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素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尤以私家藏书之名享誉海内外。常熟藏书甲天下，名不虚传。常熟藏书远有端绪，代不乏人。中国私家藏书始于孔子，常熟先贤言偃为孔子弟子，又是中国南方最早的藏书家和文化传播者。自北宋郑时至明代前期常熟有许多在全国有影响藏书家，至明代后期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中心地，呈现出一批代表一个时代的藏书家和藏书楼，赵氏脉望馆、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钱氏也是园、张氏爱日精庐、陈氏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翁氏藏书均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常熟藏书家兼著述、考订、校雠、编纂、出版，在学术文化各个领域多有建树。《重修常昭合志》载清以前1861人的4191种著作，著述家多是藏书家。东南开道脉，今古挹文澜。常熟藏书家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鞠育一代代读书人，读书种子不绝。历史藏书是常熟最具典型意义和独特特色之处，常熟藏书家的特点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出常熟城市精神，即开放、勤奋、精致、创新。
一、开放。常熟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开放者之藏书。常熟派藏书家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脉望馆赵氏父子通过精校刊刻、编目撰跋、提供阅抄等途径交流私藏。钱谦益早期确如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所指出的那样：“好自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绛云楼失火后吸取教训，将焚余之书悉数赠予钱曾，并在《牧斋有学集•李贯之先生墓志铭》中颂扬李如一“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藏书开放思想。毛晋“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吴伟业《汲古阁歌》赞扬他“君获其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鸡林”指朝鲜。《汲古阁书跋》附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载：“方汲古阁之炳峙于七星桥也，南去十里为唐市，杨彝凤基楼在焉。东去二十里为白茆市，某公红豆庄在焉。是时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三处为归，江干车马，时时不绝，而应接宾客，如恐不及，汲古阁主人为最。”可以想见当时钱谦益在白茆的芙蓉庄（又名红豆山庄）、杨彝在唐市的凤基楼、毛晋在东湖七星桥边的汲古阁宾客络绎不绝，这些地方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地。张海鹏以毛氏汲古阁为榜样，“以剞劂古书为己任”，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张金吾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公开私藏，并说：“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铁琴铜剑楼瞿氏更是公开其藏书，供读书人前往浏览、校勘、转抄、参观，使藏书发挥作用，还编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题跋集录》及撰跋以飨海内外人士，提供所藏善本影印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新中国成立后又将私家藏书捐献国家。
二、勤奋。常熟藏书家都是勤奋好学者，常熟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二是读书者之藏书。脉望馆赵用贤、琦美父子喜藏书，精校勘，开常熟派藏书家藏书、校勘之风。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赵用贤“强学好问，老而弥笃，午夜摊书，夹巨烛，窗户洞然，每至达旦”，其子琦美同样，“朱黄雠求，移日分夜，究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盖近古所未有也。”钱谦益更是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记钱谦益“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之高阁远甚”。钱曾在《读书敏求记》卷二引清常道人跋后称：“清常言校雠之难如此，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钱曾所谓的“藏书者”主要指校雠言。钱曾自己也重视对藏书的校理，终身苦读勤藏，《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载录了其校勘成果。他在《述古堂藏书自述》中说：“必知之真，而后好之始真”，认为嗜书必须真懂书，精于鉴别，这样才能藏到好书。钱谦益曾看到其述古堂藏书“缥青朱介，装潢精致”，“纵目流览，如见故物”。钱曾不仅继承了钱谦益绛云楼焚余之书，还将钱谦益的藏书传统发扬光大，可以说钱曾是钱谦益读书者之藏书的继承人。毛晋曾师从钱谦益，钱谦益称毛晋故于经史全史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毛晋友陈继儒赞扬其“胸中有全书，故本末具脉络，眼中有真鉴，故真赝不爽秋毫”，时人“无不侈其博而服其鉴”。毛晋子毛扆也精于校勘，魏禧在《汲古阁元人标点五经记》中称其“承其家学，为搜辑古椠本，考订讨论，正世本之失”。对于常熟派藏书家多读书者藏书的特点，周星诒（1833—1904）概括说：“藏书家首重常熟派，盖其考证板刻源流，校订古今同异及夫写录、图画、装潢、藏庋，自五川杨氏以后，若脉望、绛云、汲古及冯氏一家兄弟叔侄，沿流溯源，踵华增盛，广购精求，博考详校，所谓读书者之藏书者，惟此诸家足以当之。”[1]
三、精致。常熟藏书家的藏书追求精致，质量一流，常熟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三是好古敏求者之藏书。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首开好古收藏之风，所藏多宋元本、抄本及稿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条中称：“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在卷十“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条中说：“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叶氏还在“明以来之抄本”条里，论述明以来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共23家，[2]其中常熟藏书家占了12家。潘祖荫把常熟派藏书家收宋版书和精抄本区别为两个流派，他在辑刊《滂喜斋丛书》时序陈揆《稽瑞楼书目》云：“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钞，亦始于钱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潘氏已注意到常熟派藏书家好收宋椠与精钞的特点。常熟派藏书家好古收藏成风，不少藏书家嗜好深至成癖。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指出钱谦益“太偏性”，“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钱曾在《述古堂藏书目》序中自述“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被人称为“佞宋刻”。毛晋计页酬钱购求宋椠本和旧抄本，对于世上罕见并被他人收藏而购求不到的宋本，就用佳纸墨影抄，称之为影宋抄，为藏书家们争相效仿和购求。常熟派藏书家大多能够本着读书用书的宗旨和求实精神对待古书，毛晋等藏书家能客观地对待宋本，精心选择并重视校勘，不盲从古本，毛晋刻书均经校勘撰跋，仅收入《汲古阁书跋》中的跋文就有249篇。
四、创新。常熟藏书家在藏书理论与实践上讲究创新，藏书家有自己的理论并形成独特的流派。常熟藏书家的主要特点之四是有自己的藏书理论，这些理论散见于他们的藏书目录、藏书题跋及其文章中。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开近世著录残宋元本先例，其大量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分类较细，对当时的文献单独著录，以及在一些类目的设置上有所创新，他的许多题跋对重要古籍作了评论，包括版本优劣、内容得失、作者思想、著作水平及读书感想、得书经过等，以题跋存史。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述古堂宋元本目录》和《读书敏求记》，分别从体制上首创普通书目、善本书目和题跋目录格式，尤其是《读书敏求记》提出了较为科学的鉴定版式的方法，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钱曾的题跋重在版式装潢、纸张墨式等形式特征的记录和鉴赏，对古书刊印、抄写、藏弆源流的考述精细。毛晋题跋内容包括对学风的批评、对图书内容的评价，以及对作者的介绍评论和对后人评价的引述，其内容和风格影响后人。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最早详注宋元各种版本，便于鉴证，是最早的完整意义的善本书目。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藏书理论和方法的积累，后来常熟藏书家孙从添所撰《藏书纪要》成为常熟派藏书家藏书理论的代表作。严佐之认为：“孙从添不是一个大藏书家，却写出了一部大藏书家未能未曾写出的著作《藏书纪要》……还应当指出，《藏书纪要》反映的是以钱谦益、钱曾、毛晋、毛扆、季振宜、黄丕烈为代表的常熟藏书家一派的藏书和目录学观点，图书版本重于图书内容，版本形式重于版本内容，鉴赏收藏重于读书考订。”[3]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是应同邑藏书家之请而撰成的，共“八则”为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每则均有详尽的论述，旨在为同道传播常熟派藏书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藏书经验和技术。《藏书纪要》系统地总结了常熟派藏书家的藏书工作经验和方法，对后来的私人藏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里，用英文评述道：“《藏书纪要》是整个十九世纪唯一的一部向私人藏书家交代藏书技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他所提出的意见一向为藏书家们谨守不渝，直至今日还对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发生着影响。许多编纂珍本书目的术语都出自该书，更不用说后人以此书的意见为鉴别宋元版本的标准了。虽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版了不少关于图书馆科学的著作，但是旨在指导私人藏书家工作的专著却未问世。假如今后还没有著述来取代《藏书纪要》的地位，那么中国的藏书家们还将在各方面仰仗于它。”[4]
藏书有流派，常熟私家藏书颇具特色，成为独特的流派“常熟派”，或称“虞山派”。“常熟派”之说，最早见诸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的顾广圻（1766—1835）为《清河书画舫》十二卷抄本所辑跋：“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极盛，至席玉照而殿。一时嗜手抄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书散出，余见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书贾钱听默皆甚重常熟派，能视装钉签题根脚上字，便晓属某家人之物矣。余喜从两人问各家遗事颇悉。”[5]顾氏之说侧重于概括常熟派藏书家嗜手抄的特点，其实常熟派藏书家的特点如上所述是多方面的。虞山藏书流派，是文化源远流长的虞山派画派、诗派、琴派、印派、书派诸学术文化流派之一，又是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流派。明代后期特别是嘉靖以后常熟涌现了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其中有中国一流的藏书家，当时的常熟也就成为全国私家藏书中心地。明诗坛领袖、虞山诗派宗师钱谦益(1582—1664)是虞山藏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藏书来自刘凤(子威)厞载阁、钱谷(叔宝)与钱允治(功甫)父子悬罄室、杨仪(五川)七桧山房、赵用贤(汝师)子赵琦美脉望馆等藏书，后两家都是明嘉靖以后常熟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藏书家，换言之，虞山藏书流派可以说崛起于明嘉靖以后，明末清初成为具有辐射和影响力的独特流派。常熟派藏书家、藏书楼在数量上在全国县市中遥遥领先。据统计，中国历代藏书家为4715人，其中明代869人，清代1970人。中国藏书家省区分布江苏为967人，占20.5%，最多的10个县市为：苏州268人，杭州198人，常熟146人，湖州94人，绍兴93人，宁波88人，福州77人，嘉兴75人，海宁67人，南京60人。常熟仅次于苏州和杭州，在县级市中无疑当列为第一。另据《江苏刻书》、《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艺文志》、《琴川书志》等统计，明代常熟藏书家约有150多人，其中124人有刻书活动，清代常熟的藏书家与明代相当，有125位藏书家刻过书。明清两代常熟一地有近300位藏书家。《[同治]苏州府志》称：“常邑自绛云、汲古以至爱日、稽瑞，二百余年间储藏家代不乏人。”由于藏书家多且有特色，《常昭合志》率先在地方志中专辟藏书家一门，其类序载：“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好事者得之，或谓虞山某氏之所录，或谓琴川某人之所题识，以相引重。”叶德辉在《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中，对明清常熟的收藏给予高度评价：“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仙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
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乾嘉之际，有张月霄爱日精庐、陈子准稽瑞楼，近今犹有瞿子雍铁琴铜剑楼。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常熟作为明清时期私家藏书中心地，不仅仅有藏书家、藏书楼数量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有收藏质量上的优势。赵氏脉望馆所藏《古今杂剧》242种，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大宝库。钱谦益绛云楼光是收藏的宋刻本就多达数万卷，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称钱氏藏书“所积充牣，几埒内府”，有“大椟七十有三”。《牧斋遗事》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绛云楼被焚后，钱谦益在《宋本汉书跋》中痛心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钱曾接受了绛云楼焚余之书，其宋刻书“可当绛云楼之什三”，藏书多至4180余部。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达10.4万卷，且多宋元秘本、孤本。陈揆的稽瑞楼所藏不下10余万卷，多罕见之本，唐代以前的著作略备。瞿氏铁琴铜剑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翘楚，其藏书质量公认最古最善。翁同龢被列为晚清九大藏书之一，仅入藏上海图书馆的翁氏回归书80种被誉为迄今为止我国从国外收购到的一批数量最多、品相最好、种类最全、价值最高的珍稀古籍善本书。常熟派藏书家开崇尚宋元版之风，加之常熟富饶之地，士民殷实，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求古本，所藏宋元本特多，如今传存和入藏国库的宋元本，大多经常熟派藏书家递藏。仅瞿氏铁琴铜剑楼捐赠北京图书馆并载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达242种2501册。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著录北京图书馆宋版书60种，其中31种经常熟派藏书家递藏过，可见藏书质量之一斑。
参考文献：
1.周星诒．题记．见：章钰．钱曾《读书敏求记》校正．台北：广文书局，1967
2.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
3.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1～42
4.谭卓垣著，徐雁译，谭华军校．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5.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三.见：王欣夫辑.黄顾遗书[M].王氏学礼斋刊，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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