广东举人的这份上书的作者变幻不定，在上给清廷公呈上，署名者八百三十一人，而领衔者为麦孟华；在《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所辑《请办德人拆毁山东孔庙呈稿》上署名者则为“梁启超等同启”；在闰三月十六日《国闻报》上，署名者则为十二人同启，其排列顺序为：梁启超、麦孟华、林旭、张铣、陈荣□、陈涛、程式毂、张鹏一、龙焕纶、钱用中、况仕任、邢廷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在四月十一日的《知新报》上署名则为“同人公拟，顺德麦孟华属稿”。可见，这份内容相同的公呈署名是比较混乱的，其作者究竟是谁，从现有材料分析，是难以确定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显明的，即它反映了康有为关于孔教的一贯主张。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多次谈到他为别人代拟折稿，这在清宫档案中已得到印证。这份广东举人公呈很可能出自康有为之手笔。或者由康有为授意，由其弟子草拟，最后由康审定，都有可能。尤其是在我们阅读了康有为在变法期间向光绪皇帝进呈的各种书籍以及抄录了康有为十八个奏折的《杰士上书汇录》之后，便会发现广东举人的这份上书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与康有为相同，而且所使用的语言，也和《杰士上书汇录》中康有为的有关奏折极为相似。这充分说明康有为在这次公车上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在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等维新派围绕德国士兵滋扰山东即墨县孔庙事件，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起到了进一步动员、联合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作用。这次活动与三年前由康有为鼓动的第一次公车上书相比较，参加的人数要广泛得多。据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称，第一次公车上书“集众千三百余人”。(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则称，“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但是，在《公车上书记》后附的《公车上书题名》中所记载的签名人数才六百零三人。(实际列名者为六百零二人，加上领衔者康有为方足此数。)而在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签名的，几乎达二千人次。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之下，能有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出来讲话，三番五次地上书言事，应当说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这次上书活动把“救亡”的号角吹得更响。它使广大士大夫都知道国家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正因为“吾国势极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麦孟华、梁启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而又不知道奋起维新，改变现状，列强们才敢于“横肆欺凌，攘夺淫惊，无所不至”。举人们既以德人残毁孔庙，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不约而同”的决心。这对于推进当时维新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对于康有为等人借德人滋扰即墨孔庙事件，激起民愤，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的意图，顽固派看得十分清楚。当此事刚刚发生，给事中张仲□即在4月27日（闰三月初七）的上书中，表露了保守派的忧虑。他指出：“德人无理太甚，众怒难平，……传播至京，士大夫及会试举子，闻之者亦莫不同声愤恨，慨然于国威之不振，匡救之无术，致令异族逼处，辱及先师；其不知大体者甚或互相筹议，商同拥至德使署中，声罪报复。此举若成，必至一倡百和，不分皂白，妄事焚击，贻累国家。且西学盛行，邪说纷起，民权之论，充塞于耳，更难保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祸起萧墙。臣窃愤中国势力俱孱，外侮日甚，忧虑纪纲渐替，外乱将兴，优心如焚，罔知所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张仲□《德人无理，请旨严行责问，以崇治本而杜乱萌折》。)张仲□的折子表达了顽固派的心声。他们所担心的“祸起萧墙”，“纪纲渐替”，“内乱将兴”，指的正是变法维新高潮的到来。御史文悌于5月5日（闰三月十五日）的奏折中亦直言不讳地表白了守旧派的惊慌失措，“闻仍有各省士民，纷纷聚议，传递约单，皆欲陆续呈递，不下数千人之多……中国迩来气机日变，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之说日出而不穷，以算学家言之，是殆乱之起点已见，若朝廷并不自收主权，一任□□□□，诸臣粉饰推延，苟求安静，诚恐有借题行文，假托保教为名，面公然哄斗者，则士崩瓦解，大乱立成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御史文悌《德人作贱孔庙，中国公理当伸折》。)显然，文悌在这里含沙射影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就文悌、张仲□等人的言论来看，可以说是从对立面反映了康有为等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对于启发士大夫觉悟，使之增强民族危亡的迫切感和促进变法高潮的迅速到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与第一次公车上书相比较，康有为策动的这次上书活动，亦有其消极的一面。第一次公车上书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之后提出来的，群情激愤，众口一词，都在责骂“闻败则喜，闻胜则忧”的投降派李鸿章，有的言官甚至直接将攻击矛头指向慈禧，爱国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上书，慷慨激昂，直言不讳。他劝告光绪皇帝改弦更张，全面维新。大胆提出了改变过去“仅寄耳目于数人”的做法，实行“与民共之”的政治制度。他恳求皇帝颁布特别诏书，“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他还要求皇帝开武英殿，让这些选举出来的“议郎”入直其中，以备顾问，并且具有“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凡国家内外兴革大政以及筹饷事宜，均须经过会议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然后再分别交部施行。在康有为设计的这套政治方案中，“议郎”不是世袭连任的，而是强调“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
康有为当时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代议制度，皇上才能“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民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方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的政治局面。康有为的这些意见，是在综合前人成果，又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因此，他在此后的《上清帝第三书》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种主张重新抄呈，并以此为光绪所推重，立命“誊抄数份，时时省览”。(《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
正是由于康有为在第一次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从体制上改变传统封建政体的方案，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才使它成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篇章。这次上书冲破了清王朝二百多年黑暗统治下一潭死水的局面，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滚滚潮流。
但是，在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车中，却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无论是林旭领衔的福建举人上书，还是麦孟华、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抑或是李桂林领衔的闰三月十六日的上书，都是在极力颂扬孔教，推崇君权，维护三纲五常，把孔教说成是“本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穷天地恒古今而不变”的圣教，并错误地认为，在外侮频仍情况下，中国所以能存在下去，完全是凭借孔教的滋育，使天下人皆知“君臣父子之伦，孝悌忠信之义”，显然，康有为已由原来鼓吹的“兴民权”，倒退到“尊君权”的立场上。三年前他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孔教和君权的赞颂。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康有为的这种转变和倒退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即于6月16日在颐和园仁寿殿破格召见康有为，垂询殷切，洽谈长逾九刻钟之久。通过这次谈话，康有为了解了光绪的变法决心，深受鼓舞。他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之后，于6月22日（五月初四）将两个重要奏折递给光绪。(该折递上日期系从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中查出。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此折上于五月一日。)其一、是《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请求光绪尽快于内廷开设制度局”。妙选通才入直，统筹新政事宜。其二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奏折里，康正式向光绪提出了“令衔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衔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举学行最高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都要成立分支机构；关于孔教会的规格，康主张“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于内阁，总署之于理藩院”。关于孔教会的教义，康有为也有一段绝妙的解释：“夫天之生民有身，则立君以群之；有心，则尊师以教之。君以纪纲治大群，师以义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故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关于君和民的关系，康有为认为：“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圣人之所设。中国圣人，实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皇上得以晏安无为，与二三耆老大臣，垂衣裳而治之，此非法令之所能为，实孔子大教有以深入人心，而皇上坐收其报也。若大教沦亡则垂至纲常废坠，君臣道息，皇上谁与同此国哉？”因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法之道，在开教会，定教律”，这是“根本”，其余都是次要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查阅上开两折，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所用的语言上，都和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的那个公呈惊人的相似，有的简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人们不禁会问：康有为在1897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还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梁启超在当时亦主张用“急进法”进行维新，“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卷一，第77页。)。怎么事隔数月，变化竟会如此之大？
这一方面是与当时新、旧两党斗争形势有关。1898年春，在慈禧的策划纵容下，由荣禄、刚毅等人出面，疯狂对维新派进行攻击，他们指责康有为等心怀叛逆，无父无君，“转谓祖宗成法为无用，欲尽驱入夷狄之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三月二日，刚毅《为时事多艰，直陈愚悃折》。)；认为维新派的“狂煽颠倒，杂乱文体，诬蔑正教”，势必会造成“人心日涣，害且有不可胜言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御史潘庆澜《敬陈管见折》。)。荣禄甚至狂叫：“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紧接着浙江举人孙灏将保国会章程逐条批驳，指斥康有为“将欲为民主教皇”，并认为外患不足畏，而康的民权之说定会使天下大乱。孙灏还将恶毒攻击维新派的文章，“付之梨枣，京外散分”。(《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一时京师气氛十分恐怖。许多人为之震慑。一些曾经附和维保者则动摇、变节，李盛锋、文悌便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悄悄收起了“开国会”、“兴民权”的旗帜，而改以孔教会的教义来广联人才，挽救世变。
事实上，康有为的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绝不能仅仅将此转变归咎于康有为个人的怯懦，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具体表现。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幼年所接受的是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很深。当时，康有为还没有机会系统地阅读关于西方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尚缺乏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把尊孔忠君作为爱国保种的思想基础。他留恋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孔孟学说中无所不包，甚至以为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反映。在“外侮频仍，不能立国”的民族灾难刺激下，他奋然“以经营天下为志”。然而，康有为毕竟还只是从封建士大夫营驿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在他身上还较多地保留着儒家传统思想的痕迹。在中国封建的“旧学”与西方“新学”对垒中，康有为一面向传统的祖宗之法挑战，热心提倡新学，这在甲午战后到戊戌春季之前，表现的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摆脱“旧学”的束缚。在“新学”与“旧学”尖锐冲突中，康有为表现出来的这种左右摇摆，穿凿中西，附会古今，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思想上、政治上软弱性的表现。
造成康有为政治上倒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他对孔教的崇拜与迷信。康有为历来重视宗教的作用，他把西方国家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都归结为宗教的兴隆与否。他在《列国政要比较表》中，把中外情形详加对照后，十分感慨地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日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因此，他在策动这次公车上书过程中，所高举的正是孔教这面旗帜。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梁启超：《康有为传》。)
康有为把摆脱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孔教的振兴上，故百日维新伊始，他就把建立孔教会作为变化的“根本”。康有为所宣扬的孔教，实际上是一个以儒家纲常为主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维新派本身十分软弱，却又十分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深感“无术以救之”，他们找不到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只好乞灵于宗教。企图借孔教的威力来挽救世变，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新旧势力的悬殊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怯懦，使维新派不敢“与众违异，妄招攻击”(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不敢坚持开国会，兴民权，立宪法这一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而是颤颤兢兢地举起孔圣人的旗号，以恢复被湮没有孔子“微言大义”，发扬失去了的圣人之道来召唤、团结封建士大夫从事变法。就连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也主张“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谭嗣同：《谭浏阳全集》续集，第37页。)谭嗣同急切地盼望孔教中产生马丁路德。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他们受传统思想的毒害甚深，也说明他们在行动上不愿与封建地主阶级决裂，转而采取了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方式来实施改革。康有为等人在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活动中的表现，反映了当时先时的中国人在封建正统体中痛苦挣扎，而又不能冲破旧思想躯壳的艰苦历程，他们的所为已为日后变法失败种下了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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